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在刘醒龙的创作序列中极为重要，获奖固然带来了声誉，但更关键的，则是它以近乎标本式的意义，显现出作者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普遍性特征，即对时代情感的深度回应、对文化价值的继承弘扬和对叙事艺术的孜孜以求。尽管这些从《威风凛凛》《圣天门口》《蟠虺》和《黄冈秘卷》等作品中皆有体现，但表达最充分和最全面，也最能体现作者写作风格的，仍然是《天行者》。《天行者》首次出版于2009年，而与其主题有关联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则创作于1992年，中间隔了17年，这中间横跨了彻底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历史节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写完《凤凰琴》之后，而且在民办教师问题得到解决后的近10年间，作者始终未能放下这群“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天行者》扉页语）。这一情结弥散为充盈在《天行者》中的饱满情感，不仅为以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张英才、胡校长、万站长、明爱芬等为代表的民办教师形象贯注进血脉和灵魂，也使小说历久弥新，现在读来仍然令人感动不已，彰显出作品的无限生命力。
对时代生活的精准把握
《天行者》以民办教师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为表现对象，以国家出台政策集中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最后几年作为叙事时间。如今回望历史，小说实际上完成了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具体的任务，即以审美叙事的方式为民办教师塑像和立传，建构并确认了这一对中国社会当代进程做出重要贡献的英雄群体的功勋，使之被社会和历史铭记。
这样说是否有高估民办教师的作用之嫌？其实完全没有。从政策上讲，民办教师问题在“九五”计划收官时已得到基本解决，但他们对中国的影响至今仍在而且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将继续：当今举凡30岁以上的农村识字人口和考入大中专学校跳出“农门”的人，皆有民办教师的教育之功，经他们启蒙培养的乡村学子仍然在各行各业中为社会贡献着才华。受到当时经济发展条件和其他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民办教师普遍面临工作任务重、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等困难；但他们凭着职业责任感和道德良心，长期坚守在农村的教学岗位上，几乎每个人的从教经历都有着难以掩藏的辛酸。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民办教师人数最多时有近500万，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又牵连起每一个乡村家庭（那时农村人口还是中国的主体），而这一制度存续时间又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因此，民办教师问题不是一个短时段的现象，也绝不仅关涉这个群体本身，而是与中国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全国性、民族性问题。
小说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的高度把握。文本中的叙事时间是改革开放逐步深化、市场经济得以确立的时代，经济收入极微薄的民办教师这一职业骤然成为社会情绪的风口，小说正是由此获得了进行叙事的动力。《天行者》中的界岭地处深山，生活闭塞，村民观念落后陈旧，发展文化教育迫在眉睫。然而，界岭小学不仅办学条件差，老师们的工资也常常被村里拖欠，几乎每一个民办教师的生活都一贫如洗；邓有米偷砍红豆杉、孙四海种茯苓，胡校长替别人挑木炭、舞狮子，乡村知识分子仅有的一点尊严被现实击碎。于是，转公成为每一个民办教师的梦想。邓有米时时都在打听有没有转公指标下来，瘫痪在床的明爱芬至死都在想着转公的事。但是，他们的愿望却一次次落空，当地方上的转公政策来临时，竟需要交一大笔钱购买之前的工龄，这给他们的精神和心灵造成了很大伤害。这些情节并非夸大，现实中广大民办教师的遭遇比小说中所写还要更曲折艰辛。
作者将社会对民办教师不可或缺的工作需要与他们得到的不公的待遇、卑微的地位和知识分子的自尊自爱缠绕成一张带刺的密网，使他们无论坚守或逃离都会遍体鳞伤。围绕他们的付出与获得、生存与理想、道德与责任之间的矛盾，折射出转型期的阵痛和潜藏的深层矛盾。小说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作家对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深切体验与准确把握，第八届茅奖颁奖词中“精确地书写复杂纠结的生活”之语，即是对此的肯定。
对精神形象的生动刻画
对民办教师生存境遇的书写，呈现出批判现实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写出了清贫守志的民办教师群体对教育事业、对学生们的无私大爱，以及潜藏在他们灵魂深处的温暖、善良和悲悯；也替这群民间英雄们倾诉了久积于内心的苦闷与委屈，替他们完成了一场关于生命尊严与权益的申诉，最终以文学形象竖立起了一座精神丰碑。
尽管描写了由人物群像构造出的复杂生活情态，但照原样反映现实显然不是作者的终极目标。小说在将生活现象联结成叙事整体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气脉在人物和事件之间流淌，这就是民办教师们身上所表现出的职业情操、道德伦理和善良人性，这无疑是支撑小说以及作者试图传递给读者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也构成了小说主题的基本面向。将人物的选择与艰难的生活联系起来，他们崇高的灵魂得以显影，也使被社会忽视的民办教师们有了足以吸引和感召他人的个人魅力。小说多次借万站长等人之口说出“界岭小学的毒”，这里的“毒”是什么？就是老师们身上的精神气质和人性温暖。凡是和他们交往过的人，都被深深感动和吸引，令人不忍也不能割舍，连带着界岭小学也成了一座“圣殿”。张英才要去教育学院读书，在告别界岭时，他的舅舅、乡教育站的万站长对他说的一番话就是对此的阐释：“想说界岭小学是一座会显灵的大庙，又不太合适，可它总是让人放心不下，隔一阵就想要去朝拜一番。你要小心，那地方，那几个人，是会让你中毒和上瘾的！”曾经在界岭工作过的万站长本人和张英才、蓝飞，短暂支教的骆雪、夏雨，以及界岭小学的学生叶碧秋等终生都深受影响。
万站长不忘界岭，固然牵涉与明爱芬的个人情感因素；张英才初上界岭即折服于此，他不仅向外界写信揭示真实情况，还拂了舅舅的面子拒绝了别人梦寐以求的“转公”指标，这似乎也与他初入社会仍然心怀理想有关。但归根结底，是老师们对待事业的精神风范和人性光辉感动了他们，张英才填表时说得明白：“这表我不能填。应该给余校长他们！事情都是他们做的，我只不过写了篇文章。”张英才是小说中的主角之一，是民办教师生活的亲历者和观察者，作者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有理想但四处碰壁，不断失败但恪守良知并获得成长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余校长软弱，邓有米仿佛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孙四海则桀骜不驯，他们有着普通人的弱点，但是，在教师岗位上他们却体现出不凡的道德和人格，成为那个时代里的精神标高。
由于要照顾家庭生活，民办教师往往只能在本村教学，“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总是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不仅像做父母那样照顾学生们的日常生活，每逢周末还要翻山越岭分头将孩子们送回家中，而且越是刮风下雨越要奔波往返。他们也得维系与村干部的关系，以获得工资待遇、修建校舍等的支持；而余校长在城里小学“偷艺”的过程更让人对他们在专业上的追求肃然起敬。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深明大义，同时又深具善良悲悯之心，比如面对一个心心念念的转公指标，他们一致同意给卧病在床的明爱芬等等。
通过对人物情感世界的描写，作者还使人物的性格形象更加丰满。孙四海与王小兰、余校长与蓝小梅等的爱情和万站长与明爱芬的复杂情感等，被寓寄在一曲笛声、一双皮鞋、一首爱情诗和一把凤凰琴里，借助意象，小说锚定了人物行动与意义之间的联系，不仅为形象注入了血肉和灵魂，也使主题再度得到升华。
对文化价值的继承弘扬
对民办教师群体的艺术塑造，直接反映出作者对乡村文化的关注和忧虑。小说另一个潜在的主题向度，就是对以传统道义和人文精神为主的文化价值的坚守和弘扬。
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学校成为农村惟一的知识“集散地”。以民办教师为主体的教师群体承担着在农村传播文化知识、启蒙教育农民的使命。但是，与前期对政治、后来对经济的热情相比，乡村管理者对教育、教师忽视，乡村面临被现代知识和文化“抛弃”的危机。界岭小学的老师们受到村长余志的欺压，除了拖欠工资、校舍被暴雨中滚落的巨石砸塌后余校长和砌匠们自掏腰包垫付修缮费用等之外，余实甚至闯进课堂殴打正在上课的蓝飞……在“权力”面前，民办教师是彻头彻尾“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但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他们还爱学生如子，忠实履行着传授知识、启迪民智的使命，令人感慨又感动。另一方面，则是农民对知识的渴望和对老师们的尊重。家长们外出打工返乡，第一件事就是来学校门口，既是来接自己长久未见的孩子，更重要的是给老师们送礼物，他们无条件的信任和淳朴的情感或许才是余校长他们能够坚持下去的根本原因。
没有正面出现的“老村长”这个思想开明、重视文化的形象，是小说中乡村文化传统的代言人。他的墓碑时时成为见证正义、鼓励老师、校正村民思想的重要力量，也是作者在叙事中用来制衡余志的符号性角色。他在世时力排众议建起了界岭小学，从此为山村开通了一扇通往文明世界的大门。作者借叶碧秋的砌匠父亲之口陈述了老村长的观念：“烂泥巴搭个灶，最多只能用十年八载。老师教学生认识的每一个字，都能受用世世代代。”老村长甚至逼迫自己的“苕”女儿认字。张英才到界岭后还常常见到她背诵课文；当她得知女儿要去城里当保姆，起先哭个不停，后来竟然也说出了“读书好！不读书就不许吃饭！”这样的话。作为知识分子，民办教师与乡村政治也有着复杂关系，小说中最终让孙四海取代余志成为新村长即暗示了，在与乡村权力的斗争中，文化和知识将立于不败之地，这与老村长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反思意识的民办教师和以老村长为代表的乡村文化传统同“村阀”余志之间的缠斗，体现出作者叙事中的民间立场。
当然，《天行者》对文化价值的传承主要体现在民办教师对教育事业、对内心的理想和信念，也即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上，这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深邃内涵，也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的主流价值观。在由《凤凰琴》改编的同名电影中，小学校里升国旗的仪式打动过无数观众；作为《天行者》中同样反复出现的精彩场景，余校长拉绳、孙四海用笛子吹奏国歌，简单、神圣而又庄重的升旗仪式则是昭示主题的重要标志。在国旗的映照下，我们看到了民办教师群体的赤胆忠心和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