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文学评论/新闻

关于回忆的一点儿回忆

——写在《汪曾祺回忆录》书前 □汪 朗

汪曾祺说过:“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尽火气,特别是除尽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他的其他文章,许多也是回忆,大都散见于《汪曾祺全集》的散文和谈艺诸卷中,其中不少篇“有我”,还有一些“无我”。

“有我”不难理解,“无我”,指的是文章中所涉及的事情,本来是老头儿亲身经历的,但是他并不点明,而是藏在后面,换个方式叙述,好像与汪曾祺无关。

比如,他写过一篇《西南联大中文系》,里面谈到当时的教授如何爱才,还举了不少例子。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给闻一多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地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地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论》。就凭这份报告,在期末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的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了王了一先生(即王力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老头儿在文章中感慨:“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这里面提到的“一个同学”“一个学生”,名字都叫汪曾祺。这是他和我们闲聊时“交代”的。还有一些事情他在文章里省略了,比如闻一多先生看过“一个同学”写的读书报告还有一句评语:“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这篇报告是他替晚他一届的同学代写的,闻先生对此并不知情,但看得出有汪曾祺的风格。

我一直以为,老头儿在这些文章中隐姓埋名,是不好意思张扬。现在想想,他这样做可能还想让文章的意思更突出,更可读。比如,他写《西南联大中文系》,是想反映当时教授的爱才之心,如果总提汪曾祺,岂不成了教授只爱某人之才,成何体统?因此只好拿自己的经历改头换面放入文章之中。老头儿在回忆文章中的“有我”与“无我”,都是有考虑的。

汪曾祺看人看事的角度,往往与一般人不同。他写过一篇《闹市闲民》,说的是西四公交车站附近住的一个老头儿的事儿。此人以前是中学的工友,退休后一个人住着,每天起来就是扫扫地,然后做三顿饭,闲下来看看街景。这位老人一辈子没什么光辉业绩,值得一提的就是拨鱼儿的技术很高,一碗拨鱼儿是一根,而且粗细如一。老头儿在文章最后说:“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拨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最后一句话是:“这是一个活庄子。”

那个老头儿我也见过,因为西四公交车站左右就他一个人住,但从来没和他说过话。我在西四等车的最深印象,是103路无轨电车上的一个中年女售票员,很胖。那个站经常有很多人在等车,但车上再挤,下面等车的人再多(当然不能有上百人),她都有办法把每个人都塞进车里。最后的几个人堵在车门口动弹不得时,她就会站在后面,把肚子缩进去,然后使劲儿向前一顶,三顶两顶,车门就关上了。我当时总想,这位大婶这么卖力气,为的就是让更多乘客早点回家,实在应该当劳模。想不到,有人居然能在这样环境下,发现一个“活庄子”。这个老头子,真是不寻常。

老头儿写文章,不喜欢煽情。他认为,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感伤主义,而感伤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他写的回忆亲友的文章一般也很节制。他写过许多关于他的老师沈先生为人为文的文章,心态大都比较平和,尽管他对沈先生多年的遭遇一直感到不平。沈先生逝世后,他写过一篇长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讲述了自己与沈先生多年交往的许多事,谈到与沈先生最后的告别只有几句话:“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就那么几句话,把他对沈先生的感情写尽了。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动人不在高声》。信然。

老头儿回忆亲友的文章还有一个特点,越是亲密的人,越无话可说。沈先生是一个例外。作家中,他和林斤澜的关系最好,交往也多,但是关于林斤澜本人,他只写过一篇短文《林斤澜!哈哈哈哈……》,很传神。大学同学中,他和朱德熙的关系最好,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不分你我。汪曾祺当年从昆明初到上海,食宿无着,在朱德熙母亲家中混了好一阵。他当了“右派”下放张家口,回京探亲时到朱德熙家做客,顺手把人家的两本线装书带回了张家口,一直没还。前两年我们整理家里旧物时,发现了书页上有老头儿写的说明,才知道此书的来历,还给了朱家的后人。就是这样的关系,朱德熙在美国得了肺癌逝世后,老头儿却显得很平静,只写了一篇发言稿《怀念德熙》。我们原以为这个汪曾祺到了晚年,什么都看淡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

一天晚上,老头儿吃完饭回到自己房间里画画,忽然发出一阵阵长嗥,我们以为他犯了什么病,赶紧进屋查看。只见他满脸泪水站着,书桌上放着一幅刚刚画好的画,下面是两朵玉兰,上面是一只孤鸟,正准备落到树枝上。画的右下侧题了两行字。一行是“遥寄德熙”,另一行是“曾祺作此泪不能禁”。可能他画的内容和他与朱德熙的交往有关,勾起了对老友的思念。老头儿见到我们,大声哭着说:“我就这么一个最好的朋友啊!就一个啊!不在了!呜呜呜呜……”我们才知道,他对朱德熙的感情这么深。老头儿去世后,我们在他的书桌里发现了这幅画,寄给了朱德熙的夫人。

这件事让我们明白,汪曾祺不太在文章中写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就是因为感情太深。感情太深,下笔就容易失控,写出的东西过于感伤,而这是他所不赞成的。因此他需要让时间平复情绪,然后动笔。不过,这只是我们的推测,他没说过。这个老头儿……

2020-09-16 ——写在《汪曾祺回忆录》书前 □汪 朗 1 1 文艺报 content56354.html 1 关于回忆的一点儿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