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尔维诺从失去忘年挚友切萨雷·帕韦塞的悲伤中走出来并重新整理心神奋笔疾书的那一年，是1951年。帕韦塞的去世对卡尔维诺影响至深，使他重新认识生活，他一面继续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工作完成帕韦塞未竟的事业，一面继续写小说。先是在艰苦漫长的创作中完成了一部题为《波河青年》的“社会现实主义小说”，之后用一个夏天写出了后来众所周知的名作《分成两半的子爵》。也许是需要从写作的情境中跳脱出来，也许是应人之邀，总之1951年的秋天，卡尔维诺踏上了东去的旅途，开启差不多两个月的苏联之旅。
意大利共产党员对苏联的向往，良有以也。二战之后，意大利成为战后除苏联集团之外拥有共产党员最多的国家，占到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共产党的影响力在意大利部分地区也在逐渐加强，受到苏联共产党的影响亦在情理之中。当时，战时受到各方势力牵制的意大利承受着巨大的消耗和破坏，已经一片荒芜，因政治环境影响，意大利在东西方之间都饱受怀疑。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阵营的“西进”制定了“马歇尔计划”，在加快西欧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削弱了意共在政府的话语及政治权力。即便如此，在意大利北部，共产党的思想在一些地区依然深入人心，他们既相信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也尊重当时的意共领导人帕梅罗·陶里亚蒂。苏联显然成为他们心中的信仰之国，在东西方角力的历史时刻，对于意大利共产党人来说，用一次旅行确证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或“现代社会”想象，何乐而不为？
卡尔维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远赴苏联的。他于1951年10月乘火车出发抵达莫斯科，11月返回意大利，前后历时约50天，一路写下了这次旅行的所见所闻，最初以《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苏联旅行日记》为题发表在1952年的《团结报》上，从2月3日连载到3月15日，共21篇文章，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近两个月俄罗斯生活的点点滴滴，既呈现了在苏联期间的日常生活，又写出了对俄罗斯文化与社会的关注；既描摹了旅途中相见相知的故旧新知，又在细节中发现了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文化差异。卡尔维诺对苏联印象颇好，所到之处几乎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那么，这两个月里，在苏联有怎样的旅行经历呢？或者说，卡尔维诺在苏联期间都去到哪里了呢？
一是莫斯科。莫斯科是卡尔维诺苏联之行的大本营，他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最长。他像普通游客一样游览了红场、克里姆林宫、普希金广场、列宁山等地，这些经历都被他写进日记，并夹杂着切身感受到的苏联与意大利的不同之处，比如莫斯科从来没有雾；比如莫斯科人习惯了排队购物；比如莫斯科店铺营业时间较迟。之后，卡尔维诺开启了他在莫斯科的文化之旅，足迹遍布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图书馆、电影院和大学，他几乎不愿意错过每一个和当地文化、当地人深入交流的机会，并把相关的情况写进日记中，要么是介绍某一位著名的艺术家，要么是记录下一位和他一样的普通观众或读者，要么是呈现出他在参观和游览中的兴趣点。此外，卡尔维诺还参观了乡村社区和纺织厂，了解农民和纺织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从社会的诸方面了解苏联及其所处的时代。作为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带给卡尔维诺更多的是见识到了社会与文化的“现代性”，以此为切口了解俄罗斯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卡尔维诺能够以很快的速度融入到短暂的莫斯科生活中，以一种异国的生活态度享受异国的生活。在莫斯科，卡尔维诺还度过了自己28周岁的生日，苏联朋友在他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为他举办了生日庆祝会，使卡尔维诺喜出望外，相信这是被卡尔维诺铭刻在生命记忆深处的一天。
二是巴库。如今已成为阿塞拜疆首都的巴库在遥远的1950年代还属于苏联，与莫斯科的距离不算是近，卡尔维诺等人乘火车南下，听着电台里20年前的流行歌曲，看着窗外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和田野，聊着饮食、体育和婚俗，经停大站即下车休息，就这样走走停停，途经今天俄罗斯西南部城市罗斯托夫进入高加索地区，之后沿着里海的海岸线进入旅程的目的地。在巴库，卡尔维诺参观了城市建筑，走进电影院、博物馆、科技馆、音乐厅，介绍了革命者基洛夫、诗人尼扎米、工程师卡法·罗夫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引起卡尔维诺格外关注的是巴库的石油和文化，关于石油，他写到，“石油是巴库的财富，当你环顾四周，到处都是油井，即便是在海上”，继而介绍了巴库的石油工人和石油联盟在巴库的文化馆。关于文化，卡尔维诺关注的是巴库的一个图书馆，他特意强调这是一个“一切都免费”的图书馆。此外，他还观看了一场芭蕾舞表演，参观了以共产党历史为中心的斯大林博物馆和以革命为中心的苏联革命历史博物馆。临别之际，巴库的同志送给卡尔维诺的是阿塞拜疆语的文学名著，阿塞拜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告诉卡尔维诺，“如果有一天晚上你碰巧梦到巴库，那么请抓住枕头，我们就会梦到你”，带着这样美好的祝福，卡尔维诺结束了一段愉快的旅程。
三是圣彼得堡。在卡尔维诺的笔下，那时候的圣彼得堡还被称作“列宁格勒”，比之于巴库，他在圣彼得堡停留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机会“观看”这座“年轻的城市”。在涅瓦河畔，卡尔维诺一面流连于冬宫、圣以撒大教堂等建筑的恢宏气势，一面围绕一艘古董巡洋舰回顾着战争中城市的历史；在基洛夫文化研究所，他挨个屋子听关于外交政策、金属加工、经济掠夺的讨论会，看表演、聆唱诗、听演奏；在糖果厂，他仔细参观糖果生产车间，驻足于漂亮的生产机器，品尝各式各样的糖果。在圣彼得堡，儿童似乎成为卡尔维诺在圣彼得堡游历的重要线索和对象，一个周四的上午，他们专门参观了一家幼儿园，在那里看到了保育员如何给小孩子洗澡、如何哄他们睡觉，如何喂他们吃饭，又仔仔细细考察了幼儿园的所有设施，并坦言“喜欢这个幼儿园的一切”。当然下午，他们来到因纽特人体育场，观看孩子们的体操表演。在圣彼得堡的最后一站，卡尔维诺等人去了“玩具之乡”，类似现在的儿童活动中心，孩子们可以在那里玩桌上曲棍球、桌上足球、举办画展、操控微型机械装置，是一群“坚定而快乐的年轻人”。对于卡尔维诺来说，圣彼得堡已经是一座“现代”的城市，他在那里感受到了很多在莫斯科和巴库并不曾体会的社会、文化及城市现代性。
从莫斯科到巴库，从巴库到圣彼得堡，卡尔维诺一路走一路看，见识了之前并不能想象的俄罗斯。在卡尔维诺的笔下，195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稳定平和，充满活力。如果将作者1959-1960年的美国旅行日记及《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同苏联旅行日记加以比较，会发现卡尔维诺对苏联的真诚和宽容，既有冷眼旁观，又有来自共产党人的热情。
这种热情首先表现在他对俄罗斯人的强烈关注上，虽然卡尔维诺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来到苏联的，但是他关心的是撇开政治符号真真切切的人和他们熙来攘往的日常生活。在一篇日记中，卡尔维诺用相当长的篇幅介绍商场的营业时间、服务员的作息、顾客的购物习惯等；在另一篇日记中，他以同样的方式介绍俄罗斯人的三餐和餐桌上的饮食及俄罗斯饮食文化，以此还原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同时，卡尔维诺也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人，在他的日记中能看到各个阶层的俄罗斯人，有不远万里来到首都的异乡人；有享誉俄罗斯的芭蕾舞舞蹈家；有参加过战争的老兵；有在莫斯科酒店里用餐的普通人；有工厂里每天忙忙碌碌的女工。在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中，卡尔维诺看到了苏联的“现代性”，比如莫斯科的街道上是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汽车，包括公共汽车、卡车、出租车和私家车；看到了城市建设的“未来”，比如尚在规划中的地铁线路也已经在投入运营的地铁站用其他颜色标注出来。实际上，卡尔维诺表面上关心的是日常生活，但透过日常生活的肌理他看到的是苏联生活现代性的兴起。
卡尔维诺也关心意大利文化在苏联的传播与受容情况，在所到之处，他都出于意大利人的本能在有意无意间注意到意大利文化的呈现。文学上，卡尔维诺注意到乔万尼奥里所著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斯》已经被译成俄语并广泛阅读，同时也关注书店橱窗里的意大利文学著作；电影上，他多次提到在苏联受到欢迎的意大利影星，当时电影院正在上映一部由安娜·马尼亚尼和马西莫·吉洛蒂主演的意大利电影《街上的梦想》，卡尔维诺看到电影海报之后十分惊讶，因为在意大利并不算明星的男主角却在苏联大受欢迎，卡尔维诺说，“我在全苏联看到最多的就是他的脸”，足见吉洛蒂在苏联受欢迎的程度。在文化的比较中，卡尔维诺也关注意大利和俄罗斯文化之间的微小差异，在餐厅里，他发现苏联人比西西里人更爱吃冰淇淋，即便寒冬时候也离不开冰淇淋；在木偶剧院，他发现莫斯科木偶的表现形式介于意大利木偶和提线木偶之间，并在此基础上详细介绍了二者的区别。置身于与意大利不同的俄罗斯日常生活，他开始调整自己适应莫斯科的生活，“认识到这座城市在不同时间的面貌”。
基于他的作家身份，卡尔维诺本能地关注在苏联所见到的文学符号。比如，他在一个学校发现普希金的画像和列宁、斯大林的一样多，之后才是托尔斯泰、果戈里、莱蒙托夫和马雅可夫斯基，尤其使他不可思议的是，画像也包括后来被认为是伟大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当时“西方人有人说苏联已经忘记了他”。再如，巴库之行结束前，卡尔维诺收到的礼物中包括托尔斯泰《复活》的阿塞拜疆语版本，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托尔斯泰的影响力。在苏联的两个月里，卡尔维诺逛了很多图书馆和书店，注意到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哈代、刘易斯、欧·亨利等人在苏联的影响，同时也买了一些他喜欢的文学名著。
另外，在卡尔维诺的旅行日记中，还能看到他对在苏联所见异国形象的关注。所谓“异国形象”，是指他在苏联遇到的其他国家的人，比如在戈尔基街，他遇到了印度人；在莫斯科酒店，他遇到了中国人、越南人、韩国人。他在下榻处认识了一位名为金吉佑的朝鲜少年，在日记中详细介绍了这位当年只有18岁的少年，他在朝鲜战争中20天内击落了11架美国飞机，制服上戴着两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勋章，剃着光头，圆圆的脸上两只小小的杏眼，典型的朝鲜男青年形象给卡尔维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尔维诺在众多外国人中看到了“国际主义”，认为这是当时苏联的普遍特征，异国形象成为“一种本能的友谊，与对异国情调或古怪者的吸引力无关，而是倾向于在更多元化的人群中重新转换共同背景，在有限的民族中以无限的形式表达自己，从而认识到共同的流行矩阵”。从卡尔维诺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本人也是一位国际主义者，无论看到哪国人，无论接触哪国人，他“在这些人眼睛中看到的都是平静和理解”。
俄罗斯的日常生活、意大利文化的传播、在苏联生活的“异乡人”和在卡尔维诺所见的文学名作，都是卡尔维诺关注的焦点，然而同时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作为意大利共产党员，卡尔维诺来到布尔什维克的苏联，固然有一种从“边缘”到“中心”的向往和崇敬之情，然而至少在日记中所见到他的目光都集中于日常生活。面对苏联社会，典范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如卡尔维诺者无疑具有克罗齐式自由派的冷眼旁观，这似乎也代表了大部分意大利知识人的姿态。
另一方面，卡尔维诺本人的性格也并非充斥着浪漫主义的激情，在《巴黎隐士》中，他曾说，“我对任何唾手可得，快速，出自本能，即兴，含混的事物没有信心。我相信缓慢，平和，细水流长的力量，踏实，冷静。”这句话已然成为卡尔维诺的座右铭，又是至理名言，细究起来会发现，这句话之后蕴藏着某种“史家之清醒”而不是“理解的同情”，卡尔维诺无论面对风霜雨雪还是天朗气清都能做到冷静平和，其背后的人格操守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包括能够洞察人与社会肌理与肺腑的智慧。两者相加，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卡尔维诺在见识到苏联的“前卫”和“现代”之后依然能够平静如水，甚至在他那里，苏联只是异邦，并不涉及“主义”。
对于卡尔维诺来说，在苏联的两个月是一次平静的旅行，置身于斯，他感受到了苏联1950年代的大国气度，也感受到了苏联人在社会进步期的日常生活，这是一次重要的旅行。1951年11月，卡尔维诺乘飞机离开苏联，在即将起飞之前，他想到前来送行的苏联同行，不无深情地说，“我想到，我们文化的动机和各国人民的故事是如何结合并交织在一起的；我想到，从这第三世界发芽的种子，我现在要它消失在云端；我想到，我们共同的人类历史的种子，如何在等待我的土地上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