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最后一道弯的发现
1965年12月6日，新华社分管国内宣传工作的副社长穆青，新华社国内部工业组组长冯健，相偕踏上从北京开往郑州的列车。
穆青、冯健本拟去西安筹备新华社国内分社工作会议。绕道郑州是因为想到刚刚遁去的三年自然灾害，还在中国城乡一些角落拖着一条尾巴。如何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发现能够从人们心底唤起深厚而持久激情的先进典型，激发全社会热情，推动正在复苏的国民经济持续向好？穆青寄希望于故乡。
当天，穆青在河南分社与一线记者见面。素来喜欢“抓活鱼”而不喜欢“炒冷饭”的穆青，要求大家多讲“带露珠”的鲜活素材，并点名让领导未安排发言的周原讲采访情况。刚从豫北老灾区采访7个月归来的周原，以直抵人心的灾情回放打动了穆青，得到热情鼓励。这使当年因写三门峡水利工程铺张浪费内参被打成右派、腹有诗书但长期坐冷板凳的周原热泪盈眶。临去西安前，穆青安排周原到这些年关注较少的豫东摸线索，10天后他回郑州时听汇报。
周原受领任务当天即径赴杞县采访。不料，县委书记白天忙着开三干会，晚上又被一台戏拴住了，派了个不了解情况的局长来见他。这令周原大失所望。出师不利，心气儿很高的周原有些急了。
第二天一早，周原拎着包跑到汽车站，在小食摊上吃了一碗元宵，扭头看见一辆公共汽车准备开出，抓起提包一个箭步蹿上了车。上车后周原忽然想起来问：“同志，这车是去哪儿？”
售票员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周原，没好气地说：“兰考。”
兰考就兰考，反正是豫东的地儿！周原暗自嘀咕着，兵败杞县的挫折感开始淡忘，心中升腾起新的希望。周原在兰考县委大院碰到县委新闻干事刘俊生，进屋刚说明来意，刘俊生就打断他的话说：“你快来吧！兰考除‘三害’把县委书记焦裕禄都活活累死了！”
周原“咕咚”咽下茶水，站起来问：“焦裕禄是怎么累死的？”
刘俊生把周原领到住室，给他看焦裕禄坐过的藤椅和穿过的旧鞋袜，给他讲述除“三害”最紧张时，焦裕禄肝病日益沉重，他用硬物抵在椅靠上顶住肝区止痛坚持工作，藤椅被顶了个大窟窿……
周原凝视藤椅上的破洞，仿佛瞬间被击穿。虽然他尚未意识到，这把椅子将开启中国新闻史上一次重大寻访和发现，但十八年新闻工作的经验告诉他，焦裕禄正是自己要寻找的那个人！
周原采访了兰考最了解焦裕禄的县委副书记张钦礼。1964年5月16日，焦裕禄病故第三天，张钦礼在河南省沙区林业工作会议上发言时跑了题，把造林经验介绍变成了焦裕禄事迹汇报。主持会议的副省长王维群感动之余，安排与会代表讨论焦裕禄事迹，并要求与会的新华社等单位的记者找张钦礼采访焦裕禄事迹。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二版刊登新华社播发的焦裕禄事迹消息，11月22日，《河南日报》头版头条配社论刊登这一消息，并加了“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向已故前兰考县委书记学习”的副标题。采访中，张钦礼的讲述像开闸的水龙头，从清晨淌到黄昏，从白天流到黑夜，滔滔不绝讲了十八个钟头。那些尽现党性与人性之美的事例、细节，以滚石下山之势猛烈撞击心扉，使周原感到难以承受之重。周原返回郑州向穆青、冯健汇报，随口抛出几个沉甸甸的例子，焦裕禄有棱有角的形象便赫然矗立眼前。穆青不禁心向往之。
此行中原，穆青曾想采写林县人民开凿红旗渠的壮举。周原在兰考的发现，使他看到了那个苦寻无着的瑰宝正抖落尘埃，静静躺在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熠熠闪光。显然，眼下去兰考更为必要和迫切。他像一个全局在胸的战役指挥员，下决心调整部署挥师豫东。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冯健、周原走进兰考县委大院。
写灾情不写阶级斗争的担当
穆青一行在兰考采访的日日夜夜，每一刻都被泪水浸透。采访愈深入，三人哭得便愈厉害，甚至到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地步。鉴于焦裕禄战斗生活的兰考引发的汹涌情感，短期内已使他们无法理智驾驭思维之舟，穆青决定移师开封写出焦裕禄通讯初稿。
1965年12月21日，穆青三人离开兰考来到开封交际处，当晚就开始谋篇布局。焦裕禄的模范事迹太感人，材料也太丰富，但动笔时，两个突出的难题横亘眼前，令他们无法坦然前行。
其一，稿子写不写自然灾害？这个今天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当时却令业界名宿左右为难。那时，新闻报道要求正面宣传，通过展示光明给人民以信心和力量，不能写阴暗面给社会主义抹黑。殷鉴不远，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倾，业界多有因报道灾情和困难而触霉头者。新华社杜导正、纪希晨等七名记者，因发表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受到处分。彭德怀历数“大跃进”的问题而成为“庐山反党俱乐部”头面人物，更是痛犹在心。但萦绕穆青心中的却是恩格斯的名言：现实主义文学除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严重灾害是兰考典型环境的底色，不写灾情，怎么营造塑造典型人物焦裕禄必需的典型环境？回避矛盾，怎么真实再现特定历史环境写出人物的历史命运，呈现具有明显个性的“这一个”？穆青的政治水平与担当，正面临从业以来最严重的考验。
夜阑人静，穆青回顾兰考见闻，感到焦裕禄遇到的困难，既非常典型，又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兰考历史上那些沙进村没、沙飞人亡的惨剧，多年来百姓年复一年冬出夏归大面积逃荒要饭，都是确凿存在的事实啊！品读焦裕禄在兰考的全部奋斗，差不多都与内涝、风沙、盐碱严重自然灾害紧密相连。不写疾风，遑论劲草；不写灾荒，哪来的焦裕禄！鉴于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同“三害”不屈不挠斗争的主题是积极的，他们认为，在全国经济开始复苏之际，可以适度报道三年困难时期一个县的灾情。穆青深思熟虑后作出决断：写！同时要求注意把握，写灾立足于抗灾，写穷立足于治穷。
其二，写不写阶级斗争？穆青作为国家通讯社领导，当然知道这个敏感问题的分量。1962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中央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之际，宣传主政一方的县委书记不写阶级斗争，政治风险显而易见。
穆青冷静分析后认为，兰考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坐等饿毙还是奋起抗灾自救，而不是阶级斗争。他不能忘却“大跃进”年代，报纸跟风逐潮助长浮夸风这一烙在记者心头永远的痛。穆青以超越时代局限的勇气毅然拍板：“兰考阶级斗争不突出，我们不写！”
确定以治理“三害”等矛盾为主线写焦裕禄，抓住了焦裕禄典型的本质，客观反映了兰考现实，赋予焦裕禄通讯恒久的生命力，也为一个政党铸造焦裕禄精神，奠定了坚实宽广的基础。
入夜，周原展笺起草通讯初稿，两赴兰考采访的情感喷涌、碰撞、沉淀、升华，继而化为鲜明的思想红线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于是，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归来的焦裕禄，风尘仆仆站在眼前，众多说不尽焦裕禄与他们骨肉亲情的兰考乡亲，声泪俱下站在眼前。那些感心动耳又令人唏嘘不已的兰考故事，像汪洋恣肆的江河湖海，奔来眼底又注于襟怀，几经撞击回旋，终于化作涓涓细流，从他的笔尖一泻而出。夤夜走笔，周原伏案疾书，泪水常常不由自主打湿了稿纸。奋战一天一夜，一万二千字的初稿一气呵成。
“会下残棋”的省委书记表态
1965年12月26日，穆青三人在郑州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汇报了兰考采访情况，周原读了焦裕禄通讯初稿。
刘建勋曾任湖北省委副书记，1957年广西饿死人他受命赴桂担纲，深入调查调整政策，允许农民耕种房前屋后土地，稳住了大局。毛泽东说，刘建勋有文有武，是一个会下残棋的人。1961年5、6月间，刘建勋在京开会，一天夜间已服安眠药睡下，被电话铃声惊醒后赴中南海面见毛泽东，获悉中央已决定他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找他谈话说，建勋啊，你命苦，1957年广西出问题饿死人，要你去，现在河南饿死人，又得你去！
刘建勋治豫善抓短板，始终关注全省25个重灾县。1962年初，他在洛阳矿山机械厂检查工作发现，从农业战线来的焦裕禄领导有方，堪当重任，遂萌生从重点企业抽调优秀干部加强重灾县想法。3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莅豫视察，刘建勋汇报了这一动议。经李富春、陶铸同意，河南省委调原由地方支援工业的25名干部进重灾县领导班子，焦裕禄任尉氏县县委书记处书记。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调兰考主持工作后，刘建勋多次前往调研指导工作，亲身体察到兰考的奋斗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更加全面地认识了焦裕禄这个在洛矿即给他留下良好印象的干部。
1964年4月初，焦裕禄由开封卫生学校附属医院转送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一天晚饭后，刘建勋叫上公务员黑留长，两人步行穿过三个小区和三条马路，来到省委第一招待所，亲切看望慰问了在此暂住的焦裕禄，叮嘱他务必树立信心，安心治疗。1964年5月16日，焦裕禄追悼会暨安葬仪式在郑州革命公墓（今郑州烈士陵园）举行。刘建勋同省、地、县有关领导同志及焦裕禄亲属出席。
汇报中，穆青顺应兰考人民意愿，建议尽快将焦裕禄墓迁回兰考。他们获得了最宝贵的支持——刘建勋的表态。刘建勋代表省委提出，准备办好三件事：一、授予焦裕禄同志以革命烈士称号；二、尽快将焦裕禄迁葬兰考，按他的遗愿埋在沙丘上；三、在兰考举办焦裕禄事迹展览，或者办一个展览馆。三件事很快一一落实。
吴冷西力挺穆青秉笔直书
穆青返京后，立即向《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汇报。
吴冷西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42年7月起就和穆青一起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两人隔一个窑洞办公。抗战胜利后穆青调往东北，1949年4月从《东北日报》调任新华社特派记者，吴冷西已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50年7月，穆青随四野南下回京不久，吴冷西开始主持新华社工作。1950年冬，穆青受命主持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工作，华东总分社撤销后，又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穆青起初对到上海工作恇怯不前，担心应付不了“十里洋场”的复杂情况。吴冷西说，去吧，你需要在这种环境多加锻炼，经受摔打。在根据地如鱼得水的穆青，上任后与同仁黾勉苦辛，朝乾夕惕，上海分社景色日新。1956年，吴冷西指示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一时间，新华社上下掀起学习上海经验的热潮。
眼下，在举足轻重的焦裕禄报道关键问题亟需定夺的节骨眼儿上，在穆青职业生涯的重要关头，爱将走进了主帅的办公室。穆青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吴冷西的鼎力支持与帮助。
不巧的是，那天吴冷西很忙。听到穆青提出汇报兰考采访情况，他没有表现出穆青期待的关注，嘴里只蹦出俩字：“没空。”
“我只要半个小时。”穆青不待吴冷西表态，硬是像打楔子一样，从他已排满的日程中挤进去，简明扼要汇报了半个小时。
吴冷西从穆青速射炮一样密集的信息轰炸中，迅速作出了判断：焦裕禄是一个独具特色十分难得的重大典型。吴冷西显然已经意识到了穆青向他汇报的用意所在：从前方回来的新华社首席记者，请社长在报道的主题和文中涉及的敏感问题上把关定向。
焦裕禄通讯能不能写真实的灾情？可不可以不写兰考客观上表现并不突出的阶级斗争？穆青汇报中提出的两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实际上涉及要不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触及1958年“大跃进”以来，党报在新闻宣传中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
吴冷西忆起，1958年6月，随着农业、钢铁、煤炭生产相继放卫星，“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四处泛滥。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出，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当年11月22日晚，毛泽东与他和田家英谈话说，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作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
新闻宣传的经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把实事求是思想楔入吴冷西心底。新闻宣传任何时候都要忠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都要从本质上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吴冷西同意焦裕禄通讯适度反映兰考灾情，不必迎合宣传主调写阶级斗争。当然，事关重大，他打算向中央请示。当吴冷西听到动情处，身不由己站起来说：“写！发！”
吴冷西鼓励穆青把稿子写好，同时先在新华社内部作个报告。
周原后来说：“没有穆青，焦裕禄这篇东西写不出来。首先是敢于突破禁区。没有人敢写饥饿逃荒。这是一大突破；敢于不强加阶级斗争，这又是一大突破。这要有政治胆略，从政治上高屋建瓴，驾驭这个题材。”穆青的担当，有吴冷西坚强臂膀的支撑。
穆青在新华社作的报告获得极大成功。焦裕禄扣人心弦的事迹，迅速降低了听众泪点，开讲不久，情感海啸就突如其来，风起水涌，顷刻淹没了礼堂。穆青在台上讲得泣下沾襟，员工在台下听得一片抽噎，成为嗣后宣传效果的预演，达到了投石问路的目的。报告远超预期的强烈反响，使穆青对搞好焦裕禄典型宣传充满信心。
彭真果断拍板推出焦裕禄
吴冷西支持穆青秉笔直书，极大坚定了他和冯健的信心。两人七易其稿修改通讯，吴冷西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后通过了此稿。然而，启动焦裕禄宣传这一重大工程，有待历史选择一位拍板决策者。
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回忆，鉴于吴冷西对通讯所涉敏感问题难以最后做主，又无法形诸笔墨成文请示，于是他带着穆青，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汇报了焦裕禄典型宣传及稿中写灾情不写阶级斗争两个重要问题。彭真审阅焦裕禄通讯清样后果断表态：发！
吴冷西向彭真请示报告，是因毛泽东曾当面指示吴冷西，《人民日报》有事情要多请示，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同时，也与党的八大选出中央书记处后，彭真协助邓小平在书记处负总责有关。邓小平在一次会上曾说：“彭真实际上是党的副总书记。”当时，中央在外地开会期间，彭真常留京主持书记处工作。
吴冷西请彭真定夺焦裕禄通讯，或许还因为毛泽东刚让彭真担任“五人小组”（后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为彭真、陆定一、周扬、康生、吴冷西）组长。冯健说，吴冷西和穆青是一天晚上到彭真家向他汇报请示的。《彭真年谱》1966年2月7日记述显示：
△审定《人民日报》于当日发表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长篇通讯。9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学习焦裕禄的通知。
《彭真传》载，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焦裕禄通讯和社论，是彭真决定发表的。这篇通讯稿写成后，穆青等对能否公开发表，曾有两点担心：一是写了兰考县的灾荒惨状，是否会被认为暴露黑暗面？二是没有写阶级斗争，是否有悖于当时宣传的主线？吴冷西为此请示彭真。彭真仔细阅读后当即拍板发表并要求配发社论。
彭真果断拍板宣传焦裕禄时，正面临着巨大政治压力和风险。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名批判《海瑞罢官》的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彭真没有急于让《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而是召开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听取大家意见，慎重调查了解吴晗的历史，认定吴晗与庐山会议及彭德怀并无关系。
12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同彭真等人谈话时尖锐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彭真当即向毛泽东报告，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此后，彭真要求单独同毛泽东谈话。翌日，毛泽东约见了彭真。据薄一波回忆：“由于彭真同志的坚持，毛主席只好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再做政治结论。”“正因为毛主席同意（尽管比较勉强）先不对吴晗的问题做政治结论，所以才有1966年2月3日彭真同志召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彭真在这次会上指出，已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没有联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会后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臻执笔形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通称为“2月提纲”）。
1966年2月8日，焦裕禄通讯发表次日，彭真与陆定一、康生等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毛泽东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说，吴晗当然有政治错误，但和彭德怀没有牵连。
后因江青、康生等人诬陷挑唆，彭真被打入“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反党集团”，蒙冤十二年始得平反。
身处危境推出焦裕禄，是彭真蒙难前值得青史纪传的拍板。
一蓑风雨任平生。展望中国共产党人铸造焦裕禄精神幽深迷离的历史窗口，多少风雨历程尽收眼底！
邓小平批准深入宣传焦裕禄
在中国共产党开国领导人中，邓小平是惟一在焦裕禄生前了解其模范事迹，并在疾病诊治上给予关怀帮助者。1964年4月8日，焦裕禄转北京协和医院，兰考县委派民政局局长袁汉琪连夜进京。
翌晨，袁汉琪在北京一下火车就直奔中南海，要求面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袁汉琪在邓小平任政委的第二野战军特务营当过营长。不巧的是，首长不在北京。几天后，袁汉琪从报上看到邓小平在京会见外国友人，再赴中南海。邓小平在办公室接见了袁汉琪。袁汉琪向总书记汇报了焦裕禄的病情和事迹，请求派专家会诊。邓小平听完汇报给中组部领导写信，将焦裕禄查病事宜交他们办理。随后，邓小平要求袁汉琪给他写一份有关兰考情况的材料，内容有三：一，兰考的灾情；二，兰考干部的作风；三，重大问题。
中组部领导接到邓小平的信后非常重视，除协调中央有关部门和医疗专家给焦裕禄会诊外，还临时安排两辆小汽车，一辆由一名处长专门联系医疗专家会诊用，一辆供焦裕禄在京查病时乘坐。
在邓小平亲切关怀下，中华医学会领导亲自到病房看望焦裕禄，详细询问病情，并调集首都知名医学专家来院会诊，共商挽救焦裕禄生命对策。堪称国士的专家仔细为焦裕禄检查，反复研究病案并进行会商。在这位钢铁战士面前，他们被焦裕禄同肝癌顽强斗争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无奈焦裕禄已是肝癌晚期，杏林精英也无力回春……
对党的优秀干部焦裕禄的英年早逝，邓小平深感惋惜。
1966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编委会、新华社编委会就焦裕禄重大典型后续宣传，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陆定一和党中央打报告。
报告在汇报焦裕禄通讯发表“震动了全国，广大干部的反应尤为热烈”，“此事反应还在继续发展”后提出，我们打算继续大张旗鼓地、扎扎实实地宣传焦裕禄同志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成长，他的模范事迹和优良品质；宣传各个战线，特别是县委学习焦裕禄同志的活动和效果；宣传一些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好县委；并针对当前干部思想革命化方面的一些问题，对照焦裕禄同志的模范事迹，继续写一批社论。宣传中准备以干部特别是县级干部作为重点，进一步解决干部思想革命化和县委领导革命化的问题。关于县委革命化的讨论，也密切结合学习焦裕禄的事迹。报告在列举下步拟重点宣传的六项内容后提出，要继续充分反映这一学习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反映各地县委以焦裕禄同志作为镜子，用整风的精神，检查思想，检查本地区、本单位的工作，找出同焦裕禄同志的差距，提出缩小差距的措施，采取改进工作的行动。同时，也要适当注意避免简单化和形式主义等毛病。
2月25日，陆定一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编委会报告上批示：“报中央书记处。”他在报告中“宣传一些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好县委”后加括号写下“重要。但勿浮夸”；在“关于县委革命化的讨论”后加括号写下“县委革命化的讨论，是否就以焦为中心”两则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当日收阅报告挥笔批示：“同意。”
焦裕禄典型推出两周后，报告为已问世的“孩子”办了出生证。
邓小平批准焦裕禄宣传计划后，《人民日报》宣传焦裕禄底气充盈，共发八篇社论，2月7日到4月5日在一二三版刊发28期、109篇学习焦裕禄的报道和文章，第六版还连续刊发“十赞焦裕禄”的系列署名言论。这种气势、规模和力度，在典型宣传中可谓空前绝后。
1966年2月，李先念从河南返京后向邓小平报告，兰考变化还不大。邓小平问，谁负责的？李先念说，是刘建勋。不久，正在兰考调研的刘建勋接到邓小平的电话，指示要很好地帮助兰考解决实际问题。刘建勋向邓小平汇报了兰考县委制定的改造陇海路两侧六万两千亩盐碱地的计划，反映了兰考劳动力不足的困难。邓小平对刘建勋反映的问题很重视。不久，解放军驻豫某部派出两个团开进兰考，部队官兵在陇海路两侧高标准修建大片高于地面一米、可排涝排碱的台田。
1990年6月15日，邓小平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焦裕禄》题写书名。这一举动，成为全国掀起新一轮焦裕禄热的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焦裕禄这一典型的宣传是最为成功的。从1966年2月7日习近平在八一中学被老师读的焦裕禄通讯感动得热泪涌流，到他在各级领导岗位大力宣传并身体力行焦裕禄精神，直到进入党中央领导层和领航中国后三赴兰考，对焦裕禄精神作出新的概括和阐述并为全党践行示范引路，焦裕禄精神的接力铸造和不懈传承，成为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非凡定力和竭诚为民政治自觉的生动证明。
（本文根据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作者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