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我通读了两遍。是什么驱使了我的阅读？当然，最为根本的是作品本身的吸引力，是那种我们称之为“快感”的阅读感受。当我将这次阅读体验里的“快感”与“文学性”互证，我已经面临着某种文学观念的辩难。那个似乎已根植在我们教科书里、根植在我们的审美准则中铁律一般的“文学性”，长期以来左右着我们的基本判断。以此，我们可以罔顾一部作品的广泛流传，甚至罔顾自己在阅读时的“快感”。我们长期所倚重的，多少都是某种“他者”的标准。我绝非要否定“他者”对于我们的意义，我想要说的是：如今困扰着我的是“我”在哪里。

我在《长安》中看到了“我”。这个“我”，首先关乎我自己的个人经验。作品中所描摹的那座军工大厂，直接与我的生命经验吻合，它就坐落在我童年的生活环境中，由此，我才能读出阿莹是以何等准确的笔墨、何等标准的“现实主义”笔法，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物理的世界。其次，这个“我”也关乎“我们”共同的经验。这个“我们”，对应的是共和国的人民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长安》记录的是一部共和国完成自身工业化的历史，而这段历史放在整个民族的奋斗进程中来看，都有着非凡的书写价值。再次，也是一部文学作品最为至要的，这个“我”，神奇地对应了一个中国读者内在的审美密码。

阅读《长安》，我读出了《水浒传》这般的“中国式”笔法。小说更多是以一种“绣像式”的中国笔法描摹诸多人物，是一系列人物的塑造，几无西方作品的范式，他们更像是传统文学中依赖绘画手段“绣像”来造型人物，不做过度的人为评价，少有冗长的心理分析，每个人都是行动着的，并且由行动本身表达着自己。及此，我想到了创刊于1903年的《绣像小说》。李伯元主编的这本中国近代小说期刊，宗旨明确：发挥小说的“化民”功能，便于群众阅读理解，努力使小说通俗化，在所载小说每回正文之前，增以绣像，配合小说故事内容。

历史经验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于今，中国人所面对的世界也早非1903年，但“中国性”这样的命题，从来都不应该脱离我们的视野。“便于群众阅读理解”“使小说通俗化”这样的诉求，《长安》都给出了极富价值的回应。如果阅读的快感即是“通俗化”的表征，那么，“通俗化”就不应当被粗暴地否定。这部长篇小说正是以这样一种有别于“现代小说”念兹在兹的那种“文学性”，实现了某种中国化了的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