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黎长篇小说《穿心莲》的老版本放在我的书架上已经好几年了，浏览过一下，以为是一本艰涩的恋爱指南、一碗失恋者的心灵鸡汤，与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相去甚远，且有较大的阅读障碍，就没有仔细地阅读下去。收到2020年8月的新版后，趁着疫情期间的闲暇，我花了很长时间仔仔细细地读完了这部长篇，用红笔在书里密密麻麻地写下了许多眉批和旁批，于是就有了写评论的冲动。我把这种阅读定义为“成长阅读”。 ——题 记
这是一部无法跳着看的作品，其叙事与形式、故事与主题都可让你进入另一种小说的读法之中。《穿心莲》无论是在长篇小说的形式感上，还是在其主题的呈现上，都会让我想起上个世纪王安忆、铁凝和陈染的某些作品，作为女性作家，她们把一种看似温柔却深藏犀利刀锋的哲思直插读者心脏，将浪漫的爱情诗意化作残酷的现实人生悲剧，撕毁了婚恋的外衣后，让你在幸福与痛苦的思考中进入更高层次的艺术与人生境界。这让我想起了温迪·雷瑟在《我为何阅读——探索读书之深沉乐趣》中所表达的中心论点“乐趣说”，不同的读者奔着不同的“乐趣”参与阅读，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就是首先进入小说的故事叙述层面，寻找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结局。然而，你并不能排斥另一种读者，他们希望的是在小说中寻觅哲学的答案，尤其是人生恋爱婚姻的哲学思考，这有可能成为他们（她们）受益终身的思想资源。也许你会忽略小说中许许多多其他的元素，也许我们会对作家作品进行“误读”，但是只要作品产生了阅读的哲思反射，这个反射对读者而言就是有益的。如果你能够在N次的阅读当中不断获益，那么这部作品就是一部能够入史的好作品，正如温迪·雷瑟所言：“谈及文学，以至谈及作家，我们都在黑暗中摸索。尤其是作家。这是一件好事情——于文学可能是最好的事情之一。这一直是一种探险。甚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十次读一本书，它都能让你感到新奇。发现一位你喜欢的新作家就犹如发现一个全新的论域。”“阅读的效果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还会因时而变——书的内容越丰富、越复杂，情况就尤为如此。”如果一个读者可以在不同年龄时段读出人生的不同况味，那是否可以将这种阅读定名为“成长阅读”呢？
毋庸置疑，《穿心莲》是一部适合于中产阶级女性阅读的浪漫小说，因为它太符合这个群体的阅读期待了，亦如珍妮斯·A·拉威德在《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的阅读调查中所说：“我认为一本浪漫小说是男人和女人相遇、相知，最终热恋的故事——不论他们最后是如胶似漆还是劳燕分飞——他们（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都知道，当前他们爱恋着彼此。”这些较浅层次的故事情节散落在小说的叙事之中，作者不惜用优美的散文笔法进行勾勒描写，但这并不是这部浪漫小说的主旨，它的终极目的是在寻找爱情哲理的顿悟，而不是“在讨论这个文类对于通常被称为‘爱恨交织关系’这一内容的特有偏好时，这些女性经常明确有力地表示，他们非常看重过程和情节的发展”。恰恰相反，《穿心莲》追求的则是哲理层面的讨论，故事只是外在辅助的铺陈而已，这从它的小说结构上就可以看出。
《穿心莲》采用了一种虚构与“疑似非虚构”的创作方法，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当中，那个“我”式的叙述者是交叠变幻着的小说人物，这种加大小说阅读障碍之举是浪漫小说通俗化的禁忌，潘向黎采取的是一种表层结构通俗化，而内里雅文化特质的哲理化写作路径，不同的“我”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出对浪漫爱情的多维思考，这也是巴赫金“复调小说”的韵味所在。也就是说，构成哲思场域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在“第一叙述者”（主角叙述者“我”）和“第二叙述者”（出场人物叙述者的“我”）之外，还有“第三只眼”的存在，即“第三叙述者”——作家哲思价值观介入其中的“显影”。这个“我”是处在与“第一叙述者”和“第二叙述者”相互“对话”的状态之中，这种人称叙事的繁复构成了小说哲理内涵的开放性和辐射性效果，把恋爱和婚姻的讨论高度呈现在许多急于参与进入文本事件的读者面前，留下了阔大的哲思空间。所以，它的形式感就决定了它的哲思高度和深度：这种在作品当中不断“闪回”“叠印”的镜头，犹如套娃那样吸引着我们去探求另一种小说世界，让我们窥见到那个隐身于“假我”背后的“真我”是在“说话”的作者，我们便可以进入哲思的阅读快感之中，这正是中产阶级读者，尤其是珍妮斯·A·拉威德所说的现代知识女性所寻觅的在浪漫与现实之间的小说。
也许作者对这种构思还处于一种“无意后注意”的创作状态，但这并不影响《穿心莲》是在接受美学上提供了在浪漫与现实之间迂回的小说另一种写法。比如我在阅读第二章“总是在开头”时，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嵌入式小说”，这一“套装短故事”并不简短，作者要表达的是对现实生活中这种古典保守主义女性的赞美还是质疑？作者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正如其假借“第一叙述者”的口吻说出的那个诘问：“这年头，被辜负的都是真心的人，因为谁也不可能去辜负一个不真心的人，更不可能辜负一个没有心的人。所以，爱就是身不由己飞蛾扑火，是天下第一件傻事，聪明人是不干的。”这是一个躲在暗陬里的作者挑起读者进入小说欲望的“诡计”，无疑，这正是现代小说文体技巧的成功之处，也是消费文化时代博取读者眼球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形式颠覆小说内容似乎得到了一次实践的验证。恰恰相反，我以为，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说形式弥补了小说内容因常规性写法造成的审美疲劳，将读者也拉进了作品的讨论区，显然，这要比上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的“评论小说”高明得多，让作者像评论家一样跳进小说内部去臧否人物、评判故事，绝对是一种小说的失败。惟有留下不着痕迹的开放性空间，让读者心甘情愿、自然而然地进入作品参与讨论与再创作，才是当代小说鲜活的文体创新，就像这一章“第二叙述者”莫愁“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声明那样：“本情书纯属游戏，你如果因为人在旅途感情脆弱，就当真了，那只能证明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子。”这个注解本身就是一种消解，作者在这个解构中获得的是一种引诱读者进入开放性文体讨论区的企图，我想，许多读者尤其是那些女性读者，都会自觉参与进来讨论的。
一个作家的写作应该处于一种极度开放的状态，才有可能从小说中释放出更多的“力比多”与“荷尔蒙”，正如作者在不经意中说出了一个作家身份的“我”的感受那样：“写作就像好丈夫，终止了我在无数可能之间的流浪甚至放荡。”无疑，在写作者笔下，“好丈夫”是一个贬义词，只有在形式和内容上呈现出高度的“开放性”，才能使作品在审美效应上达到出乎意料的效果，这虽然只是文学的常识，但是在小说实践中，能有多少作家深知其中之奥妙呢？罗丹为何将那个丑陋无比的《老妓》赞美成“丑得如此精美”，这其中的艺术辩证法就在于作家是否敢于直面人生包裹在幸福甜蜜之外的惨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穿心莲》的主题是希望接近和达到这一高度的。一般小说作者往往是通过生动悲惨的故事来阐释出人物的悲剧命运，从而抵达这一主题的释放，但潘向黎不同，她不注重渲染故事的悲剧性效果，让当代读者陷入亚里士多德古典主义悲剧的“同情和怜悯”的叙述圈套，而是设置一个“开放性”的哲理讨论区，让“我”做一个中心发言人，引出更多有歧义的潜在反问、责问、自问、叩问、疑问、设问……而这种饱含着读者期待视野的讨论，实际上应该成为小说的另一种写作形式，也就是说，满足当代阅读者参与小说讨论的欲望，甚至设想出人物命运和故事走向的另一种途径，这才是小说创作的最大成功。《穿心莲》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然而我先前没有意识到这个关键的问题，许多读者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这是明珠暗投了，尽管作者也未必有这样一种清醒的文体意识，然而，我们有责任将这种实验小说文体纳入创新的范畴。
《穿心莲》的故事情节并不紧张曲折、感天动地，其细节也不算楚楚动人、摇曳多姿，但是，“穿心莲”之所以“穿心”，就在于它哲思的穿透力让人欲罢不能。我想许多女性读者可能成为了作者笔下被“穿心”的“莲”了。无疑，这个时代的婚恋已然成为浪漫与现实小说聚焦的主题，尤其是女作家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得到了更多关注，但是敢于深刻剖析多样婚恋观的作品并不是很多，《穿心莲》中有许多惊人的哲思散落，可谓星罗棋布，令人警醒。在第三章“薄荷”中，合租房屋里的男女既非夫妻又非情侣，却是当代婚恋形式的一种补偿，在一个没有激情的时代里，原始的性爱冲动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100年前现代小说中的“杯水主义”能够饮鸩止渴吗？作为“第一叙述者”的“我”说出了一种普遍的当代性答案：“恋爱，我是知道怎么回事的。青涩的时候，恋爱是走着走着，突然咕咚一声掉进了一个大坑，好不容易掉到底了，却怎么都爬不出去。你甚至没有机会看清那个让你掉下去的是什么人，不，都不知道那是个人，还是一个如假包换、永远变不成王子的青蛙。后来，恋爱是你好好地走着，突然一张大网从天而降，把你劈头盖脑地整个裹进去，而且它是透明的，别人看你好好的，没有人知道你在网里挣扎得多么辛苦，等到挣脱出来，整个人已经生生被蜕了一层皮，要疼上很久很久，你还不可以哭，否则只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再后来，我渐渐变得明哲保身，知道爱情不是人生惟一的意义，知道在爱情里让你笑的，迟早会让你哭，而且当初笑得越甜，后来的眼泪越苦。”这段话似乎像是一个爱情导师总结出来的婚恋哲理，但是，这只代表着一种理念，因为下面的叙事中人物仍然处在爱情的波涛中起伏跌宕，不能自已，尽管纵有千般艰难困苦，仍然追逐着爱情的甜蜜。这时作者正躲在故事背后冷峻地制造着爱情婚恋的杀机，让你体味到一种不知所措的价值选择，这就是小说的魅力所在。直到结尾，作为读者的我们才会明白：这终究是一株不能发芽生长的爱情“穿心莲”。
最有意味的是第十四章“前男友来信”（我是将“他”作为男主的漆玄青镍币的另一面）中，“我”制造了一个开放性的辩论场域，一个是读者来信：“我一向觉得男人不可以只守着一个女人，起码要三个，一个成立家庭，生儿育女，一个一起吃喝玩乐、爱死爱活、哭哭笑笑，最后一个，是灵魂伴侣，可以平等地交流一些内心的东西……我觉得你会是我最理想的灵魂伴侣，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试试？”无疑，这是一个男人的春秋大梦，但是“第一叙述者”深蓝心中的回答却更有女权主义的色彩：“不知道这是个疯子还是喜欢思考并且超前的人。我冷笑：你需要三个女人，我还需要三个男人呢，一个可靠的丈夫养我，一个温柔的疼我，一个，专门给我搬重物和维修电脑、冰箱、水龙头、抽水马桶——我不要什么单纯的灵魂伴侣。”也许这只是女主深蓝的观点，并不代表更多当代女性，但作者模拟出了多种婚恋观念，古典的、当代的；浪漫的、现实的……铸就了作品的开放性结构，为小说提供了N种观点的回应，从而扩张了小说的内涵容量。
我由此想到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作为妇女解放的“圣经”抒写，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小说中散文诗一样的描写让我动心，尽管浪漫的爱情安慰剂让人眩惑，爱情导师和爱情按摩师让我身陷虚假的甜蜜之中，冷静阅读，惟有小说开放性中的N种观念碰撞，让我怦然心动、眼前一亮。作者开启的三种人称并置的叙事模态，让小说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和读者参与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