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人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开篇感叹：文之难而诗尤难！又言：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基于“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的准则和实际阅读体验，我以为，陶杰的《被擦亮的句子》是难读的诗集，它的味道往往是充斥着冒险、反冲和刺激的，是美好而又刺痛的。
《被擦亮的句子》还常给人一种阅读上的错觉，即一种诗人的不在场，或者说，抽离感。诗意的流动中，诗人默默扒开生活最平凡的一面，铺垫、叙述、论断，最后笔锋一转，冷不丁地把人间万象狠狠地砸在你的面前。像一记重拳打在你身上，你感觉到疼痛、难堪、羞愧，回过神来，诗人自己早已隐身俗世之中，无处可寻。我曾一次次惊叹于如此大隐般的书写，诗歌站起来的同时，诗人没入了波澜不惊的生活中。“一条腿走向你/另一条后退”（《半人》）。你以为什么也不剩，他又像一台语言泡泡机，偏又从涌动的暗流底部，吹出几个耐人寻味的泡泡来，给人以反复的回味和思索。
其一，诗歌的发生上，是冒险，甚至是冒犯的。在《被擦亮的句子》一书中，冒险和冒犯，是大量存在的。除开那些直白乃至恶俗的语言、富有挑衅意味的词句，这种冒险和冒犯更多蕴含于一种对生活、对常规、对传统、对抒情乃至对自己的打破和重建之中，它先入为主地给读者一种不适感，却又使人因这种不适而衍生出更深的思索来。
诗集中，诗人书写的对象、描述的细节、叙述的话语、情绪的强调，很多表面看起来都是非常日常、简单的，灵感往往来源于一次细微的观察、一场平凡的所见，但诗歌的角度是通俗中透露偏僻，叙述循旧中带着机巧，语言流动貌似平静又暗流奔涌，就是在这样看起来很简单的偏向于口语的书写中，潜藏着一个固执甚至偏执的反抗者、冒险者。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他通过诗歌打破了事物固有的秩序，或者说，打破了一种常规甚至普世的识见，用一种冒险的甚至是冒犯的方式，找到了属于他的诗意挺立和呈现的路径，最终达成了对生命种种的一次新的开掘，从俗世逼仄的夹缝里，萌生出一朵朵诗意之芽来。
其二，诗意的呈现上，是撕裂的，甚至是残酷的。显然，陶杰并不太屑于去书写风花雪月本身，而执著于风里的沙子、花凋谢的落败、雪掩盖着的污秽、月被啃食的无情，他将万物扭曲，将人和飞禽走兽颠倒，尤其人的异化成为一种常态。诗歌《汪汪叫的人》：“他希望从他的嘴里跳出一只狗来/以此证明/汪汪叫的不是他本人……他偷偷溜进卫生间，伏在便池上/将手指深深探进喉咙里/但是他什么都没吐出来/一阵疼痛，他看见/第一节中指上有几个齿印，并微微渗血”。让人不得不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我还读过陶杰的一个小说《渐冻人》，我觉得《汪汪叫的人》与小说《渐冻人》之间，也是有一种内在的链接的。在诗中，人异化为动物（比如说前面的狗），终究不是一个错觉和幻象，诗歌的结尾，诗人写道：“他来到医院门诊室，医生说/被狗咬成这样，得打狂犬疫苗。”很普通的话，但是很有力量感，诗人用医生的权威诊断，给了诗歌中的“他”以沉重的、致命的一击。
可以说，在陶杰的作品里，诗人固执而又巧妙地将一切庸常的事物摆出来，用对话、白描等方式，盘点、扭曲、撕碎，而后组装，让看似简单的语言，迸射巫术一般的力量，诗歌张力得到了极致的扩张。我相信诗人很清楚这种冒犯和扭曲的代价，他的独特和可贵之处在于，坚持了这种冒犯和扭曲，让这些诗成为“陶杰”的，而非其他的；让诗歌的阅读成为了刺骨而难忘的体验。
其三，诗旨的追求上，是深刻的，甚至是充满寓言感的。正如第四届北京文艺网国际诗歌奖授奖辞说的那样：“这是罕有的一部成人童话。”《被擦亮的句子》还可看作是一部扭曲的寓言式童话。这是诗人苦心经营的扭曲的童话，用寓言式的书写，凝聚了成人世界对美好想象和当下现实的不爽、不乐意、不甘心和不苟同。比如在《称呼》一诗中，诗人就通过小孩（儿子）的视角，将人的交际与动物的交际，作了一次神似的类比，并表达了一种干脆、通透的处事期望：“喜欢就蹭蹭，不喜欢，各走各的”。还有《虚构的老虎》，“一只老虎/丝毫不顾动物的颜面，跟着我/走人行道，说普通话，用毛茸茸的爪子/数人民币”，这哪是动物，这写的就是人呀！老虎是虚构的，真切的是俗世中的人。又写：“后来它在前面跑，我在后头追/一头动物领着一个人/没头没脑地跑。”末尾是一句“扑通一声，你听见/你的老虎跳进人海淹死了”。写虚构的老虎，最终的指向，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和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我看来，它更是披着童话外衣的成人醒世宣言，诗人隐身其中，满怀悲怆，试图在简单的日常的平庸的乏味的生活图景里，切开一个小小的介入生活、社会、人生和命运的口子，使劲掏出人类社会和现代文明被遮羞布挡住的那些细碎来，因此有一种独特的美学立场贯穿全书，像诗句写的那样，“声音太响，人如孤岛”（《减法》）的孤寂、“为了寻找活着的感觉，每天/一遍又一遍地擦拭办公桌”（《沮丧》）的虚无，它们最终又都孤注一掷地指向众生的无奈、悲哀和困境。
及此，我脑海里便莫名地浮现出两个等式：擦亮=点燃=刺破=呈现=建设；句子=众生=万物=你我=内心。这里面隐含着一条“擦亮—打破—建设”的方法与路径，也隐含着一个“句子—众生—内心”的初始与终极，它是革命的、暴力的、反叛的；却也是有持守的，返璞归真的。于是问题止不住跳出来，执行者是谁？谁能将“句子”“擦亮”？谁是这上帝般的存在？我的答案是诗人本身，只有诗人拥有这样的上帝之眼，从最为平凡庸常的世俗里，洞见生活的生命的命运的深刻哲学。
是的，擦亮句子，就是一次洞见。我以为这是最好的诗歌状态——诗歌，或者说好的诗歌，必然是一种洞见。于是，前面兜兜转转的叙述似乎都不再重要，一言以蔽之，陶杰的《被擦亮的句子》就是诗人对俗世生活的诗意洞见，是一本难读的洞见之书。诗人退出了诗歌，但他语言的泡泡机，永动地映照人世万象的悲喜，也永动地吐纳着现实生活和人类困境的复杂与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