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青年作家们笔下，有关家庭伦理冲突及“无序”的家庭状态书写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颜歌的《我们家》、阿微木依萝的《我的父亲王不死》直接冠以家庭、父辈的名题，内容也主要是书写父辈。张悦然的《茧》从历史的角度书写父辈对子辈的深远影响，着重书写子辈那种无法摆脱的无奈状态。郭爽的《离萧红八百米》中主人公母亲离世、父亲再娶、自己离家，后续的命运几乎都和这种突然的家庭变故有着直接的关联，郑执的《森中有林》开篇就是小说主人公在父母的忌日去祭扫的情节，诸如此类，这种“无序”的家庭状态描写几乎遍及所有的青年作家。
在更为年轻的“90后”作家笔下，家庭和家族的分裂、父母之间的冲突、父辈对下一代的束缚、父亲与子辈的冲突等等描写更加常态化、随意化，甚至污名化。李唐的《身外之海》是一部典型的“缺父”作品。小说开篇就写到父亲，但是在小说主人公眼中，“父亲是一具空壳”，后来父亲生意失败，父母离异，主人公离开家乡。而父亲缺位之后，主人公的依靠则转向了自己接替其工作的退休警察。李唐另一部小说《月球房地产推销员》中有为了摆脱母亲控制，逃向月球这样的情节书写，与父辈的关系是该小说着重表达的东西，而逃离是根本的主题。王占黑的《去大润发》有“我没敢问他为什么始终没提到父亲”的表述，杨好的《黑色小说》中父辈与子辈的矛盾有职业选择的冲突，小说中的人物M的理想是当作家，而父母坚持让其学医，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周恺的《苔》则书写了一种毫无血缘关系的抱养来的“父子”关系。
放眼到创作体量更加庞大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这种书写更明显。何向的《预告南方有雨》讲述的是子辈与父辈的代际冲突。庞羽的《一只胳膊的拳击》书写了祁茂成与祁露露两代人的生活境况，对父亲祁茂成失败的人生描写用了大量的篇幅，而这不过是祁露露童年阴影的一种主观投射。尤其是父辈中的“曼江赫本”以“曼江五毛钱”的身份出现时，作者完全将对父辈的反抗或者对上一代人生活的否定表达出来。国生的《温室效应》中，生意失败的母亲将儿子当作生意来经营，楚斌一直生活在母亲的控制之中，作品中的畸形恋情都与父母感情不和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重木的《无人之地》主要讲述主人公和母亲的冲突，范墩子的《我从未见过麻雀》书写家庭暴力与父辈冲突……通过文本细读可以提炼出一些关键的叙事要素，“缺父”“审父”“弑父”是青年作家们乐此不疲的话题。
青年作家们秉持这样的一种叙事伦理，反复书写这样一种畸形的家庭状态，有着很多内外在原因。首先是文学传统对青年作家们的深远影响。在五四时代的白话文学起步阶段，家庭往往与“封建”“落后”“愚昧”挂钩，只有冲破家的牢笼，才会迎来光明的世界。反抗家庭、反抗父辈上升为反封建、反宗族、反传统等社会变革的绝对高度，年轻人也只有离家出走，才能走上革命道路，迎来光明的新世界。“十七年”文学时期，子辈代表着进步、革新与希望，父辈代表着落后、保守与愚昧。最终，新生的力量战胜传统的旧派观念。在新时期文学伊始，大量的先锋小说也是如此。“弑父”甚至成为一个鲜明的主题和研究者反复提及的论点。自然，青年作家们能接触到的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有相似的表达。
考察上述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作家年纪，他们大部分都过了青年时期，书写这个主题自然也融进了更多的思考。当下不少年轻作家们的写作资源就是直接移植于这些文学传统，还未来得及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时代变了，但是文学青年们文学认知和对时代的把握还没来得及更新，不管文学传统中的这些文本是诞生于何种语境，表达何种诉求，他们都不加区分地予以挪用。对文学传统的把握深度不达标，让他们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显得不合时宜。
这也与青年作家们的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匮乏有关。当下的青年作家们生在了和平的环境，享受优越的成长环境和良好的教育，不过，这些条件于文学而言也可能是一种缺失，是一种“匮乏”。家庭——学校两点一线的生活经历和生活视野必然决定了作家的创作视野。家庭自然成为他们写作起始和聚焦的地方。对家庭的厌恶、对父辈的反抗或许只是小说主题之一种，但是大量文本不断重复同一类型的事件，这种对抗冲突完全还停留在青春期一种生理上的“叛逆”，将作品用来发泄对“代沟”的怨怼。
这也可以从反面来进行论证。在成熟作家们的笔下，家庭关系不再是如此简单的对与错、爱与恨、聚与散的二元区分，而是关联着更多的问题。格非的《望春风》开篇就是一幅父子同行的画面，温馨而甜美，这已经与《边缘》《敌人》等早期作品中模糊的父子关系完全不同了。小说家梁鸿的《梁光正的光》由父辈的经历思考社会和乡土生活。但是在文本中，作家并不仅仅是书写这种对父辈的情感，而是将其放置在时代的大背景中进行整体考量。纵观这些作品，在描写家庭伦理和书写父母子女关系的时候，没有局限于简单的爱恨情仇，而是以小见大，写出了超越个体、超越家庭的东西。由此也可以看出，生理年龄和创作的年纪都决定着作家对家庭关系的认知，青年作家们的写作，还需要深度耕耘，需要岁月的陈酿。
这种单调而重复的家庭伦理叙事也是当前文学创作大环境导致的结果。即便是早已成名的大作家们，能够挖掘的主题也很有限，要么选择搁笔不述，要么是重复自己的常态。名家们尚且如此，遑论青年作家们了。“快”是当下文坛最大的特性，纯文学书写领域，一年一部甚至两部长篇小说早已不是惊诧之事，“快”意味着来不及认真处理生活经验，无法进行深度的反思，只能流于表象的生活世界。青年作家们儿时记忆中的父母一次争吵乃至父母的离婚经历，一句道听途说的新闻，一部新近阅读到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迅速转化为自己下一部作品中的中心主题。其实，单纯来看文本本身，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并不逊色，甚至很出色，但是匠人气息十分浓厚，能明显体察到一种套路感，特别是在思想上仿佛被困住了手脚，难以突破。青年作家们如不能处理好生活经验与创作之间的关联，不能在简单苍白的故事中融进更多的思想，不能将文学创作“慢”下来，很快就会榨干他们仅有的一丝文学天分，与文坛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