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天，我得以入读鲁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在文学馆路45号鲁迅文学院那栋小楼生活4个月，这是我步入社会工作后所度过的最为纯净的文学时光。犹记得报到那一天，门口的玉兰开得正盛，与文学馆院子里那几株烂漫的樱花遥相呼应，洁白得像重生的雪。因为这些花绽放在这个地方，更因为我深知这个地方曾生活过一些让我敬仰和尊重的优秀作家，这夺目的洁白于我而言就有了特殊的意味——这就是文学的颜色吧。

在鲁院课堂上，我们这些“大龄学生”汲取着“营养”，文学、电影、音乐、心理学、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并认真整理听课笔记。很奇怪的，这里没有考试，也不需作业，但内心会生出一条“纪律”来，大概因为这种时光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了应对公务、家事等繁冗的俗世生活而言，弥足珍贵，是因珍惜而形成的“纪律”。这是一种奇妙的感受。

“收获友情”，这几乎是每个鲁院学员的共识。可以想见，一群写作的人，敏感地闻着气息，挑剔着找到相投的人，是不容易的。我跟王秀云、安庆、刘迪生、王月鹏、何立文几个走得近，几乎天天腻在一起，被同学们笑称“六人帮”。饭余课后，我们绕着文学馆小径一圈一圈地散步，谈写作，谈人生，有时聊到一些无解的困境，我们会嫌这一圈圈的转悠有点像该死的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我们就散到街上去，从文学馆路到育慧南路，从惠新西街往惠新东街，过往的人群让我们安心，这活色生香的生活跟文学才最搭。当然，最最搭的，还是坐在某个苍蝇小饭馆里，喝着最便宜的那种“勇闯天涯”啤酒，就着廉价的酸豆角肉末，喝至沉默。“你说人生艳丽我没有异议，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语”。写作的人，内心都有自己的沉重，从45号院内那个文学场域一脚踏出来，滚滚红尘扑面而来，梦与现实一墙之隔，写作到底为了啥？我们能写出什么名堂来？喝得微醺，我们在经贸大学校园里拦下一个明眸皓齿的女生：“同学，请问刘迪生作品研讨会在哪个教室？”我们认真又急切，仿佛这场研讨会重要得不容错过。女生先是一脸懵，接着一脸抱歉。我们扬长而去，留下一串狂笑，就像六个骄傲的疯子。在某个清晨，喝着食堂一碗小米粥的时候，安庆说，我昨天晚上写得酣畅，一宿没睡。看他黑黑的脸膛散发着光彩，我们心领神会，如出一辙，那些沉重又复杂的情绪被写作的快乐驱走。

学期的后半段，我们六个人会时常到鲁院对面的经贸大学食堂吃饭。因为食堂的一侧，有个教工就餐区，那里有两张带转盘的桌子，我们端着餐盘到那里吃。相比我们常去的苍蝇饭馆，转盘自带了高级感，我迷恋那种高级感。写作的人都清贫，吃不消频繁带转盘的消费，苍蝇饭馆实惠小炒勉强能应对。坐在积满油垢的小木桌前，月鹏常怀亏欠地对我说：“下次我给你背个转盘来。”分别已六年，每想到这句话，我又温暖又感伤。

在毕业典礼晚会上，我们六人想合唱一首歌。首选我们挚爱的《蓝莲花》。但是，经过一次次排练，觉得唱好难度太大，只好选择一首应景的《干杯啊朋友》。我们练习了一次又一次，迪生做了舞台设计：每人端着一杯红酒上台，自由发挥。我们都是羞涩的人，为了给这段鲁院生活留下难忘的记忆，鼓起豁出去的勇气。没想到，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最后压轴，早早准备了六杯红酒放在教室一隅，等到上台的时候才发现，被保洁阿姨误以为是残酒收拾掉了。失去道具，我们六个站在台上干唱。大概因为这首歌太熟悉了，我们没唱几句，台下的同学都纷纷上台。于是六人演唱变成了集体合唱。而我们细心抠过的那一句句转音、真假换音的唱法，混杂在大合唱中，无人理会其准确性、调性，真是大团圆结局。

因为还想着那首歌，临别的前一晚，我们几个到三里屯一个酒吧，各点了一杯名字怪怪的酒，期待那个长得跟许巍有几分相似的男歌手，唱完《暧昧》，唱完《小情歌》之后，能唱出我们心中那首《蓝莲花》。男歌手哼哼唧唧唱了一首又一首，《蓝莲花》并没有响起。服务员说，你们可以点歌。歌单拿上来，在歌目的后排，寻到《蓝莲花》。100块一首。我们陷入沉默。100块，够我们到苍蝇饭馆吃一顿含啤酒的饭。就在服务员要离开之际，一贯沉默的立文，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拍在桌上——“点！”

歌手唱得不好，软塌塌的《蓝莲花》让我们极其失望。等到第二段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跟着节奏吼出了压抑已久的那一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我们的歌声盖过了他，我们唱着唱着，唱出了眼泪。为这分别之际，为这不复返的美好时光，为这难以干杯独自吞咽的文学……

离开鲁院六年，我们六人时常通话，谈得更多的是各自的生活。我跟秀云常常唠叨譬如储钱养老、科学养身的方法，琐碎、私密如家人间的谈话。对于我们这些写作的人而言，好好活着才能好好写，也深知，真实的情感远远超过精心的虚构，因而倍加珍惜这段奇妙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