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依托于个体的审美活动，并形成一定的文化趣味，进而建构起社会性的文化形态。审美文化的形构常与时代命题相结合，无论是西方的启蒙运动，还是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审美文化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有效途径，从而影响历史的进程。现代审美文化的形塑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与文化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科技水平、社会开放程度等息息相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加，审美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复杂的面孔，如果试图勾勒出中国当下的审美文化，无疑是困难的。但审美文化的整体形态，又有着历史的脉络。要想理解当下中国的审美文化，不得不从1978年改革开放这个“源头”说起。而于草蛇灰线之间，文学无疑是重要的观察视角，借助对新时期文学的聚焦，更能见微知著，为当代审美文化的变迁勾勒出时代的侧影。
中国当代的审美文化，逐渐从单一的一体化形态走向开放多元，从对历史宏大叙事的着迷，到关注日常生活审美。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学参与、推动、形构了当代审美文化，当代审美文化也影响、制约、引导着文学的创作。两者的关系既相辅相成，又充满矛盾对立。这些都要从1978年的历史转折谈起。如果说“当代”的概念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界限的话，那么，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审美文化的角度观察，1978年以后的时段则更趋向于“当下”，所谓“新时期文学”也正是1978年以来的文学。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示着中国走向了历史的新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伴随着中国的再度开放，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源源不断被引入中国，无异于现代以来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将中国带进市场经济，更“脱胎换骨”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审美文化。新时期文学则成为这场历史的变革中的一面镜子。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文化、政治是高度一体化的，无产阶级文化是主流的审美文化，文学也紧密地配合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新时期文学从“伤痕文学”开始，逐渐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叙事模式。与此同时，中国加快了开放的速度，开放意味着碰撞与交融，势必产生多元的文化格局。新时期文学摆脱了以往文学紧密依附于政治的状态，主要体现在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抛弃，更关注于私人生活，再次实现了文学向个体的“人”的回归。1917年，胡适、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推动白话文学的发展。随即，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提出文学是“人学”，文学应关注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使得中国新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这样的文学观念在1949年至1977年间可能受到一定的损害，至少不再是一种主潮。改革开放之后，新时期文学开始重新深入思考人情、人性。
改革开放重新唤醒了文学的“人学”传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是其表征。当负载于文学之上的枷锁被打开，文学自然朝着主体性的方向去探索，并思考其与个体、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1980年代开始，改革的成效已经显现，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文学越来越聚焦日常生活，关注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关注小人物的心灵世界，力图呈现出时代的精神症候。这段时期，北岛、顾城、海子等人的诗歌广为传颂，文学受到青年学生的关注，成为独特的审美文化形态。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寻根文学应运而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再次融入世界，全球化成为势不可挡的趋势。在此情形下，韩少功、阿城等一批作家开始寻求本土资源，将目光聚焦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文学创作为“传统”赋值。作为一种文学、文化现象，寻根文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接续了在一定时期里被批判了的儒家文化传统。寻根文学对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批判、弘扬，也是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走向世界所面临的文化失语症的应对。
随着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深化，作家们对世界文学与西方现代思潮进行了横向移植。在这一过程中，长期被压抑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借着改革开放的便利蓬勃而生，迅速在文学领域产生影响。1980年代前期，先锋文学占尽风光，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作家先后登上文坛，他们从语言入手，以独特的修辞风格与叙事结构，颠覆了中国新文学的旧有模式。先锋文学的出现，既是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长期以来中国人形成的思维习惯、审美趣味也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产生颠覆性的变化。一时间，城市里机器轰鸣，高楼林立，百货商场、私家车、娱乐场所都成了新鲜事物，人们必须调整观察与理解世界的角度。正是在经济大发展中，旧有认知与现实境况之间发生了错位，作为个体的“人”，精神上的现代病症也如影随形。先锋小说虽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技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个体的“人”在精神上的困境。
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更加迅速，与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在文学领域，解构主义与日常生活审美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1986年，《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现代诗群体大展”，造成了轰动。参与这场诗歌大展的群体多达百余个，他们多是由青年群体组成。这些诗歌群体有自己的油印刊物，有自己的诗歌宣言，他们不满于朦胧诗的美学观念，主张“诗到语言为止”，彻底抛弃宏大叙事，醉心于在语言内部探索诗学精神。1980年代中后期，诗歌的多元局面与实验主义倾向开始形成。一些具有解构倾向的诗歌流派涌现。他们解构崇高、解构文化、解构宏大叙事。他们也公开地宣称要反诗意、反价值、反理论，他们要“抛弃风雅”，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以为诗就是“最天才的鬼想象，最武断的认为和最不要脸的夸张”。不独诗歌，在这一时期，新写实主义小说开始风行。刘震云在《一地鸡毛》中以“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为故事的起始，反映出新写实小说家对琐屑日常生活的关注。新写实主义聚焦于芸芸众生柴米油盐的困窘生活，于宏大历史的褶皱中寻找“日常生活”的价值，并追索历史的“常”与“变”。这一文学观念当然有其重要的美学意义，但是，当文学深陷于日常的琐屑中不能自拔，一味地解构崇高、悬置价值，也潜伏着人文精神的失落。
到了1990年代，文学在高歌猛进的市场经济面前，失去了轰动效应，开始走向边缘化。但从另一层面讲，“边缘化”是正常的现代社会文学必然的命运。1990年代文学在挑战与困守中寻找发展方向，市场化不可避免，制造畅销书、制造读者审美趣味，成为文学市场的选择。1999年，诗坛又有“盘峰论争”，学院派诗人与民间诗人为争夺话语权展开了一系列的交锋。这场世纪之交的论争，似乎象征着文学在新世纪的命运，那便是无共识、多元化、去中心。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的普及、大众媒介的发展改变了文学的格局，网络文学一度占领大半阅读市场。而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经济生活占据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碎片化阅读兴起，文学在大众普及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走向娱乐化、肤浅化的倾向。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失去了1980年代的光环，再没有某一种思潮、流派能够主导文坛，也没有哪一个作家、哪一部作品，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可。这种现象不单是文学的“边缘化”所能解释得了的。现代社会在多元文化形态与消费主义的语境中，经历了解构主义的冲刷，“重估一切价值”抑或“质疑一切价值”，造就了没有共识的“共识”。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正是当代审美文化的镜像。新时期文学与当代审美文化受到市场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力量的形构，而“多元”成为其基本的特征。但是也应看到，审美文化的多元样态也极易走向价值破碎，正如周宪所言，“因为大多数大众文化产品，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和形式，通常是同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和传播。表面上人们在消费不同的文化产品，实质上却是在消费同质的物品。在这个限定的意义上说，当代大众消费并未实现真正的多元，相反，在其中，反倒形成了人们难以察觉的审美文化的相对剥夺。”这也正是当代审美文化的困境，互联网媒介为文化审美提供了普及与传播的平台，但更加民主化、去中心的审美场域，实则走向无意义、无深度、机械化的破碎状态。我们在“娱乐至死”的消费环境中，看似随心所欲地实现了自我意志的消费活动，实则被虚假的消费符号所捆绑，被大众化审美所挟持。于是，在表面审美自由、消费自由的背后，是个体意志、自我意识的深度压抑，“一种非个人化的力量在制约着人们的审美文化消费行为”。因此，如何找到文化发展的基本价值共识，如何在消费时代重构业已消解的人文精神，如何生产有深度的文化产品，是今后形构审美文化所必须直面的问题。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