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龙族是我国西南人口较少民族，在公众视野中认知度不高，这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身处偏远的南国边疆，夹在高黎贡山与担当力卡山之间的独龙江流域，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自古以来就人迹罕至；另一方面也因为独龙族是后发民族，受限于历史地理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在经济与人文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一直较为滞后，甚至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们依然处于类似于原始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之中。被生存的压力所迫，独龙族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字，只有简单的口头传说和“结绳记事”，因而不能构建出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故事体系，正如经常被人引用的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他们无法讲述（代表）自己，只能被别人所讲述（代表）。
确实如此，独龙族的历史和故事都是在他者视野中呈现出来的，不惟只言片语、语焉不详，更是充满了冷漠、误解和歧视，甚至连自己的正式族称都没有，只是被当作“野夷”，被蔑视性地称为俅人或者曲子。也就是说，尽管同在一片蓝天下，但由于区域地理、历史、经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独龙人和其他一些后发民族与先发地区的人口与族群的差距是巨大的，在同一个时间段中、处于不同年代的那种差距。
1951年底到1952年初，北京召开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期间。1月4日，周恩来总理看望各少数民族代表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来自独龙江的代表孔志清。当问到他的民族的时候，孔志清无言以对，因为外人对自己民族的侮辱性称呼他说不出口。周总理问明情况，确定了必须按照民族的自称来确定称呼，从此一锤定音，独龙族才获得了自己的族名。
从这个角度来说，两位云南本土作家潘灵和段爱松的报告文学《独龙春风》是开拓性的，他们在详实的史料考察与梳理，并结合实地的考察与采访的基础之上，对独龙族的历史命运与现实变化进行了全面而完整的叙述，让一个不怎么为外人所知的边缘人群及其生活第一次以全景的模式展现出来，从而让他们获得了自己的文学形象。对于独龙族而言，《独龙春风》无疑具有文化建构和形象传播的意义，而对于中国境内外的读者而言，则更具有启示和教育的价值。
《独龙春风》用宏阔的视野将独龙族的当代转折定位为两度春风，第一次是以1950年9月的独龙江四区区公所的成立为标志，独龙人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公民权，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中翻身当家作自己的主人，这也意味着他们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次是2018年在政府的帮助下，提前实现了整族的脱贫，并且稳步迈向乡村振兴。这样就清晰地勾勒出了独龙族的命运轨迹，显然这两次跨越式的发展是翻天覆地的，漫长的历史中迟滞而缓慢的生活历程显示出，命运的转折不可能由独龙人独立完成。追索其中的原因，两位作者将其归结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对少数民族的持续性帮扶，各民族同胞之间的友爱互助，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整体性的变迁，而非孤立的事件。独龙族70余年的当代故事，投射了整个中华民族内部各少数民族的总体性故事，一个独具社会主义文化特色的中国故事。
两位作者采取了历史总结与现实描述相结合的结构方式，夹叙夹议，描写与抒情相结合。在“上篇”中侧重回顾独龙人的“历史困局”以及破局的过程。在有史料记载的历史中，独龙人几乎都是处于困难之中，尽管身处于景色优美、资源丰富的独龙河谷，但那里并非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历代的统治者只是视之为剥削与掠夺的资源。这其中并非没有心怀正义与同情心的个别官员与地方治理者，但是在社会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并不能真正改变独龙人遭受的各种磨难。伴随着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入侵，独龙人悲情的命运中更是增添了域外的维度。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回避独龙人与周边族群如傈僳、藏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同为帝制王朝子民的处境中，独龙人还要受到地方官员、土司和周边强势族群的欺压和奴役。这一切只有到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发生了转机，不仅推翻了原有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同时驱逐了外来侵略者，更主要的是建立起了“人民共和”的平等政治和尊严政治。这使得独龙人得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同面危机、共御外侮，对内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原先的不平等民族结构关系才得以改变，原先的嫌隙乃至仇恨才得以化解，弱小的独龙人才同主体民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平起平坐，共享革命的果实，有着相同的理想，携手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下篇”便是侧重于独龙人当代的建设和发展。这个过程离不开先发地区和民族的政策倾斜，农耕文明的引入改变了刀耕火种的生存方式，提高了生产力；教育事业的推进启蒙了心灵，更新了观念，让文化获得了生机和潜能；道路与交通的发展打开了封闭的河谷，让人和信息得以走出“同时异代”的隔膜。凡此种种，《独龙春风》都是以点面结合的方式，通过具体的一个一个人的故事生动地表达出来。尤其是独龙族在各种领域和行业“第一个”的历史性突破：第一代农艺师、校官、大学生、医生、气象员、商人、边防警官、运动员、画家、博士研究生……他们不再被时空所阻隔，与其他人群一样，真正成了新中国的“同时代人”。
围绕着“革命”与“建设”两大主题，潘灵与段爱松勾画出了独龙人从“同时异代”的边缘族群到平等公民的“同时代人”的历史性嬗变，同时点明了贯穿于这个转折始终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而行文中充满着感恩与颂歌的激情，就显得自然而然。《独龙春风》并不是单向度的政治抒情诗，而是云南本土作家基于事实材料之上的真情流露。正如这个文本所体现出来的总体性历史意识、人类学和社会学视野一样，它同样提供了一种社会主义中国话语的情感教育和精神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