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与海权问题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是显学，然而专门从事太平洋区域问题研究显然具有显著的特性。南太平洋地区是一个有着重要地位与区域价值但长期以来处于学术盲区并且研究匮乏的地区，《南太平洋地区主义》以其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历史叙述十分令人关注。在国际视野与政治话语中，南太平洋地区长期被边缘化。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这一地区被巨大的水体阻断了与其他大陆板块之间的联系，因此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而然成为了“最偏僻的太平洋地区”。这也使得这个地区很难对传统意义上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主流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也就很少成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李绍先：《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论坛主旨报告》）。21世纪以来，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迅猛发展，继2014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我国又与太平洋岛国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方针上达成友好共识。陈晓晨的这部近30万字学术著作，无疑完善了区域研究中的结构性空缺，同时给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提供了文献支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政治意义。
走近南太平洋地区
按照本书著者陈晓晨的定位，《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是一部以文献研究法作为主要研究途径、围绕“什么是南太平洋地区主义（South Pacific regionalism）发展变迁的逻辑与动力”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定性历史案例研究（historical case studies）。其研究的时间范围跨度极长，达70年之久：从1947年太平洋主义发轫起始，到2017年《太平洋地区主义框架》早期效果显露之际为止。全书共有七个章节，大致可以概括为四大部分，分别是提出问题与界定概念的导言（第一章）、对本书理论框架即地区主义理论的介绍（第二章）、结合地区主义理论的具体历史案例研究（第三章到第六章）以及对全书归纳总结的结语（第七章）。下文笔者将带领读者深入本书腹地，领略这部纵横太平洋、连贯近百年历史的学术新著是如何立足现代智慧与地缘政治，逐步揭开南太平洋岛屿神秘面纱的。
在导言部分，陈晓晨便体现出学者的专业素养，即问题意识。在提出“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发展变迁的逻辑与动力到底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的同时，又引出了几个关键的子问题：什么是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南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这几个问题无疑是进入本书核心论题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厘清南太平洋地区主义之发展理路的基石。
上文谈到，南太平洋地区长期以来处于国际视野的边缘位置以及学术研究的盲区，因此对这一概念的定义至今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陈晓晨从“地区”这一概念入手，认为地区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维度，并不仅仅是地理概念，而是勾连了人文政治经济文化等非物质性的复杂综合体。陈晓晨归纳总结出了“地区”的七大特性，借此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对地区的识别和界定：地缘上相对邻近；具有某些物质上和观念上的共同特性；形成较高程度的相互依赖与互动；在被建构的过程中不断被塑造；是自然和社会空间；是一种介于全球与国家之间的次体系；也是一种分析层次和研究对象。在借鉴了新西兰学者肯尼迪·格雷厄姆基于地理邻近性、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三大标准对南太平洋做出的界定基础之上，著者将澳新（即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下文亦同）排除在南太平洋地区之外，同时将本书的研究对象“南太平洋地区”的外延确定为太平洋岛国论坛中拥有主权的14个岛屿国家，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基里巴斯、库克群岛、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纽埃、帕劳、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
在明晰了南太平洋地区这一定义的外延后，著者结合并采用《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对“地区主义”的最新权威定义：“地区主义是主要由国家主导的建立和维持包含三个国家以上的正式的地区机制与组织的过程。”以通俗的方式阐明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内涵：“主要由国家领头的有组织、有章法、长期的南太平洋地区互助合作的过程。”此外，陈晓晨还从宏观角度概括总结出南太平洋地区的几个特点：第一，太平洋岛国和岛屿位于同一个地理空间，并且与世界上其他地区遥相阻隔，同时具有“结群性”与“孤立性”；第二，太平洋岛国虽然陆地面积小，但都是大海洋国家，形成了“小岛屿、大海洋”的领土特色；第三，南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和岛屿之间有着极为相似的历史进程与文化底蕴，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吃穿住行还是文体娱乐中的舞蹈音乐，都具有很多习俗共性，而共同的殖民经历也使得此地民众普遍信仰基督教；第四，实力上的不平衡与不对称是南太平洋地区的独有特色。关于南太平洋地区的核心特征，著者会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更详细地分析论述。
理论创新：全球—地区多孔性对封闭性的反拨
以往的地区主义理论也就是早期地区主义和旧地区主义在运用范畴上更适宜欧洲地区，在解释南太平洋地区发展动力的问题上明显缺乏合理性，由此旧地区主义中将欧洲一体化的实践经验强加给南太平洋地区的思想受到了广泛质疑，正如赫尔在1979年的一篇论文中不无辛辣地批判道：“当这种外溢对南太平洋地区来说既不‘自动’甚至也不需要的同时，一种潜意识里的功能主义信条驱动着参与者试图按照欧洲路径推动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因此，陈晓晨认为抛却了“欧洲中心论”的新地区主义和认同全球化与地区化关系复杂、互动多维的比较地区主义，具有对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演进历史逻辑的阐释潜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著者借鉴并发展了卡赞斯坦的“多孔性”概念，形成了贯穿支撑整部书的创见性理论基础：全球—地区多孔性（global-regional porosity）。
卡赞斯坦在《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中认为，“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互动加强了地区的多孔性，削弱了地区的封闭性”，也就是说，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渗透使得地区成为美国霸权主义中的孔洞。本书借用卡赞斯坦的“多孔性”概念，并解答疏通了这一概念中含混不清之处，制定出一套俯仰南太平洋地区、立足新时期国际形势的“全球—地区多孔性”概念，著者陈晓晨极富创见性地将之定义为：“域外行为体及全球层次的权力、制度、规范、进程等‘穿越’全球—地区层次边界对某个地区及其地区主义产生的影响，其中包括影响的方向和影响的程度。”著者的这一新概念明确了卡赞斯坦概念中的三个含混之处，其一是明确了探讨的进行是在全球与地区两个层次之间；其二是明确这一讨论的焦点是单向度即以全球对地区的影响为核心；其三是明确了美国仅仅是其中一个行为体，而不是唯一的施行者，“多孔性”的效用来源是多层次的。
陈晓晨先生由此确立并奠定了“全球—地区多孔性”的理论指导地位，著者将其运用到具体历史时期的案例分析中，不仅改变了一直以来学术界对“南太平洋无理论”的学术偏见，考察了南太平洋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样态，更是从社会学范畴给予了南太平洋地区发展动因的科学阐释。
发展路径：从殖民主义到本土主义再到多层次主义
如前文所述，本书的主体部分是第三至六章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尝试结合“全球—地区多孔性”来解释不同时期南太平洋的发展。这一历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殖民时期（1947-1971年）、本土化时期（1971-1991年）、后冷战时期（1991-2009年）以及全球治理和大国博弈深化背景下的新时期（2009-2017年）。殖民时期并非本书的研究重点，然而对这一时期的考察却能说明南太平洋主义从起始便深受全球政治格局的影响。陈晓晨指出，二战后殖民大国在利益与权力层面对南太平洋地区主义起主导作用，虽然二战对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根本影响并不是直接的，然而全球体系与政治秩序的初步建立，尤其是联合国成立后美苏两个大国推行的去殖民化观念与民族解放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生发。1962年，南太平洋出现了第一个独立岛国西萨摩亚。其后1965年的莱城会议则标志着太平洋地区主义本土化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冷战的扩散使得南太平洋地区国际地位上升，这一时期也是本书重点研究时期之一，即本土化时期。这一时期南太平洋地区受域外大国的影响下降，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太平洋岛国的主导权则逐渐强势，呈现出“岛国决策、澳新支持”的模式。而南太平洋论坛推动了渔业、环保等领域的区域集体外交，促使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此章节考察下，著者提出洞见：共同利益的增长是本土化时期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这一事件同时也成为南太平洋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域外大国战略性地逐步退出南太平洋地区，使得该地区在国际视野中再次归于沉寂，政治地位同比下滑，在这一背景下，失却了“老大哥”注视的南太平洋地区，再次恢复了以澳大利亚为主导、其他岛国政治权力式微的局面，这一时期也就是学术史上常谈论的“再殖民化时期”，澳新就如同过去的殖民大国一样，在冷战结束后迅速并全面掌握了该地区的话语权与主导权。
南太平洋地区的“再殖民化”持续了近20年后，终于在2009年迎来了“新时期”的发展曙光。陈晓晨认为，虽然美苏的战略性撤出使得澳新的地区主导权一度上升，但是由于澳大利亚主导下提供的地区公共产品有效性不足，难以与该地区的需求对标，这也为之后南太平洋地区岛国从澳大利亚手中重夺主导权埋下了伏笔。新时期到来，全球化影响卷土重来，围绕太平洋岛国的大国间博弈愈演愈烈，太平洋岛国的主导权显著上升，而澳新的控制力度则渐显疲软。作为主导权上升的标志，太平洋岛国愈加展现出其地区性的增强，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太平洋岛国地区对澳新的排斥，同时也能发现排除了澳新并以太平洋岛国为中心的“太平洋岛国主义”愈加成为地区研究和地缘政治中重要的议题与对象。当然，澳新尤其是澳大利亚长期以来相对于岛国的绝对实力优势不容小觑，南太平洋地区的既有政治格局与主导权分配虽然有了显著变化，然而澳新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仍然很大，按照著者的话说就是，“新旧机制共同作用，导致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以及更大范围内的大洋洲地区出现多个机制并存、复杂互动的多元化倾向”，借用新西兰学者杨杰生的概念可以表述为“太平洋多层次主义” （[新]杨杰生：《太平洋多层次地区主义：寻找合作点》，见喻常森主编《大洋洲发展报告2016-2017：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大洋洲区域合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8页。）本书的核心部分即具体历史案例分析告一段落，著者对“是什么导致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发展变迁”这一核心问题也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近年来，我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逐渐建立起友好的协作发展关系，例如中国对萨摩亚的教育援助、与汤加王国签署的合作交流备忘录、习近平主席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国事访问等等，足见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诚意与决心。这本书的出版可谓是恰逢其时，虽然由于篇幅所限，著者在本土意识与中国视角方面着墨不多，但并不影响这部书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涵。正如他在结尾处所说：“作为中国学者，尤其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发展与我国的关系，包括我国在新的全球治理时代应如何制定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战略与政策”，尤其是对于太平洋周边国家和地区及其人民在太平洋丝绸之路历史中的身份、地位、权利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