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雪了，越下越大。雪是从昨天晚上开始下的。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天空低垂，德胜门的箭楼好像更俊俏挺拔了。清晨，一辆破旧的骡车缓缓地驶了过来，颠簸着穿过门洞，木制车轮在与雪地“吱呀-咯吱-吱呀-咯吱”的旋律中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辙迹，像雪花写给大地的两行诗歌。
骡车上坐着两个人。坐在车把上的是一位账房先生，看上去像个乡佬，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装着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另一位坐在车里，头戴毡帽，穿着一件厨师的背心，油渍满衣，油光发亮，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这大清早的，两位冒着大雪干啥呢？再过五天就是春节了，看样子他们是趁着年根儿到城外收账呢。出了德胜门，骡车折向东南，跑得更快了。
这一天是1920年2月14日。坐在骡车上的两个人，都是五四运动大名鼎鼎的人物。坐在车把上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坐在车里面的是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
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两个人都出生在金桂飘香的10月，年龄却相差整整10岁，相识相知已有6个年头了。1914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后，35岁的陈独秀第四次东渡日本，应老朋友章士钊之约到东京协助编辑《甲寅》杂志。25岁的李大钊，正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政治本科。两人在《甲寅》杂志社见面后，因为共同的志趣和价值观，惺惺相惜。1915年9月，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邀约李大钊撰稿。1916年夏天，李大钊从东京寄来了长篇散文《青春》，纵笔放歌，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制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满腔热情地向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出崭新的呐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陈独秀被这洋溢着青春活力和生命激情的文字所深深打动，决定9月改名为《新青年》的第二卷第一号发表，由衷地感叹道：“守常真是文如其人啊！”
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三顾茅庐”，把没有大学文凭的陈独秀从上海请了过来，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进京，震惊北大。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始。”半年前，李大钊也从日本回国，在北京主编《晨钟报》。老朋友相见，格外亲热。不久，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一时间，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荟萃红楼，李大钊和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很快结成同盟。陈独秀索性把自己独立主编的《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由大家轮流编辑。“日夜梦想革新大业”的他“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举“文学革命军”的大旗，发出了向封建文学总攻的号令，誓言“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1918年11月，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的政治气氛高涨。《新青年》提出了两大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口号——民主和科学，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李大钊在《新青年》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遭到一向标榜“不谈政治”的胡适的反对。怎么办？陈独秀和李大钊深感作为月刊的《新青年》，因为“不谈政治”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作用，必须创办一份“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11月27日，他俩召集志同道合者在红楼开会，决定创办《每周评论》。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就这样，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先驱者“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为国家种下了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陈独秀和李大钊亲自到事件发生的现场，看望被捕学生，掌握第一手材料，天天都忙碌着采访、写作，点革命之火。《每周评论》成为新青年们“欢喜无量”的“明灯”，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5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6月11日，以“直接行动，以图根本改造”的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践行了他“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的名言。一时间，舆论哗然，在全国掀起了营救声援行动。9月16日，陈独秀获保释出狱，李大钊赋诗赞曰：“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它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狱后的陈独秀支持李大钊推出了《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期《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学说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李大钊说：“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在那个创造历史的现场，陈独秀和李大钊坚定地站在一起，坚持走俄国人的道路，坚持以俄为师，开始“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人生信仰和理想的实践。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报告大会工作方针时说起了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刚刚出狱的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没有逃过北洋政府的监视。1920年2月2日，他应邀悄悄离京前往武汉演讲，“卓识谠论”深受青年学子欢迎。谁知，他在武汉的言行被媒体曝光后，惊动了北京警察厅，决定再次逮捕他，派警察在其箭杆胡同9号（今20号）的住处蹲守。李大钊等人闻讯后，在2月10日早晨悄悄从北京火车站把陈独秀接走，隐藏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第二天又转移到刘文典家，第三天再送到李大钊家中。北京已不是久留之地，李大钊决定亲自送陈独秀去天津乘船到上海躲避。2月13日晚，李大钊从王星拱家借来厨师的衣装，给陈独秀乔装打扮一番。5天后，陈独秀抵达上海，这一天正是农历除夕。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改变历史的瞬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被定格在1920年2月14日的那一场大雪之中。天地白茫茫一片，只见这辆破旧的骡车如一头孤独的雪豹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奔跑，从历史的深处奔来，又向未来奔去，超越了时间，也超越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