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族的《北中国门》近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书写边地英雄人格的纪实文学作品，作品聚焦新疆阿勒泰地区边防军人的日常生活，以白哈巴、扎玛纳斯、阿黑吐拜克、克孜乌雍克、北湾、吉木乃、达尔汗等七个边防连普通军人在守卫边防过程中经历的感人事迹作为小说创作的素材。这部长篇小说以发生在边防一线的真实事件为线索，反映出中国西北边关、边防连、边防军的现实生存图景与驻守边关的真实人生写照。值得一提的是，王族在新疆从军12年的军旅经历对他通过纪实笔法塑造边地边防军人的英雄人格具有莫大的影响力。正如王族在小说后记中所写的：“于是我决定，就写他们在遥远偏僻之地的事情——巡逻、潜伏、训练、驻守，甚至与牧民的交往，以及他们被环境改变，变得与牧民别无二致的相貌和生活习惯”，他认为这是一种在酷烈环境中为了实现组织任务所体现出的高度的服从力与极度罕见的自我约束，从这种自我约束中也可反映出他们对捍卫家国平安理想追求的一种个体升华与自我满足。

毋庸置疑，从文本实践的角度而言，《北中国门》对小说创作如何塑造新时代边地英雄人格具有一定的经验启发，而新疆边地无论是作为现实经验还是文本环境的背景，作为盛放英雄理想人格的地域环境，其环境的酷烈险峻往往又成为英雄们可以团结起来的前提。在小说中，边防军们从头至尾贯彻的都是军人捍卫国土边界、领土尊严与军人荣誉的“英雄主义”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的描述在呈现新时代边地环境中的英雄人格时具有如下三种书写特征。

首先，在边地环境中，英雄人格所具备的品质要求他们往往需要为某些高于自我的价值牺牲自我，这种价值通常比追逐个人快乐或者生命更重要。如作者在叙述白哈巴边防连的故事时，记叙了苏志印等边防战士为保护当地牧民的羊群，如何克服对个人生命遭受威胁的担忧，与哈熊沟的狼和熊作战的事迹；在扎玛纳斯边防连，记述了负责检查通信线路的军人贾连升在风雪中冻伤手指以致三级残疾的事迹；在阿黑吐拜克边防连，作者记叙了因执行任务导致腰伤的军人丁亚军转换岗位执意在团里的电台旁守电话，在妻子的陪伴下，坚守岗位，多年来不得休息，连连队后面的白沙湖都没有去过的感人事迹。

其次，在边地环境中，英雄人格往往拥有某种道德上的高度，这是其人格上的权威性与魅力性之所在。作为一种有魅力的人格，英雄通常会通过表现超出常人的能量、毅力、决心和勇气展示其人格魅力，给普通人以心灵的震撼乃至精神上的洗礼。如作者在克孜乌雍克边防连记叙了边防军人王平与李林在穿越沙漠的途中由于迷路导致缺水，不得不喝下自己的尿液以求顺利执行完任务的事迹，二人在体力透支不得不考虑生命安全之时，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是在容易迷路的沙漠路口刻下“此为死路”的遗言，以免更多的旅人、官兵以及当地百姓因为在沙漠中迷路而失去生命的事迹，读后令人敬佩；在北湾边防连，作者记叙了被铺天盖地的蚊子叮咬后，仍然不慌不忙用手将国境线上40号界碑面向中国一侧上的蚊子抹去的执勤军人潘存文，其维护国格的行为如何令随军作家感动的细节，令人读来动容；再如，在吉木乃边防连，作者记述了怀着一腔热血赶赴距离吉木乃2000公里远的河北邯郸医院，冒充病危的卫生员李成一儿子的军人甘平，如何陪伴李成一度过人生最后时光的感人事迹，当被医生问及非亲非故为何要这么做时，甘平回答道：“他在吉木乃时是卫生员，救过许多得病的牧民。”这种高尚的道德自觉意识令人敬仰。

最后，在边地环境中，英雄人格通常具有超常的克制力，他有能力控制最难控制的自己，这种力量使得他愿意比一般人承担更多。记得刘劭在《人物志》中定义英雄时曾言：“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聪明秀出渭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可见，英雄的本义就是植物和动物的精华，也如有些论者所言，意指人类从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同时又没有被社会权力异化的一种特殊状态。在边地环境中，英雄通常借助于身体的自然能量、勇气、毅力和精神伟力控制自身进而能够抵抗外力的伤害，并同时保护身体能量较低的同伴，他们因此能够承担比一般人更多的责任。如在克孜乌雍克边防连，作者记叙了边防军人袁金平如何果敢地在第一时间跳进河水救起当地群众，这种行为与其未能提干间的叙述反差，恰恰凸显出大多数边防军人为了捍卫军人理想，不惜生命、无私奉献的精神壮举；再如在达尔汗边防连，作者记述了为了改善战友饮水条件不得不在冬天远足背冰的军人杨军，在背冰途中被尖利的山石划破身体，仍然坚持赶在晚上9点，用沾满血的冰为战友们熬出了晚饭用的雪水的英雄行为，读来令人泪目。

从非虚构的角度而言，书写英雄的小说叙述语调大多需要展示而非告知，《北中国门》也不例外，这部作品整体的叙述风格冷静节制，对英雄事迹的陈述多采用对人物外部行为的展示，由此，英雄的生活在孤独的家园地理以及捍卫国土边界完整、边境主权威严的叙事中开展，这需要作者对此类题材不唯有驾轻就熟的采写记录能力，更需要有类同经验的切肤体认以及具有一定距离的叙述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