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梁启超传》《张恨水传》等纪传作品广受读书界瞩目的解玺璋先生，对历史人物的关注，不仅限于近代。他新出的这本述史论人之作《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把蜀汉至西晋的陈寿，元初的刘秉忠、马致远，晚明的李贽，清初的陈洪绶、傅山、黄宗羲、吕留良，清末的冯桂芬、俞理初，以至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徐世昌、严复、林纾，都纳入了观照视野。而这些人物之所以汇聚到一起，恰如书名所指，是因他们都属遭逢了王朝更迭或中西冲突的时代鼎革之大变局，不得不在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上作出取舍抉择的一类历史人物。

身后荣享“良史之材”美誉的陈寿，却在《三国志》中留下了回护魏晋、避忌史实的曲笔，被宋人批评为“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刘秉忠早年官场失意，一度出家隐居，却因海云禅师荐举，得到被忽必烈重用的机会，后成为建造元大都的总设计师。散曲圣手马致远，在科考并不实行“以曲取士”的年代，缠绵仕途，为官多年，最终很可能是因为像他事后写的曲子里所悔叹的那样，风流韵事张扬过度，触犯了禁止职官“频入茶酒市肆及倡优之家”的律法，被断罪罢职，落得个“功名一旦休”的尴尬下场。尽管如此，20年出入宫禁，草拟圣旨、公文的职业积习，还是驱使着暮年的马致远时时写出些歌功颂德的滥调谀辞。相形之下，同样是才子，也同样曾汲汲于功名，身处明亡清兴的飘摇乱世之中的天才画家陈洪绶，就清醒冷静得多。个人报国无门的连串挫折和众多师友直言罹祸的严酷事实，最终让他弃绝了功名利禄的执念，深怀亡国之痛，以落发为僧、自我悔悟的方式，走完另一种方向上的君子殉节之路。

对于李贽、傅山、黄宗羲、吕留良这几位思想史上的名人，书中对他们在个人“抉择”和社会“鼎革”两相颃颉之际的表现，更多地进行了切入诗文与言行细节的对读阐释。得益于作者精当老到的写作笔力和推敲考辩，不少以往在史料史著中盘绕纠结、众说纷纭的话题，都有了分寸恰切的归结。如：李贽、傅山虽然人生行迹迥异，但在人格精神上同样都极度珍视独立和追求率真；而起初惺惺相惜、彼此激赏的黄宗羲与吕留良，后来又分道扬镳、势同寇仇，则与他们分别尊从阳明学和朱子学的学理信念，以及看待阳明学是否应对明亡承担罪责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此外，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变法主张、俞理初著述中的女性平权呼吁和女教妇德批判，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主谋作用，严复列名筹安会的前因后果和严复个人的性格及思想背景，《抉择》一书也各列专文，做了有新意的事实梳理和观点论析。

特别是书末一篇《一场诉讼：百年之后再评说》，发掘并解读了林纾在1917年2月，也就是《新青年》上吹响“文学革命”号角的同时，于天津《大公报》和上海《民国日报》上重复发表的短评《论古文之不宜废》，从而证明林纾反对白话文运动原本是出于恳切平实的理性思考，后来闹到恼羞成怒、不可收拾的地步，主要是《新青年》同仁用“双簧信”给林纾硬派罪名，林纾早年学生张厚载随之又刊布传言威胁陈独秀、胡适，接连激化矛盾所致。这番精约的考辨，与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在《林纾冤案事件簿》一书中更加细密的史料勘察，恰可互补互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