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发展既是历史的大趋势，又是时代的主旋律。此中的大目标、新使命和动力源，则始终紧紧地凝聚和深深地镌刻在“人民”二字上，因为改革发展既是为了人民，又要依靠人民，其成果也必定和必然要由人民共享。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文明之“芯”和精神之“爝”的文化，不仅极其重要，而且融贯全程，始终发挥着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强大作用。故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前不久他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教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为“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此中，作为文化之构成要素和基本形态的文艺创作，则笃定会成为和要成为其中的核心与主角。

文艺同人民的关系不仅是鱼与水的关系，而且是源与流的关系，由此而决定了文艺一旦离开人民就不仅会枯槁，而且会绝生。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必然会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学活动同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始终如一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就要求作家在创作实践中既“要将人民作为作品主体去写”，又“要以人民的眼光去写”。而要做到这一点，文艺家就必须在创作实践中“坚守正确的艺术理想，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切实做到不仅有意愿，而且用行动深入生活底层，撄及社会脉动，契合发展锋旌，感应时代潮头，并高度自觉而有效地在这整个过程中紧紧地追索着人民的愿景，深深地呼吸着人民的呼吸，由衷地快乐着人民的快乐，真切地忧患着人民的忧患，通过创作实践而全方位、深层次、大格局、高站位地表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奋进式生活与创造性劳动。

一

文艺之所以要服务人民、表现人民、歌颂人民，始终以人民为主题和主体，这不仅因为人民是生活的创造者、社会的变革者和时代前进的驭手与推手，而且还因为以人民为主体的现实生活，始终都是一切文艺创作的强大胚基与不竭源泉，同时也是一切优秀文艺作品的审美主体和评判主体。由此而决定了文艺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与主从关系，甚至我们完全可以笃定：只有人民，才是文艺的活力源与生命线。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为无本之木与无源之水，哪里还称得上什么充满活力与魅力的艺术生机和审美创造呢！实际上，文艺作品的生命力与感召力，从来就是基于和源于对人民的真切描写和崇高礼赞，并因此而获致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大众认可，进而转化成为社会变革与时代进步的强大推动力。像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果戈理的《死魂灵》，像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像鲁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的《屈原》、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像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像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张炜的《你在高原》等作品，就都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时代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起到了激励和推动的积极作用，并为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人群树立了前进的路标，擎起了精神的旗旌，造就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范，特别是在深层次上氤氲出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尤其是一如19世纪美国内战之前最畅销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竟能以文学自身的力量而引发一场促使社会发生急遽变革的国内革命，并通过革命而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

所有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有鲜明而强烈的人民性，并因此而深得人民的认同与接受。文艺家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营养、选择主题、描画特定的生活情境、塑造具有历史特质和时代意义的典型形象，且以艺术的形式将之作为审美对象而返还给人民大众，使之从中得到启迪，受到鼓舞，获致思想感召、艺术熏陶和道德的纯化与升华，从而孳衍出文明的社会因子与精神的不竭动力，用以推动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这便是文艺与人民之关系的内在机制与辩证法则，这同时也是文艺的生命核质和价值源泉。由此可见，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不仅是彼此相依的，而且是血肉交融的，在互有所恃、所倚、所凭、所契的前提下，文艺对人民的倚重则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这也就是说，文艺一旦离开人民，其生命之火便必熄灭，其艺术之花便必凋萎，其功能之效便必摧折，其审美之韵便必泯灭。当然了，人民也自然会随之而失却来自文艺的思想烛照与美学滋养，进而陷入文明的荒原与精神的凹地，乃致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人格矮化与生活窳陋。

显然，在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中虽有主从之分和本末之序，但其在总体上、全局上和常态上，则是谁也离不开谁。只不过人民永远都是文艺的生命之源，而文艺始终只是人民的精神花朵与思想蓓蕾，并由此而决定了文艺对人民的无前提倚重与依赖。这种关系，就像鱼和水的相生相依、各得其所一样。鱼固然因为有水才能生存，而它同时也赋予了水以生机与活力。我们说生活是文艺的源泉，而人民则是生活的主人。任何瑰奇壮美、五彩斑斓的生活，既是由人创造的，又是由人维系的。离开人，尤其是离开人的群体，即人民，一切所谓的社会生活便都必将化为乌有、不复存在。所以，从根本上说，生活为文艺之源的实质，即是说人民乃为文艺之本。而“本”者，根源之谓也。这说明，只有人，才是文艺的本源。而人民则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和创造力的大众集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为什么呢？就因为人民永远都是时代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也永远都是生活的创造者、驱动者和主人翁。这就自然决定了一切文艺创作都应当和必须皈依人民，表现人民，服务人民，歌颂人民，从人民所创造的历史鸿绩与现实生活中汲取源源不断的丰富营养，并以之为据、为范而采用多彩多姿的笔触全方位地描画和表现人民变革现实的伟大实践及其无限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是要充分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相融会的创新精神和典型化的创作方法为人民造像，替人民抒怀，对人民进行满怀激情的礼赞与歌吟，将人民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艺术化，使人民的情感、心愫、梦想、追求典型化，从而以人民为时代之主体和生活之主人而实现惊艳式地开启时代大幕，创造性地激扬改革精神，全方位地展现民族风采，高频次地唱响中国旋律，在使文艺从人民中汲取充沛的激情、睿智的哲理和昂扬的诗情画意的同时，更使人民从文艺中收撷丰盈的精神果实和饱满的获得感。这就要求文艺家必须高度自觉而有效地深耕生活、贴近人民，始终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真诚地把人民的喜怒哀乐融会于自己的心中，倾注在自己的笔端，满怀诗意与激情地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本色中发掘和表现明亮的心灵与真诚的人生，从而通过深刻提炼生活而达臻精准表现生活与全面展现生活的高度、深度和深情质朴的本色与底色。

此种现象作为规律，作为通例，是极具广普意义与范式效应的。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文艺的生命力都是这样形成的，文艺的影响力都是这样发挥的。因为文艺在本质上从来就是人民的事业，既因人民而生成，又因人民而发展。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既没有生成和存续的条件与必要，又失却繁荣和发展的气候与土壤。因此，文艺永远都是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精神花朵与艺术果实，而时代、社会、生活的主人，又则永远都是人民，这就天然地形成了文艺与人民的血肉关联。在大变革的时代和大发展的社会中，尤其如此。这使鲁迅的小说、冼星海的歌曲、徐悲鸿的绘画、贺敬之的诗歌等，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美学符号与精神标识。同样，从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再到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长篇小说所体现和所传递的，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人民创造历史奇迹、推动社会前进的英雄行为与美好愿景的生动写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始终都是核心，是主体，是永恒的基石与动力。所以，文艺表现生活、反映时代、描绘社会的本质，就都是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人民”虽只是由两个字符组成的集体称谓，但其中却有着大内存、大世界、大乾坤。对之，创作者不仅需要仰视，需要敬畏，而且尤需“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务须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以求通过典型化的艺术途径而讴歌奋斗的人生历程，塑造光鲜的人物形象。

二

文艺的核心旨要和崇高使命，永远都在于通过审美途径而以艺术的方式表现人民、服务人民、歌颂人民、鼓舞人民，在使人民不断得到充实和提高的同时，更赋予人民以创造的激情与文明的粹质。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和完成这一任务，创作主体就必须实现从“我”跻于“我们”的认知转换与精神升华。这一实现过程不啻是思想与艺术的提升和飞跃，更具有革命性质与本质意义，并因此而必定会给创作带来全新的变化和巨大的起搏，足以使浅薄变为厚重，低俗变为淳雅，冷漠变为热烈，猥琐变为崇高。历来的好作品和大作家，就都是在实现了这种根本性的转换与飞跃之后，才得以形成和出现的。否则，只蜷缩在自己的生活小天地中，只看见自己头顶那一小块灰蒙蒙的天，只恋栈于自己的小情感、缱绻于自己的小人生、纠结于自己的小得失，终日不厌其烦地咀嚼着自己的小悲欢和小算计，并将之扩容、放大到足以覆盖全世界。处于这样的生活领域和精神境界，乃是尽管才高八斗、笔走龙蛇，也终究无法写出好作品和大作品来的。因为生活的内容决定作品的内容，精神的高度决定创作的高度，一旦睽隔生活主潮和疏离人民大众，一切所谓的创作也就只能是水花镜月、涸辙之鲋了，不但会尽失元气，而且会陷于孤岛，只能在人生大社会与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然而，做到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则惟在于创作主体首先必须挚爱人民，深入生活，关切并参与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衍进，时刻把创造历史的黎庶百姓放在心中，始终争做新生活的创造者和大时代的弄潮儿。

然而，就现实的创作而论，却常常会出现如许误区和悖论。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些作家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我强化，将人民虚化，将社会淡化，将生活固化。在一些创作者的心中和笔下，“人民”只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创作时不要的子虚乌有，而自我的心绪与思路、感观与体验、情愫与志趣、意态与欲望，才是真真灼灼的存在，才需洋洋洒洒地表露。于是，在这些创作者们的作品中，人们所看到和感到的，便只有“我”的赫然存在与无限放大，而终归难觅“我们”的些许身影与心音。

其实，真理往往并不复杂，并不玄奥，真理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简明扼要、一语中的、切中宏旨。而非真理、非道义的论说反倒常常会标奇立异、故弄玄虚、莫衷一是，直让人眼花缭乱、心旌倏忽、不知所措、无所适从。文艺上一度出现的种种脱离人民的“主义”、口号与思潮，其实都是炒冷饭而充奇货、假秕糠而卖新鲜的做法，无非是想要以之弱化、颠覆乃至取代文艺的人民性、时代性、社会性。而可行的、实际的方向、方略和方法，则永远都是以人民为主体和主人的改革时代与现实生活。这也就是说，人民性始终都是正确的创作思想和先进的美学意涵的基石与酵素，同时也必定和必然是先进文化与现实主义的核质和胼体，并由此而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所附丽的现实主义，特别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方法、典型化与多样化的美学法则和艺术方法，永远都是对人民性的最大包容与最佳表诸。故此，我们的文艺要秉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用中国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就务须做到热络大众情结，凸显改革潮流，强化社会意识，紧扣生活脉动，始终把人民看在眼中、揣在心中、融在情中、化在笔中，以充满豪情的壮丽笔触全方位、多角度、深钩稽、广辐射地描绘和表现人民的精神风貌与生活图景，多彩多姿地提炼和描摹“我们”的创造性劳动与开放式生活，并以之而深度体现改革时代的大情怀与新景致。这就要求创作主体首先必须走出“自我”，走向人民，真真切切地在从“我”走向“我们”的实现过程中进行彻底的立场转换与高度的精神升华。不仅要身入人民，而且更要心系人民，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中与广大人民群众时时相惜、事事相济、处处相融、心心相印。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人民、挚爱人民并通过体悟人民的意态和谛听人民的心音而将其写“真”、写“深”、写“活”、写“美”，从而以艺术的方式为改革时代的中国人民立丰碑、著青史、筑高台，同时也借重人民的力量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民族的“芯”片与精神的标识，一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期冀、所要求的那样，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始终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为我们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

这是期待，这是要求，这更是冀望与指令！我们必须做到，我们定当做到。而我们得以做到的基础和前提则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笔始终都原原本本、真真切切地服膺人民、皈依人民、奉献人民、歌颂人民，因为人民永远都是时代的中坚、生活的主人、改革的动力、文艺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