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我们党百年光荣的漫漫征途，始终有理想信念的火炬在前面引领着、照耀着，行进在这个大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会感受到她那耀眼的、让心灵更加晶莹美丽的光芒。在暗暗长夜中，她像大海里的灯塔，给这支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的船队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信心和勇气；在阴云密布、风暴来袭的日子，她像厚厚云层上面的阳光，给不屈不挠的奋斗者战胜艰难困苦的希望！
最让我感到荣幸的是，在人生和文学创作道路上，我曾于1975年和1986年两次重走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对这条路的探寻采访及其思索，是我们百年党史教材的重要一课，也成为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一支由数十万衣衫褴褛、饥饿疲惫的战士组成的队伍，满怀生存的渴望与解放的畅想，同异常强大的敌人展开无数次殊死斗争，同内部的错误路线和分裂言行不断作不妥协的较量，在大半个中国的穷乡僻壤、险山恶水间曲折前进，途经十余个省区，行程数万里，终于闯出了一条生路，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失败走向胜利，这是中国革命理想和信念的胜利。
早在1929年1月，由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签发过一个《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以下简称《布告》），现在人们还可以在瑞金博物馆里看到这张颜色变黄的纸张，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从《布告》公布到新中国成立，中间是20年的漫长岁月，而我们的前辈却敢于说“夺取政权，为期日近”！这是何等高瞻远瞩的革命眼光和胆识啊！
在瑞金沙洲坝，我访问过一个老赤卫队员杨连荣，他1915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军，在九军团工兵炮兵连当班长，执行搭浮桥等任务。1934年，他在福建松毛岭执行任务时负伤，被送进红军第三后方医院，战略转移时，他随医院走到信丰、安源交界处，被敌人打散了。杨连荣一路讨饭回到沙洲坝。他耳朵背，我们站在他对面大声喊话，他好似听不见。而他讲的方言，我们十有八九听不懂。好在他讲话不多，他给我们唱了许多红军时代的歌曲，他唱的歌词比他讲话时说的词句还清楚呢！他唱了《红军歌》，又唱《少先队上前线歌》。每首歌他都先唱一遍，然后我们请他唱一句停顿一下，以便我们把歌词记在本子上。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工农群众拥护真正多，红军打仗真不错，粉碎了敌人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亲爱的英勇的红军哥，我们的胜利有把握，上前杀敌莫错过，把红旗插遍全中国……”“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就是那个年代革命人的信念和理想。我们惊异于杨大爹的记忆力，一个不识字的老人，时隔半个世纪，竟能一字不落地唱出当年红军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的那些激励人心的词句，而且大爹唱歌时显得格外年轻和快活。
最让我感动的，是大爹还给我们唱了“他的”《国际歌》。为什么我要说是“他的”《国际歌》呢？因为他是凭他的记忆和他的韵调唱的，很独特，有点像江西小调，又有点像旧时代私塾先生背诵古诗文。但是，他是那样专注，那样赤诚，直唱得我眼睛湿湿，鼻子酸酸，心头热热的。当年翻译的《国际歌》歌词，也没有后来译得那么准确，但大爹坚持认为他唱的词儿才对头，连音调他也认为现在电台广播的不如他唱的标准！他多次重复这一说法，一遍遍把他那“标准”的《国际歌》唱给我们听。这位大爹的“固执”深深地感动了我。是啊，他学唱这支歌时，几亿中国人还不会唱，几亿中国人还没有觉醒，包括能用五线谱写很多优美乐曲的音乐教授，包括在上海、北平、南京走红的歌星。如今让我唱这支歌，肯定会比杨大爹唱得标准，但我清楚，我唱得不如他痴迷，不如他虔诚。从他的歌声里，我听到了他那一代人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革命岁月的无尽怀念，他唱的是一支信念之歌、理想之歌啊！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逼近贵州毕节时，龟缩在城里的地主老财全跑光了，可同样身为地主的周素园却没有跑，红军战士推开他家大门时，他正在伏案读书呢！
红军战士问：“喂，你是地主吗？”
他答：“是地主。”
红军战士问：“那你为什么不躲起来？难道你不怕红军吗？”
他答：“我为什么要躲？为什么要怕红军呢？我是个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的地主，你们共产党、红军不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吗？我们信仰是一致的，所以我用不着躲藏。”
对于他的回答，战士们感到无比惊讶，便七嘴八舌地问他：“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打倒土豪劣绅，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
“赞成，完全赞成。”
“你不怕死吗？”一个小战士问。
周素园拂着银须一字一顿地说：“我是个要理不要命的人。”
原来他曾是清末贡生，在北洋政府当过秘书长，后来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当过贵州省政府总理。他博览群书，寻觅拯救民族的真理，时感困惑和忧虑，共产党、红军的到来，使他产生了“枯木逢春”的感觉。
贺龙、王震与周素园很投机，经过促膝长谈、慎重考虑，报请中央批准，让他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做了很多有利于红军转移的事。红军继续北上，贺龙、王震考虑到周素园年满花甲，身体欠佳，行军困难，便为他准备了一些黄金白银，安排他到香港暂做“富翁”，让他在那里继续为革命做事。可周素园坚决要求与红军一道长征，他说：“我虽是个花甲之人，但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我一定要跟着红军走到底，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他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感动了贺龙，贺龙说：“好！既然你这么坚决，我贺龙就是用八抬大轿也要抬着你走！”
周素园随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周恩来都亲自迎接和看望他。这位信仰坚定的老人，不遗余力地为革命工作着，直到全国解放。共产党赢得政权，他却提出告老还乡，做个普通的公民，经再三劝说，最后才答应挂个“贵州省副省长”的头衔。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所建树的信念是崇高的，那就要像杨连荣大爹唱《国际歌》那样不变调地唱下去，像周素园先生走长征路那样，把闪光的人生之路不畏艰难地走到底。
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毛泽东重又响亮地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给长征——当时叫“西征”这一军事行动，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这个口号像闪耀强烈光芒的灯塔，一下子照亮了千帆竞发的红军的航程，广大指战员的眼睛亮了，心胸宽了，目标明确了，热血沸腾了！抗日！救国！这是引人共鸣的口号，这是凝聚人心的口号。
红军向群众、向白军宣传这个口号，也把它当成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
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大家都熟知的红军将领方志敏，另一个是大多数人颇感陌生的红军小战士张金龙。
方志敏率先头部队冲破了敌人的包围，但他想到主力部队还没有出来，便又重新突入敌阵去寻找和营救主力部队，当时敌人的兵力是红军的7倍，并对红军队伍进行了层层严密的包围。方志敏率部下沐雨浴雪，已弹尽粮绝，仍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就这样，方志敏不幸被敌人逮捕了。方志敏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牢里，以及集会场合，高声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怒斥敌人卖国求荣，拒绝敌人的威逼利诱，最后于1935年8月6日——中央红军长征已走到毛儿盖，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结束那天，在南昌英勇就义了。他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没有屈服过，他还利用敌人给他写“自白书”的纸笔，在狱中写出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十多万字让后代敬仰和流传的作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信念。
在长征中，红三军团“娃娃营”里有个仅十二三岁的小战士张金龙，突破腊子口后继续北上，他腿部负伤不省人事地滚下了山坡。等他苏醒时，大部队已无影无踪，他被一个猎户老两口发现并收养。就在他伤口快痊愈时，军阀“马家军”到这山沟里搜查“共匪”散兵，从一顶红军帽把他搜出来了。小金龙异常镇静，反倒质问匪军官：“我是红军，是北上抗日的队伍，这究竟有什么罪？”敌人说：“抗日也有罪！”小金龙把当红军后首长讲的抗日道理都用上了：“日本人打到我们土地上来了，抢我们的东西，杀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受苦受难，你不管，不去尽一份力量，却来杀红军，你还是一个中国人吗？”
匪军官辩不过这个小红军，就下令把他拉出去枪毙。
小金龙被带到野外，几支枪对准了他，他仍面无惧色。那匪军官以“胜利者”的口吻问：“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如果有需要我们办的，比如通知你家里，我们也可以替你办到。”
“我有一个要求！”小金龙凛然说道。
“你说吧。”匪军官以为小红军要告饶。
“你们为什么要枪毙我呀？为什么不用刀砍我的头？这样可以节省一粒子弹打日本人呀！”
那时子弹是很金贵的。“节省一粒子弹去打日本人”——那个匪军官听小金龙说出这样的话，一时语塞，这个平时耀武扬威、也许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顿时热泪盈眶，哭了起来，他手下十几个兵，也被这个宁死不屈、自己要死了还惦记着抗日的小红军感动了。
那军官没再说话，他抱住小金龙，把他送回老猎人家里，还扔下一些银元便离去了。小金龙在猎人帮助下到了陕北……
红军将领方志敏和红军小战士张金龙，他们坚信自己选定的人生目标是正确的，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低头，也不改口，也不动摇。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采访很多红军官兵后感慨地说：“共产党有理由认为，并且相信，他们正在走向抗日前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这有助于他们把一次可能会是士气低落的撤退，转变成一次精神振奋的胜利征程。”
在2016年我创作的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长诗《延伸，我们的路》中，写了两个令人心灵震撼的真实故事。
其一是：在大雪山，一个红军冻僵的遗体被埋在雪里，但在雪堆外露出了他的一只手掌，手掌里攥的是一个党证和一块白洋。党证上写着：“刘如海，中共正式党员。”这块白洋，大约就是他要交给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吧！他已无力走完这路，只希望党和红军踏上胜利之途。
其二是：将军把马让给重伤号，他边走边检视前后的队伍，他见路边有一个因冻饿而亡的老兵，老兵倚靠一棵枯树坐着，身上落满了雪，半截纸卷的旱烟还夹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中间，烟火早被风雪打灭。他微微前倾着身子，似在向战友借个火，那单薄破旧的军衣紧紧裹在他瘦弱的身上。将军脸上布满了阴云，他厉声吼道：“快把军需处长给我找来，他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这个兵没领到御寒的衣服？我要罢军需处长的官，他不配任这么重要的职务！”无人回应，也无人走开。是警卫员俯在将军耳畔悄声耳语：“首长，这位冻僵的，就是军需处长……整个队伍缺的，只有他一套棉服……”
竟然是这样一个“内幕”！身经百战的将军此刻眼里涌满了泪水，他立即脱帽致敬，周围的官兵也和将军一样，面对这尊低矮却无比高大的雪雕，一只只右手五指并拢，把手举向帽檐，表示深切的哀悼，更表达由衷的敬意！
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向11个省的广大群众宣传了红军的道路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它散布的种子，会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这支长征的队伍一直延伸着他们的道路，他们是把鬼子引上悬崖绝路的狼牙山五壮士，是英勇不屈投身乌斯浑河的八个女兵，他们是举炸药包的董存瑞，他们是堵枪眼的黄继光，他们是在发生井喷危急时刻毅然跳进泥浆池的王铁人，他们是把有限生命投向无限为人民服务之中的雷锋，她们是为了夺冠不断跃起的女排姑娘，他们是无数奋战在与新冠疫情搏斗第一线的钟南山、李兰娟、陈薇……
这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员，这就是我们这支继续长征的队伍。我们的队伍拥有这样的党员，最后的胜利如果不属于我们，还能属于谁呢？
理想的太阳高悬在我们的头顶。
信念的火炬照亮了我们的漫漫征途。
习近平总书记说：“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
此刻，让我们重温17岁的马克思在他中学毕业论文中说的话：“如果我们选择了能够为人类谋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我们是在为全人类做出牺牲。那个时候，我们所感动的就不会是一点自私的、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属于千万人。我们的工作并不显赫，但将永远存在。高尚的人面对我们的骨灰，将会洒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