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再秉持传统文学观念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网络文学正在成为市场意义上的文学主流，并利用其优势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市场，与实体书愈见低迷的销量相对的是动辄百万的点击率；电影、电视剧越来越倾向于改编网络小说，以求捕获大热网络小说的原初受众，让作品“自带流量”。一切都出现得太快，以至于让习惯于传统文学的人们手足无措。为了对网络文学作品乃至整个网络文学产业化现象作出行之有效的解读，人们有过许多尝试。起初是将西方超文本、多媒体或者后现代理论引入其中，但并未得其要领，后来运用了日本理论家东浩纪的“数据库”说法，切入了中国网络文学商业性的主体，但偏重了萌要素、玩梗等，忽略了中国网络文学的消费特点。“中国网络文学提供了普通大众参与、群体交互这一文学生产、传播与阅读的新形态”，与此同时，从生产到消费，从创作到阅读，网络文学都对文学体制进行了一种革新，“中国网络文学造成了文学制度的结构性调整与重组，提供了媒介文化转型过程中重构文学制度的相关经验”，网络文学是成为了一个宏大的概念，从新媒介文本到新兴文化产业，网络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有无数的名词会和它发生关系，但都不等于可以对它进行直接的阐释。“总观网络文学研究现状，大部分学者偏重于宏观研究，抽象化、概念化倾向严重，并且有意思的是，相当多的中国网络文学研究者并不了解中国的网络文学现状，误以为超文本文学实验作品是中国网络文学的主流，因此出现了理论与现实相去甚远的状况”，网络文学展现出了一套全新的符号编码体系和修辞话语，有着独特的价值和美学范式，一套新的元理论、新的理论框架，才能切中其脉理。

而《网络文学符号学研究》就是在做这一工作。在众多的理论中，作者选中了符号学理论作为对网络文学乃至其现象的解读。“符号学是意义的学说”人对自己感知的任何事物都在做符号化的解读，正如赵毅衡在《符号学》中所言：“符号化即对感知进行意义解释，是人对付经验的基本方式。无意义的经验让人恐惧，而符号化能赋予世界给我们的感知以意义，只要符号化，哪怕看来完全没有意义的，也可能被解释出意义。”一切符号，皆有意义，而一切意义如果需要做个解释，也应该向承载感知-意义的符号系统寻找答案。

在网络文学相关理论建设的过程中，大致涉及以下几个问题：网络语境与网络文学特征之间的关系、网络文学的文本结构分析、写手-读者关系问题、网络文学的产业平台机制问题，而在《网络文学符号学研究》中，作者运用符号学原理对这些问题做了大致的回应。

在第一章《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场》中，作者运用了“主导成分的转换”来概括互联网时代下对当代文学场的作用：“当下网络文学的兴盛，是文学演变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调整。如果说宋元俗文学的繁盛使得原先俗文学创作的一些艺术技法逐渐向主导地位挪移，从而使得中国文学的格局发生千年一变的大幅度调整，原先牢固的文类等级开始松动，俗文学——词、曲、小说等向中心位移，那么网络文学十余年迅猛的发展历程似乎也暗示着文学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网络作为主导势力，带动了网络文学的新兴，而网络文学也带上了与之相应的媒介修辞偏向，产生了相应的文学特征：在排列方式上，多以短句、短段出现，段与段之间留有较大的空白；尽量使用更为形象的文字语句来规避文字符号的高度抽象性，具有较高的娱乐倾向。当代文学场的规则也随之调整，左右文学发展的主要力量由原来的社会资本急剧转向经济资本，二者为争夺文学场内的符号资本进行了持续的角力。网络环境对于网络文学生产的影响问题同样在后面的第四章《网络文学链文本的交际价值》和第五章《网络文学的平台生产范式》中得到了完善，经济资本的催使下，网络文学的生产出现了文学的伴随文本——超链接（书评区、互动信息），成为了参与网络小说的意义制造和价值来源的重要向度；以消费为主的理念导致了网络文学在创作上遵循了商品经济法则，呈现出与传统文学完全不同的生产/编码机制，这对网络文学的鲜明文本的身份形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网络文学文本中的性别主体是网络文学中绕不开的问题，甚至基于性别主体的不同，它发展出了自己的类别“男频”“女频”，这种现象的原因与特征，在第二章《网络小说的文本性别身份与主体扩张特征》中得到了分析，“文本身份”正是网络小说乃至所有文学会出现性别特征的原因：“文本身份是文化直接作用于文本表意的结果，是文化给予一个特殊符号文本集体的规约性。一旦文本形成，文本身份就独立地起作用”——网络小说的文本身份体现了其社会维度。而从网络文学中极其鲜明的性别身份也能窥见网络文学受到的社会环境影响。作者在这一章中分出了女性文本、男性文本和性别身份不明的互动文本三种文本，探讨了其中涉及的女性主体意识、男性主体多维度自我实现方式、互动小说中主体变化等等现象和问题。

对于网络文学书写的独特形式，作者指出是因为网络文学独特的“间性编码姿态”，在第三章《间性编码姿态与文本叙事的认同功能》中，作者提出网络文学遵循的就是一种“间性编码姿态”：“写手编码之时必然会更关注读者的回馈信息，编码行为本身具有间性特征”，这种间性特征就决定了网络文学生产中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一种编码和解码行为存在，引发了一系列特殊的创作现象和作品特征：弃坑、烂尾、番外、“爽点”、“爆点”、“福利”等。密切的读者作者交流甚至改变了网络长篇小说的叙事特性，小说的排版和内容都以读者为中心做了调整，而网文所追求的身份“代入感”也正是这种间性特征带来的后果。

在书中，作者还探讨了网络文学在读者群、学界中被接受的问题，同样也围绕着符号、媒介展开。总的来说，作者以符号学的视角重新阐释了网络文学生产、发展过程、文本现象、产业模式、阅读接受的全部过程，形成了一种“元理论”。就像结构主义适用叙事文学一样，符号学用来解读网络文学也十分合适：“作为符号载体之物必须能感知……但是被感知的不是物本身，而是物的某些品质。物不需要全面被感知才携带意义，让物的过多品质参与携带意义，反而称为表意的累赘。‘被感知’并不能使符号回归物自身，恰恰相反，符号因为要携带意义，迫使接收者对物的感受“片面化”，成为意义的‘简写式’”，人在感受到符号时，通常都会接收片面的意义，若要感知全部的意义，表意就会成为一种累赘，而网络文学某种意义上就是“片面化”的本身，无论是大女主文还是种马文、后宫文、种田文、玄幻文，这些文类实际上都迎合了符号感知“片面化”的行为，换言之，在网络文学生产和消费机制体制中，编码和解码倾向于形成同一套严密直接的符号系统，而不是像传统文学那样含混、复杂，有着许多意义上的“累赘”或者更多的衍生，这样的特质让符号学得以成为研究网络文学的最佳理论选择。但作者在具体运用过程中，结构主义理论的弊端悄然凸显。这类理论针对文学分析时，容易将其作为无机物而不是有机体，容易将其“拆分”而不擅长“融合”，容易将其“固定”以防止研究对象“滑动”，导致一种简化、缩写、省略行为。这样的弊端使作者容易在“简化”的思维上看待网络文学，网络文学原本“稀薄”的文学色彩经过简化的稀释，更是无从可见。这种研究视角矮化了网络文学本身，也更少地看见了网络文学的创造力和未来发生的可能性。网络文学的间性编码姿态有可能成为它滑向娱乐化、狂欢化的原因，但同样能让它主题鲜明、便于传播，不仅成为多个亚文化圈层交流的空间，更能够像日本动漫、韩国偶像剧一样变成融合本国文化元素的文化名片，而媒介修辞倾向也不一定是一场危机，同样能让网络文学在艺术形式上有所创新。符号学研究还得从更平等的角度看待网络文学，运用本身的理论特长，发掘网络文学特有的优势、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