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杂志从2014年开设“美丽乡愁”栏目，汇集众多文学名家，在各地乡村采风，并将之汇编成册，2015—2020年间先后出版了文集《美丽乡愁》六册。这既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时代主题，也展现了各地乡村的风景风情风物风俗，留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录。对这一文学行动多年的执著与坚持，显示出刘醒龙独特的视野与眼光。

“乡愁”是全人类共通的情感，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主题，“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等诗词名句，是镶嵌在中国人文化基因中的情愫，但传统的“乡愁”大多由于时间、空间的距离或特殊的人生际遇而产生，而现代中国人的乡愁则负载了更多复杂的因素，在鲁迅的《故乡》中，叙述者“我”千里归乡，在家乡感受到的不是久违的亲情，而是一个新知识分子在旧伦理秩序下乡村的“隔膜”，是变化了的“我”与不变的乡村的内在冲突，但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更复杂的是，我们面临的可能是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变化了的“我”与变化更加剧烈的乡村之间的情感矛盾：我们熟悉的乡村与乡土中国已经处于逐渐消失的过程中，那么我们的“乡愁”又该安放在何处呢？

现代以来中国的一个特殊经验是，我们始终处于飞速发展与剧烈变化之中，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从革命中国到当代中国，我们以一个世纪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数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从乡村的角度来说，我们走过了“土地改革”“合作化”“包田到户”“脱贫攻坚”，如今又走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期间经历了数度天翻地覆的巨变；从文学的角度说，我们走过了鲁迅的未庄、柳青的蛤蟆滩、路遥的双水村，这些文学史上广为流传的村庄，是不同时代的文学标志，已深深镌刻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从文明的角度说，当代中国既有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文明，也有飞速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领先世界的信息文明，我们正在逐步推进城镇化，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告别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农耕文明，但传统中国文化建基于农耕文明之上，我们所熟悉的也是“乡土中国”，一旦“乡土中国”不复存在了，那么何谓中国，何谓中国文化，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还是“中国人”？这些都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并界定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个时代的乡愁是一种更加复杂难言的情感，其中既有个人对故土的怀念与眷恋，也包含现代主体对旧日时空的隔膜与内在矛盾，更包含身处工业与信息文明时代对农耕文明的遥望、珍惜等复杂的情绪与态度，甚至也包括在信息时代对工业文明遗产的重新审视与珍视等等。具体到每一个人，“乡愁”的对象与情感方式并不相同，中国的飞速发展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处于随时变化之中，这使得我们的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改善，并且随时都有新鲜感，但不足之处在于，我们很难辨认出几年前、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的自我，我们的“自我”处于激烈的震荡与变化之中，很难形成一个稳固而坚定的内在自我，在这样的时刻，“乡愁”也便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确认自我的一个重要方式，有的人怀念故乡，有的人怀念第二故乡，有的人怀念知青时代，有的人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所怀念的对象反过来成为他们界定自我的路标。

《美丽乡愁》中的文章大多写的是中国乡村，或描述当下乡村的风俗风貌，或聚焦新农村建设中的人与事，或钩沉古老村落的历史，或抒写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汇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从不同侧面勾勒出当前中国乡村的种种面貌，让我们看到了正在行进中的历史和正在改变中的中国乡村，为当下中国乡村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看到了不同作家面对中国乡村及其变化时的复杂情感，他们的体验与情感是真实的，也是丰富的，他们与中国乡村一样，都处于历史的大变动之中，他们的乡愁本身可能也会成为未来人们的乡愁，这是乡愁的无奈之处，也是乡愁的美丽之处。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一代代中国人在华夏大地上生活过，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被书写和记录过，当今的“我辈”自有不同于前人的视野与眼光，以我们的眼光去书写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乡村、我们的中国，自然会带有我们的生命气息和我们眼中的美。在这个意义上，《美丽乡愁》文集以及这一文学行动，选择了“乡愁”这一独特视角切入时代与乡村，让我们看到了“乡愁”在当代中国的复杂性与独特韵味。我们可以看到《美丽乡愁》文集作者和编者的独特眼光和担当精神，正是因为看到了当代中国乡村及其变化的重要价值，也是因为看到了文学对于乡村与时代的记录、思考、审美的独特功能，他们才会选择“乡愁”这一主题持续多年编撰文集。《美丽乡愁》文集中既有历史感与现实感，也有对未来的想象与憧憬，是在为乡村留影，为时代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