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黄昌勇编剧，马俊丰执导，王洛勇、海一天、袁弘等主演，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龙华烈士纪念馆）、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联合出品的大型原创话剧《前哨》1月7日至9日在上戏实验剧院首演。该剧取名自1931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出版的杂志《前哨》，刊名为鲁迅所提，第一期“纪念战死者专号”内容为哀悼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的“左联五烈士”，控诉反动派镇压革命文学运动、屠杀青年作家的卑劣罪行。话剧《前哨》正是聚焦这群年轻的龙华英烈，让当代大学生以“戏中戏”的方式重回20世纪30年代，探索五位青年在风云激荡的岁月中对文学的热爱、对真理的求索、对自由的向往、对理想的坚持……直至付出他们宝贵的生命。该剧创造性地采用时空嵌套的戏剧结构，以三个时空指向三代青年，凸显了对革命初心的叩问和对英雄精神的传承。同时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上注重文献史料与诗意元素的有机结合，使其既具有文献剧、历史剧的特色，又不乏朴素浪漫的人间真情。《前哨》以史为据、以情动人，不仅深入挖掘了“左联五烈士”事迹背后的精神逻辑，更敏锐抓住了烈士精神与当代精神的交汇点，对当代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理解龙华在党史上的重要地位、理解共产主义信念的伟力、理解革命精神传承的意义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前哨》在其四幕话剧中建构的三个时空，分别是2020年、1990年和1930-1931年，并通过“戏中戏”的方式和多种媒体的运用，在时空间进行巧妙的过渡、穿插，由此交织出丰富厚实的人物情节和意蕴悠长的戏剧内容。
首先，三个时空都有各自的故事和悬念，2020年，导演系学生左浪和姚远在导师王近教授的指导下准备续写、排演一部30年前即1990年代没有署名且未完成的剧本《前哨》，这是整部剧发展的动因，两位当代青年带着对“左联五烈士”的崇敬和疑问去探索过去的岁月，《前哨》的原作是谁？当代青年如何完成剧本、顺利排演？20世纪30年代初，左翼五位青年作家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李伟森因共同的革命理想聚集到一起，决心以笔为剑，用文学来改变世界，却被残忍地杀害于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在人生最后的时光有着怎样的心境？1990年，青年王近创作出话剧《前哨》的部分内容，剧本为何没能完成？他遇到了什么困难？由此可见，三个时空的事件和谜底以“戏中戏”的形式共同推进、彼此牵连，编剧正是带着对这些悬念的探究和追问将故事情节慢慢铺展开来。
其次，该剧在结构上的套层和穿插无疑是巧妙的——一片飘落手心的桃花花瓣、一把雨中撑起的伞、一首轻声哼唱的《国际歌》，都是穿越时空的关键道具。除大结构的穿插外，三个时空的叙事小结构也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如2020年的时空是按时间的线性顺序发展，讲述了左浪和姚远续写和排演《前哨》的过程；1990年的时空只出现了一次，即2020年王近因回忆来到30年前，与青年王近开展“跨越时空的对话”；而龙华烈士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因主要人物众多，其叙事线的变化也最为丰富，剧情随着不同人物的回忆在1930-1931年的多个时间段之间进行跳转，伴随着倒叙和闪回展现了如殷夫与其大哥的决裂、鲁迅沙龙和家宴、龙华赏花等极其丰富的内容，最终走向1931年2月7日的壮烈牺牲，这是一个区别于直线发展的螺旋式繁复上升的结构。
再者，《前哨》多时空的叠加不仅反映在“戏中戏”的设置上，也体现在戏剧表演与影像运用的融合上，四幕话剧中均有影像的出现，如第一幕中1930年代在上海召开的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场景，影像叙事与舞台表演的融汇；第二幕中1990年青年王近来到上海图书馆借阅《前哨》；第三幕中2020年左浪和姚远在资料室播放《早春二月》；第四幕中1931年《前哨》的印刷现场结合报童接头分发杂志，并最后以王近、左浪接过分发的《前哨》杂志串联起影像与戏剧、历史与现在的时空交织。总的来说，话剧《前哨》以多时空的叠加创造出丰富的内容，“戏中戏”的设置让不同时代的人物进行对话，三个时空的信息彼此对照、补充，观众需要统筹各时空的人物情节拼凑真相、解开悬念，类似于电影叙事中“对话式复调”的手法。影像的运用也使《前哨》具有媒介融合的特征，体现出当代原创话剧新颖的审美表现方式。
叙事结构是手段，表现人物及思想才是最终目的。《前哨》的三个时空分别指向三代青年，分别是2020年的左浪、姚远，1990年的王近和1930年的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李伟森。剧中塑造了这些性格各异、生动活泼的青年人物形象，姚远和左浪在创作过程中一个更关注人物的内心，一个更注重史料的考察，体现出感性与理性的区别和碰撞。青年王近则是一个不惧困难、埋头苦读的形象。五烈士中，柔石善良随和，与鲁迅的关系最为密切；殷夫幽默、乐观而又勇敢，同情底层劳苦大众，选择共产主义而与大哥作出“阶级的告别”；冯铿坚韧率直，作为唯一的女性巾帼不让须眉，“世界上还有别的滋味，女人还有别的活法”；李伟森是一个成熟且稳重的形象，教众人如何回答警察的问题，也最早明白“脚镣的含义”；胡也频则更多表现出对家人的惦念，在狱中给妻子写信“现在很困难，但相信我们的前途”。监狱中五烈士忠贞不屈、彼此鼓励、坚持创作的群像非常动人，青年们虽然性格各异，但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对社会的奉献、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持是一致的。
除人物形象的个性和鲜活外，几代青年之间的人物关系又是微妙的。首先，2020年和1930年的两组师生关系相互对照，都是由老师引导学生进行文艺创作。其次，三代青年都遇到了相似的困难，第一幕现实时空的左浪对姚远说：“我还是觉得我们现在考虑太片面，太简单了，有点幼稚”，随后历史时空的冯铿也向鲁迅提到“他们都说我们的文章缺乏技巧，文字幼稚”；王近对学生们说，“你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和当年的编剧应该是一样的”，而这位“当年的编剧”正是青年时期的王近自己。最后，三代青年面对困难时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1930年鲁迅对五位青年说：“青年的文艺，乃是青年的反抗，青年求索的过程”，“幼稚会生长，会成熟，你们现在的创作，就如同压在岩石下面的植物，虽然并不繁荣，但却在曲曲折折的生长”。受此启发，五烈士即使在艰苦的狱中也自制“筷笔”继续创作，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仍不放弃对未来的希望。1990年青年王近说自己“在苦闷和矛盾的时候，就向五烈士的作品寻求慰藉”，“踏出这一条少有人迹的研究之路，终究会有后来者”。2020年左浪和姚远通过对五烈士初心的叩问、信仰的追寻，找到了革命的理想主义、历史的现实主义和情感的浪漫主义的契合点，最终完成了《前哨》的排演，这不正是三代青年用鲜血、青春和汗水谱写的“求索的过程”吗？理想弥坚，青春无悔，报国利民，薪火相传，《前哨》的叙事逻辑虽是从现实去追寻历史，但它的精神内涵又无不体现出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和反照，体现出烈士精神与当代精神的交汇与融合。
《前哨》具有文献剧、历史剧的特征，剧中人物细节、台词设计均建立在大量的文献考察之上。如殷夫出场时在热天穿着厚棉袍，鲁迅评柔石总做“损己利人的事”，还有狱中柔石向殷夫学习德文、冯铿脸膛青肿等细节均出自鲁迅为纪念五烈士所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殷夫与哥哥告别的一场戏，台词多源自殷夫所写的《别了，哥哥》和《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前哨》还在剧中介绍了大量与烈士相关的作品和刊物，如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殷夫的《孩儿塔》，李伟森的《革命歌集》以及众人口中提及的《友中月刊》《萌芽月刊》《红黑月刊》《红旗日报》等。
在依据史料的基础上，《前哨》也不乏诗意浪漫的元素。如剧中以“桃花”这一意象串联起五烈士的友情、爱情、师生情和家国情，桃花出现在众好友于龙华赏花的记忆中，出现在放风时柔石赠予冯铿的书签中，出现在左浪给王近听的30年代周旋演唱的《龙华的桃花》歌曲中，也出现在烈士们飞溅的鲜血中。“桃花”不仅是情感意象，也是五烈士精神的诗意象征。如左浪说在革命萌芽的早春时节，“新生命开始萌芽，春寒却又很容易冻死他们”，暗指五位作家在动荡的时局中探索前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三幕冯铿问：“如果我们出不去，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这里有这样一朵小小的桃花？”柔石则答“未来的花总是每年都会开放的”，这与第四幕中柔石和冯铿的“化作春泥更护花”、胡也频和李伟森的“我们的事业就像桃花树一样，明年一定开出更多的花”相呼应。结尾王近翻开《前哨》杂志，取出桃花书签递给左浪，意味着五烈士精神的传承。左浪将桃花枝抛向天幕，舞台上烂漫的桃花满溢，寓意革命之花开遍大江南北，欣欣向荣。桃花一开一落，而革命之树茁壮成长，若我们不忘第一朵花开时的艰难，就会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这种对历史具象化、诗意化的处理方式也令《前哨》的戏剧效果更加真实动人、意味深长。
《前哨》结构巧妙、史料扎实、细节丰富、意象鲜明，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引导观众回到历史深处去追问：我们不忘的初心是什么？我们牢记的使命是什么？而该剧通过三个时代的三代青年给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回答，可谓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创新性为一体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