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1年以来，社会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似有升温之势。网络上，“离婚冷静期”“电影《我的姐姐》中姐姐的难堪境遇”等热点话题无不昭示着现实生活中性别问题的普遍性、争议性和复杂性。在文学领域，当下的中国女性作家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她们如何看待女性写作？日前，由文学评论家、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莉主编的《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所录作品原本发表在《十月》杂志2020年第2期，代表着张莉对新的女性文学变革的期盼，其中也含有当代女作家们对当下时代女性生活和女性生存的认知。
《美发生着变化》新书发布会上，评论家杨庆祥、丛治辰、饶翔与张莉、季亚娅、梁鸿站在各自性别的立场上就女性写作如何面对性别差异，“男权的凝视”在女性写作中的影响等话题展开了探讨。张莉表示，这部专辑起因自她与责编季亚娅对当下许多文本中所呈现的女性观念的不满意。近年来，张莉一直关注着中国女性写作和女性作家的整体状况。在与北大中文系教授贺桂梅的一次对谈中她曾表示：“直到2020年，都很难看到一个性别观非常现代的哪怕很正常的形象……反而苏明玉这样有很多症候的形象出现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女性写作，因为目前的女性写作与时代对它的期望是不相配的。从女性文本里，应该能真切感受并辨认出我们时代性别观念的变化，但现在并没有，这令人失望。” 季亚娅举例说，有些作家曾在写到农村的“光棍村”时表示忧虑，但少有作家站在女性的角度来想，女性为什么要离开乡村？在城乡流动过程中，她们作为主体的书写意识又是怎样的？
张莉和季亚娅表示，策划新女性写作专辑，在“性别意识”这个大前提下她们有两个考量：一是代际分布，从翟永明、林白这些“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先驱，到文珍、孙频、淡豹等新一代作家；另一个是体裁，理论、小说、诗歌、非虚构写作等尽量兼顾。这些作品最终展示了不同时期中国女作家书写的女性经验和女性意识，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状态。
在约稿的过程中，她们也曾有过忐忑，13位女作家们呈现的作品是否会符合想象？看过稿件之后，季亚娅发现，大家对女性写作的认识、对女性生存的认识非常接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书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女作家对于女性写作的认识和理解。
新女性写作的“新变化”何在？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女性生存的空间从学校、闺阁走向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女性在社会主义的农业建设、工业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女性写作专辑中提倡的“新”是什么？70年间，中国女性写作又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
从最初的陈衡哲、冰心、卢隐，到丁玲、萧红、张爱玲，再到张洁、铁凝、王安忆的写作，一直到如今推出的新女性写作专辑，经过百年的社会变革，女性的整体形象和气质正在发生着巨大改变，社会对女性文学的美、女性文学的判断和何为优秀女性文学的标准也在随之发生变化。所以，张莉决定将新专辑取名为“美发生着变化”。
在《时代文学》杂志组织的一次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中，季亚娅提出，“女性写作”本身是一个含义复杂、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容和诉求的词。要讨论“新”，得先说清楚“旧”，“新”是相对于哪一种、哪一个年代的“旧”的既有的女性写作？“新”的诉求与“旧”的女性写作的差异在哪里？这些都是要考虑但目前尚未完全厘清的问题。在她看来，“新”应该包括对更包容、开放、多样性的女性写作的未来期许。这部新书就像一个小图书馆，让不同立场和倾向的女性作者成为彼此的“好邻居”。
在作家梁鸿看来，该书从写作层面上反映出70年漫长的女性观念及女性自我认知的变化。从张洁的《方舟》倡导男女首先要有社会意义上的平等，到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女性不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存在，还包裹着身体的欲望和对自我的认知等，女性写作在观念层面上不断深化着女性意识的存在。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已经摆脱了固有的“性别二元对立”，或者刻板的社会观念，重新建构新的女性生活形态。通过张莉等文学理论家将感性认识进一步清晰化，这种持续性的思想观念不断思辨、发生，不断发现新的存在，甚至塑造着新的观念。
如何面对“大女主”文化现象？
面对大众文化催生的“大女主”的剧本和女性题材的影视剧、畅销书，季亚娅曾与影视改编领域的朋友进行过交流，朋友坦言，女性题材确实是当下版权收购的重要方向，但这部新专辑里的小说都“不合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书中展现的情绪不是大众想要的，他们可能更需要网络小说中的那种‘爽文’设置”。工业化的女性写作和纯文学的女性写作看似都是写作，实则相距万里。
在商业文明逻辑下，女性的自我感受如何能够被消费得“爽”才更重要，情绪要直接，有冲击力和快感。然而，如季亚娅所言，“生命中最痛的部分是一种与丈夫外遇、抓小三、办公室政治斗争都没有关系的痛，也是大众商业最不需要的部分。但它存在于这本新女性写作专辑之中”。
评论家丛治辰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很多男观众在看到电视剧《赘婿》中的“男权书院”时也会感觉非常“爽”。他揣摩这个心理逻辑可能是：“就让她们在屏幕上爽吧，反正在现实里也翻不了天。”大众文化始终存在着很吊诡的性别二元对立，这很值得玩味。他希望大家思考，在当下“大女主”戏密集、女权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纯文学、严肃文学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
此外，在他看来，女性写作很长时间以来被标签化、“污名化”，无论带有女性风格的写作还是女性意识、女性主体的写作，似乎都被等同于私写作、个人写作，甚至是身体写作。女性写作是要将女性放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当中，在民族国家、民族历史等复杂背景中看女性的地位，而不仅仅将女性封闭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当中，甚至封闭在自己的身体层面。
梁鸿认为，无论大众有多少噪杂的话语，都需要专业领域的学者在学理层面进行思辨，这种思辨特别重要。当下社会提及“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时往往将其二元对立化，引发新的矛盾与争议，这时候恰恰需要研究者从更高层面对两性关系进行思考。这不再只是性别问题，而是由来已久的、关于人类文明状况的议题。
评论家饶翔认为，当社会开始以经济为中心，所有关系转化为利益关系的时候，女性的困境就会重新浮现出来。然而女性议题有一段时间非常沉寂，对于女性的遮蔽，他认为，除了权力结构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商业的遮蔽。所谓的“爽剧”是不是真的反映了大多数女性的困境，这些“爽”情节在引发群体高潮的同时是否又形成了新的遮蔽？观众看到“大女主”很爽，但这到底是想象还是现实？现实的成分又有多少？这需要更多的女作家，甚至包括男作家一起努力，将更多真实呈现出来。
女性写作更需要两性平等交流
在选编新女性写作专辑之初，季亚娅已经想象到周围不少男性友人会有“又来了”“还要谈这个吗？”等抵触情绪。囿于性别的差异，男女作家对女性写作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受。
多年以来，杨庆祥始终坚持从男性的角度讨论和理解女性。他通过不断阅读获得对女性写作意义的理解和感知。在他眼中，《美发生着变化》实际在讲重新书写和解读生命的故事，杰出的女性写作者构建了一个漫长的谱系，帮助男性理解女性的同时也了解了男性。
杨庆祥认为，作为一个男性，他始终不能也无法超越生理，但男性写作者同样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男性和女性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辩证互动的关系。所以他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女性解放了男性就解放了自己，男性解放女性也是解放了自己，这是互相辩证的互动的关系。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写作，都构成了书写女性或者书写人性生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互为辩证地解放彼此，这是最为理想的状态。
关于男性和女性的辩证互动关系，丛治辰同样表示困惑。他对“实在不知如何评判女性作者或者女性文学”这一点有更深体会。从辩证的角度看，什么程度上是“对立”，什么程度上算“统一”？“一直以来，我很少给女作家写评论，之所以不写的原因，是出于一种困惑，我真的懂她们吗？我能够正确把握这个作品吗？”
就这部新书而言，丛治辰的遗憾在于，用众多作者构成的今天新女性写作的图景还只是一个起点。这本专辑里的女性尽管已包罗万象，但他依然觉得，对于女性今天的处境的书写还太过温柔。在很多思想落后地区，女孩面对的困境要严重得多。
叶弥的《对岸》最后结局是，女主人公找到一个男性在咖啡馆等着她；女作家蔡东的《她》整体是男性叙述。在丛治辰看来，她们写的或许不是女性要摆脱男性成为独立女性，而是呈现今天女性依然存在的无法独立、不能独立的现实。但这依然解答不了他的困惑：新女性写作真的摆脱了男权阴影吗？在他看来，即便是女作家书写作品的时候，那个男权的影子、男性的影子，长久以来几千年形成的东西依然还在作品里盘桓，很难立即将其挥散。
对此，张莉回应道，女性写作不仅仅是以女性的声音写作，而是要写出她眼中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依然有男权，她为什么不可以写？今天判断一个作家的写作、审美时，并不能因为他是男作家就判定是男性写作，她是女作家就认为是女性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判断一个作家是否是男性写作，又或者他是否具有性别精神的时候，人们往往习惯从作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出发进行审视。“有的人生理上是男性，但是他在作品里能够跨越自我性别，对更广阔的人类进行书写，比如《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等作品就跨越了生理的属性。而‘霸道总裁爱上我’之类就是典型的男权写作。”
张莉说，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开始，它保持着一种开放的、面向未来的状态。“美发生着变化”是正在进行的，它只是一个起点。这部书里的作家们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点上真实、真切地反映了当下女性的生存，这种生存是复杂的，但其复杂性并不是要取悦大众媒体。比如《三十而已》这样的作品，并不是女作家理解中的女性生存；纯文学作家所理解的女性生存要更复杂、更幽微，她们不希望用“内卷”、焦虑等来诱导女性读者。
张莉心目中理想的新女性写作是像《使女的故事》《那不勒斯四部曲》那样的作品。她认为，当下中国女性写作的问题主要是没有真正击中要害。此外，除了都市女性写作我们也需要“边地”的女性写作，只有当“她们”能够拿起笔写作的时候，女性写作的维度、性别书写的广度，才可能真正达到理想境界。“我认为身体的、欲望的、个人的写作同等重要，和那些社会关系的写作、历史的写作同等重要，没有先后的顺序。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把女性当作一个社会关系的总和去书写，而不只是男人对面的那个人去书写，这是我理解的新女性写作。”
对于“如今女性写身体、写死亡就是严肃文学，男性写可能会沦为黄色文学”的观点，张莉认为，男性写欲望已经写了几千年，而女性写作在上世纪90年代的活跃不仅仅是有性别的意义，还涉及时代语境的问题。她所提倡的是两性之间应去除刻板化和壁垒，进行有效的、真诚的、平等的交流。季亚娅则补充到，曾经的私写作等女性写作都有潜在的对象，要回到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思潮中探讨，而不能将其简单化，认为女性写这些内容就具有解放性的意义。当时代发生变化，这个问题已不再是女性面临的主要矛盾，女性写作自然会发生转向。
“美发生着变化，像一只蜥蜴/将皮肤翻转，改变了森林/又像一只螳螂，伏在绿叶上/长成一片叶子，使叶子更浓密/证明绿比任何人所知的更深。/你手捧玫瑰的样子总好像在说/它们不仅是你的。”这首诗出自美国诗人理查德·威尔伯的《美发生着变化》。它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作家周晓枫推荐给张莉的。当晓枫在电话那头一字一句念出这首诗时，张莉一下子便记住了这句“美发生着变化”，最终也听从她的建议，以此作为“新女性写作专辑”第一季书名。
饶翔特别喜欢这一书名。虽然对于“新女性写作”他现在还不能很清晰地说明“新”在哪里，但是能够感知到变化。他说，关于女性的写作，关于女性的话题，永远是一种未来性的，是现在进行时的，它永远都不是完成时，因为永远都有男性和女性。
张莉的内心一直有一个美好的愿景：“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子读到这本书中的一篇文章，她觉得写得太好了，觉得她一定也要写作，这当然很好。还有一种情况是，她看完这本书说，他们写的都不如我知道的那个故事好，所以我要写作。我特别期待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