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召开馆长办公会，有人感叹说：每次一走进文学馆的大门，看到院子里的这些作家雕像，大门把手上巴金先生的手印，都很有感触。我却在想，舒乙馆长为文学馆做了很多事，可是馆里却看不到他的一点痕迹，这不应该，我们应该记住从第一任老馆长杨犁到后来这些老馆长对文学馆的贡献，哪怕是挂一张照片呢，总教人们不能忘记他们。大家才意识到我们常常就这样忽略了身边最近的人，可一旦认真回想起他们来，昔日的时光却变得格外清晰。
回想2021年4月20日那天的情形，我深深体悟了什么叫做命若琴弦。那天上午，于滨老师给我发来微信说：“舒乙病危！”我火速赶到医院，听大夫说请了协和医院的专家会诊，如果舒馆长能平安度过这两天，就能好几天。但能好几天？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因为疫情管理，病房不能进，想看一眼舒馆长都不可能，我们和于滨老师在医院外边找了个地方焦急地等待，希望能有转机，希望能有个人来说“别担心，会好的！”但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4月21日下午两点16分，舒馆长走了。对于舒馆长的走，我理解也许是一种解脱，我不忍他就那么躺着。他应该漂漂亮亮地活着，潇潇洒洒地活着，忙忙碌碌地活着，而不是躺在病床上，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那不是我们的舒馆长。
2015年9月7日上午，刚过完80岁生日不久的舒馆长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抢救。前一天他参加了一场电视节目的录制，可能是累着了。等他病情平稳后我去医院看他，他安静无声地躺在病床上，再不复从前那样风度翩翩、谈笑风生。他不认识我了。我难过地握着他的手，多希望他还是原先那种开怀大笑、神采飞扬的样子。
舒馆长的笑是特别有感染力的笑。
1989年我刚分配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第一次参加全馆大会，那时舒乙先生是常务副馆长，忘了当时会议的主题，却记得听舒馆长讲话，还以为是听了一场单口相声，逗得大家伙儿笑成一团。他那地道的北京话，绘声绘色的表情，红润的脸膛，一笑起来鼓起两块可爱的苹果肌，任谁见了都会立刻被他打动、感染。他就是有那样的魅力。
1998年，舒馆长把我从征集部调到展览部，参与筹备文学馆新馆的三个大展览《中国现当代文学展》《20世纪大师风采展》和《作家文库展》。对于新馆的展览，舒馆长抱有很高的期待，也有很多的设想，他希望我们能把展览做成精品，做到“创意独特、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效果显著”。这可不容易。
当时展览部加上我统共就三个人，两个文案，唐文一老师和我，一个美工，沐定胜老师。我们仨天天加班加到晚上10点多。所有的资料要去查找、核实，展览文字一遍又一遍地改；与设计和施工单位不停地沟通，头脑风暴，出新方案。辛苦是辛苦，但大家都感觉很充实。对我来说，那一年半还多一些的时间仿佛是浓缩的橙汁，又酸又甜，每天都很饱和，工作量饱和，学到的东西饱和。按照唐文一老师的话说，我们是把工作当成事业来做的，觉得特别有意义。
加班的时候，舒馆长时不时地到展览部来看望我们，询问进度，有没有困难，需要他配合做什么，或者请我们出去吃晚饭，和我们闲聊一通，打打岔，让我们放松休息一下。我们常去的是文学馆附近的老北京家常菜小饭馆，舒馆长对吃饭不讲究，好的孬的都行，吃饭还特别快，别人刚吃一半他都吃完了，然后给我们讲故事。
舒馆长肚子里的故事那叫一个多，听他讲一天也不带重样的。我们最喜欢听他讲文坛掌故，他讲得眉飞色舞，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他讲得明显比较夸张，令人起疑，但却生动无比。他讲完了自己也哈哈大笑，那笑声像一群小鸟似的，从他心里呼啦啦地飞出去了。
他讲老北京的吃食，豆汁儿，炸咯吱盒儿，讲他母亲胡絜青做的芥末墩儿。就因为这，我这个皖南人后来能够接受炸焦圈就豆汁儿，也能吃蹿鼻子的芥末墩儿了。后来舒馆长特意请我们去北海公园吃仿膳，犒劳我们。他退休后，金秋时节还请我们展览部的人到他家里吃螃蟹、喝黄酒，其乐融融。
和舒馆长在一起，没有让人顾虑的上下级禁忌，很自在，有什么意见想法直截了当地提。那时，我也提了很多不靠谱的意见，舒馆长并不以为忤。他把自己的创意设想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从新馆大堂的壁画、玻璃镶嵌画，到文学馆的LOGO设计方案。他常常把几种设计图样拿到展览部让我们看，让我们选，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选的和他不一样，他也不生气，就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来。为了新馆开放，我们除了完成三个大展的设计制作，还做了门票、纪念封等各种文创，每周我们都和舒馆长开会或者一起出去看样品。大家同心协力完成一件大事的感觉，特别愉快。
2001年夏天，我们完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展》获得了国家文物局主办评选的2000年度“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十大精品奖”，舒馆长带着我去杭州参会领奖。第一次跟舒馆长出差，心里乐开了花，可也吃了意想不到的苦头。当天我们领完奖就没事了，舒馆长也比较放松，住地正好在西湖边上，他说出去转转，我便跟着他去了西湖。可是没承想，刚到花港观鱼，就有认识舒馆长的游客过来攀谈。舒馆长是走到哪里都自带光环，令人瞩目的。他是个社会活动家，热心文化事业，经常上电视，出镜率高，认识他的人非常多，不一会儿身边就围了一圈人。舒馆长一点儿不高冷，乐意和大家聊，一聊就刹不住。而我在一旁被西湖的蚊子团团围住，那花心大蚊子在我的胳膊上、腿上、脸上、手上亲了几十个大包，又大又硬，又疼又痒。最后我实在顶不住了，只好拉着舒馆长赶紧走人。但还是不断地有人跟他打招呼，停下来说话，我直奇怪这蚊子怎么不咬舒馆长呢。第二天，我是带着金色的奖牌和二三十个红彤彤的蚊子包回北京的。
舒馆长吃饭快，走路更快。那时候还没有记步器，要是有，我估计那天在西湖边至少走了两万多步。我跟在舒馆长后边转了苏堤、白堤、断桥、西泠印社、丝绸博物馆，一路小跑般地追随着，他60多岁的人比我30来岁的人走得还快，要知道他还有严重的脚趾外翻哪。他对文化古迹极有兴趣，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看，好像要用眼睛把这些都扫描进脑子里存着。文学馆新馆的艺术装饰，我想很多就是源于舒馆长长期的艺术积累。
2000年5月，文学馆新馆一期建成开放，舒馆长说我们要不断搞活动、办展览，宣传文学馆、宣传作家、宣传文学。他是个行动派，做事快，写东西也快。我们做的作家展览，前言都是舒馆长亲自写，写完了让我打印出来。一般情形是，我们布完展览，开展前舒馆长去展厅里看一遍，然后就着手写前言。大多是千字文，有那么一两天就给我了，一遍稿，有些修改，不多。像他父亲老舍先生，他说老舍先生1949年前的稿子都是一遍稿，没有一稿二稿三稿那样子，包括长篇小说《四世同堂》，100万字的作品也是一遍写下来。后来舒馆长一家把《四世同堂》的手稿捐赠给文学馆，看原稿干干净净，文字是在心里斟酌好了才落笔。
舒馆长的字像老舍先生，文风也和老舍先生有点像，带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爱用短句，喜欢口语，直截了当，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态度鲜明，不模棱两可，不含含糊糊，就像他的口头禅：“了不起！”“倍儿棒！”谈起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萧乾先生、林海音先生等老作家对文学馆的支持与贡献，他最爱用的就是这样的口头禅。
2013年4月，舒馆长和他的姐妹舒济、舒雨、舒立女士秉承父母遗志，将老舍、胡絜青夫妇珍藏的一批齐白石、傅抱石、林风眠、黄宾虹等人的美术杰作无私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借用舒馆长自己的口头禅，真是“了不起！”“倍儿棒！”在捐赠仪式上，舒馆长说捐献的目的是为了使这批国宝能够回归社会，能够为广大观众共欣赏。当他说到老舍先生，眼里泛起了泪光。
40多年前，巴金先生设想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与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学类博物馆，藏品达80多万件。在这个过程中，舒馆长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尤其是文学馆新馆的建设与发展，他呕心沥血，有许多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并付诸实施。他把文学馆设定为文学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还是展览中心、研究中心。为了让市民知道有文学馆这么个地方，他甚至找到北京市主管部门，把文学馆门前的马路由“安苑东路”改成了“文学馆路”，公交车站也改名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站”。
舒馆长不单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扑在文学馆上，还发动了身边能发动的所有人、所有关系，连他的老伴儿于滨老师也拉到馆里帮忙干活。新馆建成，文学馆征集部人手不够，去唐弢先生家接收书刊，60多岁的于滨老师和大家一起整理登记，连书带刊加在一块4万多册哪！大家问于滨老师您打字怎么打得那么快？于滨老师说在家里舒乙的稿子都是她给打的，他不会用电脑，写得又勤快，所以舒馆长写一篇于滨老师打一篇，天长日久便练就了本领。单单就我们文学馆，舒馆长就写了两本书《现代文坛瑰宝》和《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于滨老师说，舒乙真的很勤奋。
舒馆长曾在年终总结中写道：“不断搞活动，发动一切宣传工具，频频在宣传媒体上亮相，通过写文章、讲演、讲解、请人参观等手段，宣传文学馆……达到五多：参观人多、听讲人多、新建文库多、重要文物入藏多、好评多。”他真的是把所有心血、精力和才智都倾注在文学馆上，他真的愿意为文学馆干一辈子。
舒馆长文章里常常爱说的一句话是：这就是生命，或，生命就是如此。在他走之前，把想做的事、要做的事尽情地做，快快地做。办文学馆、写文章、讲演、画画、参与社会活动，发挥出他全部的光亮。
舒馆长虽然走了，他那丰富的表情、畅快的笑声、凝神思索的样子，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还清晰地印在我们脑子里，我们会认真记住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