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国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是关于焦裕禄精神产生发展过程的翔实记录。作者采访踏实，写作扎实，内容结实。作品中水分很少，虽然也有一些抒情，但大都恰到好处，克服了报告文学作家喜欢滥发抒情的通病。书中引用了老作家柳青说过的一句话，作家要上三所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作者无疑是深谙柳青前辈这种写作真谛的，明白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纪实文学作家，首先要上好这三所学校，完成好这三方面的修炼。因此，这本书虽然不是“空前”之作，但有可能会是一部“绝后”之作，为焦裕禄及其精神的纪实性文学书写树立了一道标杆。

作品的题材和主题重大。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非常丰富，但其中以人物命名的精神并不多。这种特殊性，印证了焦裕禄及其精神书写的重要性。高建国在挖掘焦裕禄精神时，引用了焦裕禄用“三棵树”抒发人生理想抱负的自勉：要像松柏一样坚定不移、凌寒不凋；要像杨柳树一样插地成活，茁壮生长；还要像泡桐一样迅速成长，尽快成才。这，实际上是焦裕禄对自己人生目标和价值的比喻。习近平总书记在怀念焦裕禄的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里写道：“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焦裕禄当年为了防风固沙、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提倡种植泡桐。如今，兰考泡桐如海，当年焦裕禄和群众栽下的幼桐中的一棵，也已长成合抱大树，人们亲切地叫它“焦桐”。这，实质上就是树跟人的精神合二为一了，焦裕禄已然化为一棵大树，站立在那里。这可能是作家的一些很重要的独到发现。

《大河初心》书写了一段人生的长河，也写下了一段精神的长河。作品写的是焦裕禄完整的生平传记，真实可信，平凡却又超越，简单而又堪称伟大，深入爬梳了焦裕禄的前世今生，写下了焦裕禄精神的来龙去脉。在作家笔下，现实生活中的焦裕禄其实并非一个完美的人，而是一个还在成长完善的人。作者如实写到，开封地委报请河南省委任命焦裕禄为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开始省委是不同意的，后来同意他代理第二书记，一年两个月后才被正式任命为县委书记。这时，距焦裕禄去世只有几个月了。而就在焦裕禄去世前两天，省委还通报批评了兰考县委挪用救灾代食品顶换国家统销粮以补助干部的做法，要求县委做出深刻检讨，而且不点名地批评了县委主要领导同志。换言之，焦裕禄去世之前还受到上级批评。在作家笔下，真实的焦裕禄并不是一个“高大上”的人物。在20多名机关干部因病饿而死的压力面前，他在严格执行上级规定和从实际出发救助干部的选择中“走钢丝”，是非常难的。焦裕禄一辈子都是遵纪守法、循规蹈矩的好干部，但面对非正常死亡的干部，他做出那样一个艰难的决定，确实是很纠结的。高建国把这个情节如实地写下来，这样塑造出来的焦裕禄更为立体、真实。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工作者要“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同样的，报告文学创作，特别是写一个正面人物，也应该努力塑造出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人物。这本书中的焦裕禄就是一位可信又可敬的人。他也是可爱的，包括在自己的亲人眼中。书中写到了焦裕禄的婚姻家庭，写到他和徐俊雅的恋爱，两个人相差10岁，徐母开始并不赞成他们的结合。后来两人走到一起，生了5个孩子。临终前几个月，焦裕禄最后一次回山东老家探望老母亲，一定要把几个孩子都带回去，让他们接受家风教育。这些感人的细节，印证了焦裕禄是一位非常好的父亲，虽然他可能有些“不近人情”，比如对子女要求得太严了一点，就连借用公家的扫帚回家扫院子都受到批评。书中写到，习近平总书记曾问焦裕禄的儿子焦国庆，当年“看白戏”的那个孩子就是你吧？可见这个细节给总书记留下了很深印象。作者笔下的焦裕禄是立体的、真实的、非常饱满的人物形象。

《大河初心》勇于直面问题和争议。对于宣传焦裕禄，其实从一开始有的领导同志就有不同意见，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在暴露兰考的阴暗面，兰考还这么落后，还有这么多盐碱地，还有这么多吃不饱饭的人，宣传焦裕禄，县里将面临多大压力！这些描写是很真实的。为官一地，领导肯定要综合考量，正反两方面都要考虑到，宣传好干部固然是好事，但不愿意自曝家丑似乎亦是人之常情。非常难能可贵的是，高建国创作中没有回避这些东西，史实是怎样就怎样写。包括宣传焦裕禄以后，他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几起几落的跌宕人生。这部作品围绕几十年来焦裕禄精神的宣传，把历史的曲折和风雨都如实地写出来，让人非常真实地看到了精神大河形成过程中的波澜，使人更加珍视党的精神谱系和精神血脉。

这部作品非常注重可读性。高建国在创作中注重故事和细节的挖掘与书写。58万字的篇幅，读下来并不疲倦，就在于作品中有很丰富的情节和细节，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比如，土生土长的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焦裕禄这个榜样被“发现”跟他是分不开的。新华社记者周原到兰考采访，刘俊生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俺兰考开展除“三害”斗争，把县委书记都活活累死了！这句开门见山的话，一下子把周原给镇住了，从而引发记者刨根问底，成了焦裕禄走向全国的起点。再如张钦礼，他在“文革”中犯有错误，是个盖棺未论定的人物，但他一直亲民爱民，是个清官、好官，是群众眼中焦裕禄最好的传人。他在治河工地被抓走时，公社干部端了两盆水，蹲下来哭着给他洗脚洗腿，几万群众挥泪相送。老百姓到监狱里去看望他，给他送吃的，给他下跪，他也跪下来。他在郑州病故，灵车返乡过兰考县城时，十多万农民拦车祭灵，让人唏嘘不已。这个人物跟焦裕禄一样饱满。这种人物的悲剧使得作品的文学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