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到1947年1月整整三年的时间，是父亲阮章竞先生创作的空白期。

在这之前，他以笔名“洪荒”创作了许多戏剧，基本是太行山剧团的职务创作，多数由他自己导演。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保留下来的只有《未熟的庄稼、糠菜夫妻、比赛》三部。佚失的戏剧文本中却有《秋风曲》《牧羊儿》两首插曲，在民间口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被基层文化馆收集进了民歌集，才重新回到作者手中。

在阮老的太行山时期笔记中，有一本用纸捻装订的麻纸手稿——《四幕秧歌剧 南王翻身谣》，写于1946年9月，是他以笔名洪荒写的最后一个作品。剧本后附曲谱16页，是他用民歌调为歌剧填写的20首曲子。曲牌名有：闪扁担、采花、扭扭丝、石片、刚调（有变奏）、西京调（有变奏）、快板（无谱）、落子、等待、花五更、剪剪花、长城、马蜂窝（有变奏）、反五更、紧符（有变奏）、种树收果、死过的人（有变奏）等17种。这部作品并未排演和发表过，却是阮老转入民歌体创作的承前启后之作。

说承前，是因为早在1940年，太行山剧团就排演过阮老创作的四幕歌剧《和尚岭》，剧本灭失在战争中，插曲《牧羊儿》靠口头流传得存。阮老在回忆录中说：“从《牧羊儿》中可以窥见我的诗歌创作的民歌道路，也可以发现我的戏剧创作向民间学习语言，学习民歌、民词、民谣的痕迹。”

说启后，是自此四个多月后，阮老的民歌体诗歌、戏剧的创作就进入了高峰期，他也用回了自己的本名——阮章竞。1947年的创作简单列表如下：《送别——记豫北某村参军小景》 （1947年2月7日），《圈套——俚歌故事》（1947年2月），《盼喜报——一个士兵妻子给丈夫的信》（1947年3月28日），《赤叶河》（1947年9月），《妇女自由歌》（1949年8月）。其中，《送别、盼喜报》都是80行左右的短叙事诗，分别是母亲送儿参军和军嫂在家鼓励丈夫早日立功的人物速写；《妇女自由歌》是在赴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火车上，为文工团演员郭兰英以填词方式写的一首民歌联唱。而《圈套》则是一首有十章680多行的长诗，讲述了一个老财设计陷害年轻农会主席，终未得逞的故事。歌剧《赤叶河》的首演，是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土地工作会议上（1947年10月2日—12月26日在武安县冶陶镇召开）。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12月28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就组织了《赤叶河》座谈会。

1948年3-6月，阮老参加了太行区党委组织的安阳土改工作团，任团委，驻东西积善村进行土改复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记下了八万字的笔记《乡间纪事（续）》。1949年1月18日，阮老参加了在涉县东戌村召开的太行区党委妇女青年工作会和1月30日召开的太行区妇女临时代表会，也留有笔记。《漳河水》的创作冲动，就在这时被触发。

纵观阮老民歌体创作期的完整过程，可以看到文学创作与实际斗争相互缠绕，互为表里的血肉关系，这也是红色经典的创作源泉。阮老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他只是一个党的“群众工作者”，让老百姓喜闻乐见，是自己应该时刻重视和钻研的大问题。前方的文化人，有为战争服务的直接任务：扩军、征粮、支前甚至更具战略意义的政权建设，所有的艺术手段，都要调动起来，让作品打动人心，团结共进以完成这些工作。他要从一个说中山隆都话的“南蛮子”，修炼成能够熟练运用方言土语的晋冀豫乡党。他暂时离开文化工作时，思考过战争结束后的选择：“文化工作是否像在战争中一部分同志的认识一样——无足轻重？我也不希望能做什么，能在和实际、底层联系的地方，如在农村、工厂，做个很简单的工作（就好）。我仍喜欢以他们的生活来引导他们，其余的别无他求。”

文学艺术是阮老和他的战友们做群众工作的工具和武器。他们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认同和遵循，是从个人体验中来的，是对领袖高屋建瓴的总结升华的高度认同和遵循。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活力激情、才华智慧为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着理想的实现而迸发出来，收获了未曾刻意追求的文学成就。

《漳河水》一经发表，就以其鲜明的时代氛围，活脱的民间语言，传神的人物形象，精巧的剪裁结构打动了广大读者。也获得了茅盾、顾随、王瑶、谢冕等的激赏肯定。

顾随先生1952年12月所作的《评点漳河水》，将其放入了古典诗论的语境之中，就诗歌的手法、文势、句法、叶韵、遣词、节奏做了评点，并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张祜的宫词《何满子》、宋词《望江南》《破阵子》的歇拍句法等进行比较。对诗中二老怪的描写，顾评说：“一笔一转，总无平笔”；“插入松笔，文势更紧”；“笔亦踩石成坑也”。对诗中荷荷苓苓找紫金英谈心的描写，评点说：“闲闲而起，入情入理。行文如此，真乃乐事。”……

王瑶先生在他1954年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送别、圈套、盼喜报、漳河水》和《赤叶河》都做了评介。

茅盾先生在1960年对《漳河水》做了60多处眉批，称“作者的诗句有两个特点，一是群众语言的加工，二是融化成语…特别新鲜。”

2010年，谢冕先生把《漳河水》全文选入了他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50年代卷》，表示这就是他向阮章竞先生表达敬意的方式。他评论说：当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诗人们还在礼赞“革命的狂风骤雨”时，阮章竞先生所表现的革命胜利，已经是更深刻更深邃的，钻入人心的变革了。他笔下的长诗展现了革命带来的内在成果：那就是人的改变，人的命运的改变。在狂风暴雨的同时，还有温柔的，春雨般滋润的，春风春阳一般温暖着人心的改变。在诗歌写作当中的这一点，是阮章竞先生的贡献，包括他的歌剧《赤叶河》也是这样的一种创作。

在《漳河水》的末尾，阮老题记“1949年3月26日初稿完于卧虎坡”。涉县文化馆的李亮老人考证说：“卧虎坡就是东豆庄村，理由有二。其一，2月初，诗人列席罢妇女会，重访故地；诗人创作的火焰一旦点燃，素材一旦得到充实，创作会立即进行，不会像今天的一些作者，另找别墅去写诗，更不会把戏剧部长的工作全部抛开长达20天。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东豆庄古名就叫卧虎村，因位于卧虎山坡而得名；坡上另一村叫西卧虎。因两村与相距5华里的武安县重镇阳邑毗连，风水先生说，阳（羊）邑被两只虎吃着，极为不利，遂仗着村大势强，硬逼着两个小村改为今名，以便阳（羊）邑吃住豆庄（参见《涉县地名志》）。极善搜集民俗民谣的诗人，不会在他的驻地听不到这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在太行山东西麓的清漳、浊漳流经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广大群众和他们的后代，对《漳河水》都怀着美好的情感。我数次追寻父亲的足迹，在武乡、长治、黎城、左权等地寻访故地，只要提到《漳河水》，即使是初次相见，彼此都感到亲情交汇，如久违的老友一般。

涉县西戌镇是阮老那些民歌体作品的创作地。2018年秋，西戌镇文化馆的同志邀我参观村里的太行区文联旧址和父亲的故居。在古老破旧的院子里，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老房东后代抱出了一个沉甸甸的旧箱子，打开给我看。箱盖的内侧平整地裱着检字表，有一格一格的排字模，仅存的铅字暗黑无光，铁皮箱体锈迹斑斑，只有检字表还清晰可辨，一切都是革命文化在这个小山村流逝岁月中的遗痕。走出院门，西戌小学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在狭窄坑洼的石板巷子里，用清亮的童声背诵了《漳河水》开头的《漳河小曲》。这是人民政权胜利后的第几代人了？被人民记在心里，并且愿意传下去的文学，就这样彰显出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涉县人热爱家乡之河——清漳河，而阮老的《漳河水》深刻表现了漳河两岸乡亲的喜怒哀乐，他们就给了我慷慨热情的接待。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专门来陪我去看涉县的红色圣福天路。路上，他说，县里修了一处《漳河水》诗墙，想不想去看一看？当然想看，急不可待地想看！

沿途，一个个在阮老的文字中早已熟识的地名路标，向眼前滑近，又退出视野：偏城——是1942年5月下旬夏季大扫荡，阮老正患伤寒住院，奉命编组疏散的出发地。5月25日，在石门沟东壁，他们的病号小组目睹对面山上总部被围，敌机轮番轰炸，激战竟夜，左权将军和阮老的众多战友，在十字岭壮烈殉国。悬钟——1941年阮老率领的太行山剧团在这个村子里庆祝过建团三周年，写下过剧团的团歌；悬钟还是1942年1月太行文化人座谈会的召开地，会议的名称在父辈的笔记里叫作“对敌文化斗争座谈会”。下温村——太行区文化单位驻地，阮老在这里写过《糠菜夫妻》和《柳叶儿青青》等作品……

车子盘上涉县城东的韩王山。未久，一组园林景观出现在路边，三米多高的石碑上刻着“漳河水”三个大字。诗园的入口，刻有“卧虎坡”的青色巨石透出涉县人的自豪。一段与黄土高原同色的石墙长长地延伸着，镌刻有《漳河水》的三部曲：《往日、解放、长青树》，漳河边上的三个姑娘荷荷、苓苓、紫金英，活在诗墙上中国气派、乡土气息的诗句里。从诗墙往山坡下走，崖边凭栏，视野开阔，可以俯瞰丝带般的清漳河亮晶晶地从宽阔的河谷中流过。极目远眺，岚雾深处的千山万壑后面，就是《太行山上》歌声曾经笼罩过的太行山腹地。横过漳河的，是通向黎城、长治的大道。古称“太行八陉”之一的滏口陉，就是此道穿过的关隘。在这条古老的邯（郸）长（治）大道上，八路军故战场的纪念碑沿途耸立，响堂铺、东阳关、神头岭…… 涉县人民将《漳河水》诗墙建造在这个地方，阮老的诗魂便可盘旋在被他视为红色故乡的上空，与他的战友们共同祭奠那出生入死的无悔青春和迸发难收的创作激情。

从《牧羊儿》到《漳河水》，这批民歌体作品所蕴含的父辈铁血经历以及与根据地人民的血脉交融之情，使我深深懂得了红色文学经典的不朽，究竟奠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