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纵览里下河文学的发生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乡土精神作为里下河文学的主题内涵，完成了一个由内涵确定、发展、丰富、裂变与重塑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竟然非常自然地契合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发展进程。
乡土精神，从内涵的确定性上讲，必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乡土、乡井来自骨血的爱恋与坚守，二是对乡土文明与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赞赏，三是对乡土精神的真、善、美的文学描写，四是对乡土精神衰败与农业文明凋零的无尽感伤与挽救，五是对农耕文明失落的诗性化回望、乌托邦式的重构以至乡土精神的重塑。
具体到里下河这一特定的地域，乡土精神还须有其特定的内涵。
从里下河文学的滥觞之作看，汪曾祺的作品中，透着抒情诗般的恬淡宽厚，他着力描写生活中的欢乐和温馨，以贴近观察的姿态生活又从较远距离旁观冷静地思索，作品中洋溢着一种罕见的超然与达观。他的小说里很大一部分只取一人一事，或奇艺，或怪癖，或妙语，或劣行，例如《故里三陈》《受戒》等作品，摇曳多姿，平实中见奇崛，和谐中见丰富。汪曾祺曾言：“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因而，他的作品里所显示出的乡土精神，往往与里下河地区的风俗人情、自由恬淡的天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因此确定了里下河文学中乡土精神的基本内涵。
此外，汪曾祺夫子自道：“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但其小说中也自有金刚怒目的气概。像《大淖纪事》中写锡匠们上街游行：“没有旗子，没有标语，就是二十来个锡匠挑着二十来副锡匠担子，在全城的大街上慢慢地走。这是个沉默的队伍，但是非常严肃。他们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这种带有中世纪行帮色彩的游行与请愿方式，其实也是里下河乡土精神中的重要内涵。这种抗争意识，在后起的作家作品中随处可见。
乡土精神中的哲学内涵，也因汪曾祺的作品而得到了确立与成型。一般说来，人们都认为，儒释道相互渗透是对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意识的不刊之论。这种儒释道相互渗透也注定了汪曾祺作品中有着一种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而这也恰恰是后起的作家一直处于矛盾与纠结而无法解决的困惑。当然，困惑的存在，方显出一种精神态的成熟与丰富。
此外，追求生命的自由，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并借此达成作品对底层的关爱、对人性的抚摸，以及对我们民族深情的热爱和赞美，也自然是里下河文学乡土精神的重要内涵和最高境界。而这一境界，构成了独特的汪曾祺文学胎记，并成为里下河文学乡土精神中的重要精神财富和价值追求。
我们看到，无论是汪氏自身的作品，还是后来者的作品，随处可见这一精神境界的驱遣与作用。
二
曾有论者认为，上溯至30年前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在根脉上都是农民形象，即便是官员、军人、各种职业群体，无不是穿着不同衣服的农民，从骨血及精神底色上，都无法摆脱我们这个农业大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在人物身上烙下的印记。但是，情形从本世纪开始有了转变，真正的农民群体已经渐次萎缩，特别是新人形象的诞生，因而，真正的乡土精神已经成为稀有品种。
因而，里下河文学乡土精神呈现出两极化发展的状态，且在传统乡土精神的传承中也呈现出更其丰富丰满的精神状态。我们看到，在里下河文学作品中，对于从汪氏作品继承而来的乡土精神，以及由这片广袤的平原所包有的乡土精神的底蕴，不但没有式微，反而在新世纪以来呈现出少有的繁荣。更为可贵的是，无论作家群体的代际嬗变与更迭，里下河作家群对乡土精神的讴歌与追寻，从来没有停止过，且因为时代的进步，作家在反观这片土地及创作过程中，赋予了里下河文学中乡土精神以新的内涵。譬如，作家更注重水的意象的营造及以水润德、随物赋形等哲学内涵的开掘。更其突出“水”这一意象所具有的诗意，是当下里下河文学作品中一个非常显见的标志。“水”孕育了里下河文明，也形成了里下河人与“水”难分难解的文化品格，细腻、温婉、节制、冲淡。“水”成为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重要内涵，也成为影响其创作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汪曾祺写水，胡石言写秋雪湖的水，毕飞宇写乌金荡、大纵湖的水，刘仁前则想象出一个香河之水，苦苦经营了数十年。刘春龙的《乡村捕钓散记》专注于渔事与水上文化的构建，吟唱着一曲关于水的船歌、渔歌。刘春龙的《垛上》进一步描画出水上生活，并因此而构建了文学史上一种特定的人物形象“垛上人”，填补了文学人物画廊中的空白。
与刘春龙的“垛上人”形象相似，共同成为里下河文学人物画廊重要的形象的，是由刘仁前打造出的“香河”。刘仁前以写活了这条名叫香河的河流而奠定了香河作为母亲人物形象的重要内涵，香河的历史，香河的记忆，香河对香河儿女的哺育、淘洗、熔铸与精神再造，香河儿女对香河的反哺，完美诠释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乡土精神内涵。笔者曾论及香河因此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标志与文化图标，也是基于这样的文学逻辑。
此外，以“温润与温暖”“悲悯与叩问”“抗争与坚守”“原乡”“离乡”“返乡”“失故乡”等主题，相继出现在作家的作品中，成为新的文学标签，重新改写了里下河文学乡土精神的内涵，这些应时而生的文学主题，也可以说是对里下河文学中乡土精神的再造与重新界定。如毕飞宇的《平原》《玉米》，费振钟、王干、刘春龙、李明官的里下河文化散文系列，以及曹文轩的《草房子》、朱辉的《白驹》、庞余亮的《薄荷》、顾坚的《元红》、胡石言的《秋雪湖之恋》、夏坚勇的《秋韵》等，均可看成是新的乡土精神的文学演绎。
值得一提的还有李明官的《范家村手札》，从容不迫、浅吟低唱，在追求古风之中颇有中国小品散文的语言神韵，再一次为当下里下河文学的乡土精神回望的品质定格。李明官以生于斯长于斯离于斯而常常回于斯的范家村着笔，写这个村落的一草一木、坝头河坎、沟沿渠畔、柳花、晚饭花等近乎天籁的古朴乡风，写出了范家村闭塞的、极具原生态的血肉、灵魂、语言、物事，但李明官以立足大地、恭敬乡梓的姿态，那种雅致，那种对先民的回望，那种对乡土的眷恋和对逝去的乡村“风景”的讲述，从另一个侧面，描画出了一种令人感动而感伤的乡土文化与乡土精神的悄然改变与失落。
三
接续李明官散文中所流露出的失落与感伤，我们发现，里下河文学中乡土精神所具有的失落与感伤，在另一批作品中得到了更其充分的体现。
这种因里下河生态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失落与感伤，某种意义上，是因为里下河生态出现了三种巨大改变：一是人们的生存依托已经从水上转到岸上，“垛上人”已经彻底消失；二是交通方式已经抛弃了过去的船运，从而产生的时间感觉也迥异从前；更重要的是，地质地貌已经完全改观，原先的河网密布、小桥流水、港汊纵横交错的生态，在当下已经完全改变，使里下河人出现了一种对生存环境的陌生感，伴随着这种陌生感而来的，则更多是融入现代化发展中的愉悦和感伤。伴随着这种改变的，则是里下河人新的情感状态与精神状态。也就是说，传统的乡土精神，已经随着里下河生态的改变而必然面临改写的命运。
当然，作家们是敏感的，特别是那些走出的作家，已经敏锐地将笔触伸向现代城市文明与高科技文明的领域，书写出一种失去故乡背景下的人世悲欢与沧桑巨变。即便是本土作家，像谷怀在《南瓜花》这部长篇小说里，虽然以极具乡村文明的意象作为作品的线索，但最终却以主人公抛弃故土、离开乡井收尾，因而极具象征色彩且意味深长。其他作家如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朱辉的《暗红与枯白》《七层宝塔》则非常及时地以自己的笔触描写了断裂时期的乡土精神所遭遇的尴尬。
还有像刘仁前的《浮城》《残月》、曹学林的《船之魅》、刘春龙的《垛上》、鲁敏其大部分以东坝为背景的中短篇佳作如《白衣》《逝者的恩泽》等作品中饱含着对往昔里下河生活形态的诗意的追念与感伤，其作品的主要精神内涵一方面仍然有对乡土精神的回望与坚守，但另一方面，却有浓重的失落与对前路的迷惘。
然而，继起的青年作家如费滢滢、庞羽，则以“80后”“90后”作家的标签，实现了与过往农耕生活与农耕文明的彻底断裂，从而走上了另一条里下河文学生态之路。当然，她们及她们所代表的代际，特别是庞羽的创作，我们也只能认定其写作仍然是里下河生态性质的文学，不是她们改变了，是里下河的文学生态改变了。
而里下河文学生态的改变，势必带来乡土精神内涵的新的附加增殖，而这样的增殖内涵究竟是什么，作家们一方面在拭目以待，一方面则以自己的作品在力图演绎与构建。
我们所能预知的，是乡村生产经营模式的巨大变化、乡村道德伦理式微等迫切的现实问题与人性的挣扎、心灵创伤等内在的焦灼，由此带来的新的躁动，新的价值观念的艰难形成，会使里下河文学注入新的内涵。如沙黑的《瞬间难归》写出了新的乡村社会空巢化的危机，而朱辉的《七层宝塔》则反映了在当下社会变化中价值观的变化，农民面对现实的茫然和无奈的抉择、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与疏离。
正像有论者论及的，里下河许多作家在回望从前的时候，感觉到更得心应手，而现在及将来，作家们的责任与良知、道德感与文学场域的建立，文学的教化功能，文学理想的落地与诗学乌托邦的构建与重塑，都将是我们这个高度智能化的时代所要遭遇的沉重话题，当然也是里下河作家们所要面对的困境。
时代不可逆转，我们也无法回到从前，这正昭示着里下河文学在乡土精神的重塑方面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