创作歌剧剧本《萧红》是对萧红这样一位命运悲惨，而其文学作品又如此奇瑰的女作家表达敬意。想以戏剧的形象展现她的一生。

上世纪3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的年轻一代，尤其是小说家们，带着大都市产生的新文学视野，看向他们自己的故乡。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风情、老舍笔下的旧北京芸芸众生、萧红笔下黑土地人们执著地生执著地活等，其实是新文化运动遍野开花的崭新气象。直到今天，这批乡土新文学成果仍然令人愉悦，令人着迷。与此同时，在国破家亡的危机中，这些文学新青年在作品里又发出爱国主义及反抗专制的强烈呼喊。在这样一场文学运动中，萧红独具特色，其作品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逐渐占领了中国的大东北。他们吸取当年“拓殖”朝鲜与中国台湾的经验，开始了一系列野心勃勃而又阴险恶毒的东北殖民化过程。日语从小学开始就是学生们的必修功课，大力提倡日本文化，同时，大量移民深入到东北的村庄乡镇。一些日占时期的资料显示，当时东北许多村庄的村长、保长、甲长，及一些骨干住户都是日本人。整个东北，其户籍制度及行政管理完全日本化。这与后来日军攻入华北、华中、华南后所实施的政策很不一样。一句话，东北被日本看作是殖民地，关内被日本看作是战争中的占领区。

对日本侵略者来讲，要想在东北全面殖民化，彻底消灭中国人民身上的本土文化，将他们变成不认同中国的人，就成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在中国台湾，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奴化教育。

在如此残酷的背景下，萧红的创作就不再是单纯的新文学乡土化，而是有了极其重要的战斗意义。作为东北黑土地的女儿，其从哈尔滨开始走上文学道路起，她笔下最有光彩、最具有特色的，都是以东北本根文化为内容的作品。看似拙朴其实内秀的描述将东北人民原生态的生存状态，活生生地端到我们面前。从她的作品里，能闻到黑土地的气息，能看到生命之河的奔流。那些艰难生活的人们，他们的顽强、他们的质朴、他们的挣扎，甚至他们的蒙昧与混沌，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那是对黑土地民族文化的发掘与张扬，是大张旗鼓对东北人民的国家民族属性的强调，是对殖民者最阴险的文化灭绝的坚决抵抗。那是真正的文化抗战。而萧红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个人悲惨坎坷的命运遭际中完成的。我们由衷地赞美她，因为她的作品是美的、积极的，是石头缝里钻出来的美丽花朵。

隐忍个人命运的不幸，不顾内心情感的伤痛，罔顾颠沛流离的境遇，至死以文化反抗日寇殖民化，进行不屈抗战的女性作家——这便是剧本塑造萧红人物形象的基本着眼点。为了将人物形象以戏剧行动的方式展现出来，我们设计了她与父亲、与汪恩甲、与萧军、与鲁迅先生、与端木蕻良等一组人物关系。这是一个女人与五个男人的戏剧关系。这五个男人切入到她命运与精神的五个不同层面，成为全剧史诗般表达的强烈契机。人物关系的发展变化，其内涵是人物性格，其外延便是人物的舞台行动。在萧红的戏剧人物关系中，重点是萧军、鲁迅先生与端木。萧红真正最爱的人是萧军，却被他深深伤害。她与萧军的关系，是其精神世界里文学与爱情的双重关系。从上海时期始，她爱情之火窒息的过程，却是她文学之焰升腾的过程，这中间起重要作用的是鲁迅，因为鲁迅的精神指引，她的文学创作才上升到自觉的民族文化抗战新高度。而端木在剧中的存在，是她爱情的残火，降低到希求平淡家庭生活的再一次重燃。然而深爱萧红的端木，由于情感与生活的笨拙，依旧未能给萧红安全感。于是萧红“总是一个人走路，创伤沿着脚步攀援”……她的寄托，她的生命，便全部放到了创作上。她这一时期的作品灿若云荼，达于巅峰，燃尽了她的激情，也燃尽了她的生命，却在泥泞中挣脱出了永恒的春天。

剧本还在另外的美学范畴里设计了一组人物关系。那就是萧红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在精神世界里的纠缠与碰撞。那些小说中的人物与生活中的萧红互文，彼此进行各自的深度解读，并加强舞台呈现的生动性。但是从根本上讲，萧红与自己作品中人物的关系，是一种表现主义色彩的叙事关系。歌剧最不善于讲述情节，因此用萧红作品中的人物，作为一种变形歌队，加强全剧的叙事功能。歌队的使用也确立了《萧红》是一个带有心理叙事色彩的歌剧。以萧红的心理时空展开叙事，使得剧本撷取内容的自由度广阔，同时可以迅速推进戏剧情节，进入歌剧抒情情境。

《萧红》歌剧剧本写的是不屈者的命运悲剧，是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战斗到底的悲壮者之歌。然而萧红的不屈与战斗，都是通过文学创作来进行的。也就是说，萧红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就是她的生命、她的生活。于是，对于该剧的唱词，我们尽最大努力，以一个文学家的语境来呈现，而且要贴近萧红的语言风格。同时，更要适合歌剧唱词本身的审美特性与技术规范，即歌剧的唱词应该是诗、歌词与戏词的结合体。它们必须要有戏词的动作性，又要有歌词的优美性及易于上口等特点，还要有诗的韵味。且唱词追求要与人物形象契合，唱词的气质要符合人物的性别、年龄、职业、性格特点等。

如剧中萧红，前一刻刚刚因为耐受不住饥饿，想去拿邻居门上的面包，表现她处境悲惨、没落。后一刻当知道自己的《跋涉》出版时，情感立即飞扬、壮阔……萧红唱道：

我有了一个新生命，

那就是文学。

贫困与饥饿如刀剑相迫。

只要走入文学，

就只剩下欢乐和自由 流金岁月。

文学为我插上翅膀

带领我在天地间狂野。

唤起一天明月，

照我满怀冰雪。

坐地日行八万里，

滚滚红尘飞越。

《萧红》的舞台呈现为适应音乐结构的需要，最终由三幕缩减成两幕。同时一些契合人物的唱词，调整得更加口语化，造成萧红人物定位的偏离，非常遗憾。

在中国歌剧发展的道路上，音乐与剧本的技术与操作关系仍然是一个应该深入讨论的课题。阔别祖国50年的斯特拉文斯基降落在莫斯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肖斯塔科维奇，两人见面，斯特拉文斯基对肖斯塔科维奇说：我猜你不喜欢普契尼。答曰：是的，我不喜欢普契尼。也许两位作曲家是迫于环境的压力如是表达，但也可以解读为他们对音乐流派的态度。歌剧毕竟是音乐的艺术，因此剧作家在深深地伤痛的同时，也只能对作曲家坚守的音乐方式予以理解并释然。

萧红短短31年的生命历程同样也是充满遗憾的。她在离世时，依旧挂怀她有许多的写作计划没有完成，于是发出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叹惋。那么今天书写萧红这样一个用文学作为武器、与命运进行抗争的女性，在为她欷歔的同时，也令我们在国家富强、民族强大的今天，抚今追昔，珍惜当下。图片摄影：牛小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