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杜拉斯的《情人》，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部书原先是一本家庭摄影集，在杜拉斯晚年情人扬·安德烈亚的建议下，才改成了小说。1984年，当杜拉斯70岁高龄时，《情人》正式出版。让人没有想到，这位原先被认为晦涩难懂的女作家一时之间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小说不仅登上畅销书榜，还拿到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要知道，这项法国文坛最高奖，一般只奖给年轻的作家。
或许杜拉斯自己也不曾预想，她的名声会在晚年攀上顶峰。她已经很勤勉、孤独地写作数十年，小说、戏剧、随笔等都有几十本，连电影也拍了十几部，赢得专业人士的认可。她的命运竟然会被一本小小的《情人》改变，并在遥远的中国觅得 “知音”。已故作家王小波是杜拉斯的极力推崇者，他在多篇文章里盛赞王道乾翻译的译本，并称杜拉斯的《情人》是“最好的现代小说”。
中文世界对杜拉斯的接受，慢慢演变成一种“杜拉斯情结”。一方面自然是因为王小波极力推荐，《情人》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记电影版《情人》的造势，导演让·雅克·阿诺邀请香港男演员梁家辉出演小说里的中国情人，并大胆刻画露骨的情欲场面，一时风靡世界。电影版《情人》最终遭到杜拉斯的痛骂，但也让她赚得“盆满钵满”，还提升了世界范围的知名度，不是吗？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全新精装版《情人》，翻译家、作家袁筱一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黄雅琴连线播客节目“痴人之爱”主播阿酌，围绕杜拉斯这部风靡世界的小说，一同探讨了杜拉斯的写作艺术、她的女权主义观念，以及由“恋爱脑”展开的种种话题。
女作家与叙事的传统
袁筱一第一次阅读《情人》，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她读的法语原文，第一感觉是一种颠覆感。小说虽然叫《情人》，讲的却远不只是爱情，这让她很惊讶。然后她才读到王道乾的中文译本，比较之后觉得王道乾的译文与原文出入并不大。“伟大的译者帮助我们发现伟大的作家”，袁筱一认为，王道乾的翻译很好地捕捉到这部小说独特的文学价值，作为法语翻译界的后辈，她对此深表敬意。
“杜拉斯擅长书写个体的感觉经验，把身处事件的经历写出来。”袁筱一进而表示，杜拉斯的《情人》之所以能够击中那么多读者，除了小说有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外，更在于杜拉斯的文笔能把读者带入故事之中。“读者可以从自身角度把故事剥离出来，《情人》不只是故事，也与杜拉斯的亲身经历相关。”
黄雅琴阅读《情人》的时候，小说已在中文世界被奉为经典。她读过王小波的《我的师承》，里面对王道乾翻译的《情人》推崇备至，还有被当作情色片广为流传的电影版《情人》也让她很早便知道有这样一部法语作品。她先看电影，然后读了小说。她觉得，电影是单单把小说里的爱情故事抽离出来，作为主题进行叙事。
袁筱一分析了女作家与叙事的传统。小说在诞生之初，涌现的女作家主要以讲故事为大众接受。杜拉斯在她写作生涯初始，便不是以讲故事的作家形象登场。“她一直不是位擅长讲故事的女作家，她的小说让很多读者甚至评论界人士都接受不了。直到《情人》，杜拉斯才真正走入大众的视野，《情人》在当年莫名成了一部畅销小说。”
袁筱一认为，小说作为一门虚构的艺术，不是对真实世界的报道，这也是罗兰·巴特对小说的观点。尤其到20世纪下半叶，法国“新小说”兴起之后，小说艺术有了更多新颖的探索。杜拉斯虽然算不上“新小说”团体的核心人物，她也不承认自己写的小说属于“新小说”。但她的写作与“新小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反映出当时共有的后现代文艺思潮。
提到法国后现代文学反叙事的传统，黄雅琴也注意到，法国作家与英语文学作家不同，法国作家似乎对讲故事兴趣不大。她提醒读者不要完全相信《情人》里的情节都是杜拉斯的亲身经历。作为一部带有虚构性质的自传体小说，真实发生的事件里往往有着虚构内容的融入。
故事的重述和写作的绝望
“杜拉斯的小说不追求故事性，这和她的写作野心有关，她一直在探索写作的艺术。” 袁筱一表示，大众形成了女作家喜欢写自我欲望的刻板印象——女作家偏爱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并把故事中的“我”理想化。杜拉斯与这类女作家有很大差别，杜拉斯虽然也书写自己的故事，但更多是反复讲述“同个故事”。她之所以一遍遍重述“情人”的故事，不是她有书写自我的欲望，而是因为她一直在寻找写作的核心。
袁筱一比较了“情人”在杜拉斯小说里出现的不同形象，来说明写作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挫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最早出现“情人”，但还不是中国人，而是当地的安南人；到了《情人》这部小说，“情人”变成了中国富商的儿子，瘦弱无力；再到后来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情人”变成高大、英俊的中国北方男人，形象上与原先那个瘦小、柔弱的中国男人有很大差别。
之所以有这些变化，据袁筱一分析，原因出自杜拉斯夺回“情人”定型权的野心。“这时候因为《情人》异常畅销，电影版权也已卖出，杜拉斯对《情人》这本书心生‘憎恨’，她重新为‘情人’写了新的版本。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情人’，反映出杜拉斯一直在探索不一样的写作方式。”
袁筱一进而表示，自己年轻时候更容易被《情人》里无望的爱情打动，年纪大了以后，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杜拉斯写作时的绝望。“写作永远达不到想要的效果，这带来了绝望。写作的失败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没有其他作家比杜拉斯诠释得更好。”
袁筱一所说的“写作的绝望”，让黄雅琴想到《情人》里一段很有名的话——“我自以为我在写作，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曾写过，我以为在爱，但我从来也不曾爱过，我什么也没有做，不过是站在那紧闭的门前等待罢了。”这段话也是她近期在读的一本法语小说的题词，这说明杜拉斯的文字至今还在被当代法国作家喜爱和引用。
杜拉斯和波伏娃：女权主义的两个面相
杜拉斯的写作称得上“屡败屡战”，她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作为一位从法属殖民地回到法国本土的女性，想以写作为生（及后来又涉足拍电影），杜拉斯无时无刻不受到父权制社会男性目光的注视和男性话语权的限制，写作对杜拉斯来说并非一帆风顺。
和从阿尔及利亚来到法国的加缪一样，杜拉斯从法国文坛边缘走向主流，也是奋力抗争的结果。两人的写作都算不上循规蹈矩，杜拉斯更是与学院派无缘。但面对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杜拉斯并未停止前进的步伐。比较与杜拉斯同时代、有相似知名度的法国女作家波伏娃，就能知道杜拉斯写作之路的艰难。
波伏娃出生于巴黎优渥世家，从法国最知名的高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一直走传统的学院式道路。她的作品展现出法国女性知识分子的教养和学识，也就不足为怪。杜拉斯与此不同，无论是写作理念还是女权观念，杜拉斯都是从亲身经历获得滋养。如果说波伏娃的女权主义（具体表现在《第二性》中）源自她对父权制传统的深入研究和理性批判，那么杜拉斯的女权主义则源自她的生活历练，兼具爆发性和持久性，用袁筱一的话说就是“让人感到亲近”。
“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波伏娃试图从理性角度告诉你女性的地位及其由来，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告诉你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差别，为什么会有不平等的差异；杜拉斯则直接告诉你她的生活经验，从身体角度发出她的声音。” 袁筱一进一步总结，“杜拉斯一生都在斗争，恋爱、写作、政治……都是如此。杜拉斯直接‘介入’社会，批判社会，她在理性思考外有更多的感性经验。杜拉斯向往绝对，让人觉得特别痛快，讲出了关于世界的真相。”
杜拉斯和波伏娃都称得上知性优雅的知识分子。没有人会说波伏娃自恋，这个词却经常用在杜拉斯身上。杜拉斯的自恋或许是事实，但如果考虑到杜拉斯的出身和成长，她的自恋似乎能找到根源。杜拉斯的自恋与她的外貌无关（她甚至不认可自己的外貌，因为有东方风情，与典型的欧洲美人不一样），而是在写作中、生活里与不公平的境遇抗争的结果。
“杜拉斯必须像男人一样在男权社会与男人战斗，就金钱与地位争取应得的分量，这个过程导致她内心自我肯定的力量一直在增长。”晚年的杜拉斯便是明证，她与扬·安德烈亚的恋情构成了一种主导与服从的关系，杜拉斯终其一生养成的强势性格在此展露无疑。
杜拉斯是“恋爱脑”？误会大了
杜拉斯与扬·安德烈亚的故事，被她写成了一本小书《扬·安德烈亚·斯泰奈》。扬·安德烈亚原名扬·梅勒，是杜拉斯最后一任情人。他在一场杜拉斯电影讨论会后给杜拉斯写了5年的信，最终感动杜拉斯。两人在一次深谈后长久居住在一起。当时，扬·安德烈亚27岁，杜拉斯66岁。
《扬·安德烈亚·斯泰奈》也是阿酌读的第一本杜拉斯的书，她从中感受到杜拉斯强势的性格。黄雅琴深有同感，她在介绍杜拉斯的成长经历后总结认为，杜拉斯性格强势一方面遗传自母亲，她的母亲在家里一直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和杜拉斯历任交往过的丈夫和男友有关。法国当代作家菲利普·贝松曾说过，“杜拉斯的作品充满了强悍的女性以及脆弱的男性”。
这特别表现在《情人》这部小说，阿酌从中读出亚洲男性面对白人年轻女性时感到的自卑，这与西方叙事传统里阳刚的男性形象不相符。阿酌认为，这是杜拉斯投射自身欲望的结果：通过塑造这种男性形象，杜拉斯成功实现自己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体欲望。她还提到，爱上一个人往往也是自我欲望投射的结果，我们觉得爱上了对方，但其实爱的最终还是自己，这也能部分解释杜拉斯自恋的缘由。
《情人》里的爱情能证明杜拉斯是“恋爱脑”吗？袁筱一并不认同。她认为杜拉斯心目中的爱情绝不是浪漫的。电影版《情人》为了影像效果，把重心放在无望爱情的刻画和浪漫情怀的渲染，导致大家可能对杜拉斯是“恋爱脑”的误解，但杜拉斯创作《情人》的初衷并非如此。她的用意更多在“斗争”上，既包括家庭内部母女、兄妹之间的斗争，也包括殖民地殖民者内部富人与穷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斗争。
“情人”是谁？对杜拉斯来说终归是不重要的。杜拉斯只是需要以“情人”为由头构想一段爱情故事，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叙事，在这之上探讨更多具有讨论价值的话题。在袁筱一看来，爱情在小说里可谓是百搭的元素，从中可以衍生出对人方方面面的思考。“为什么杜拉斯这么偏爱书写爱情？因为以爱情为基础，她可以书写一切话题。”
“恋爱脑”的定义是爱情高于一切，杜拉斯显然不是这样。一旦恋爱，杜拉斯便会沉浸其中，一旦意识到爱意消逝，她也可以抽身而退。“杜拉斯是敢爱敢恨的人，不拒绝爱情的来袭，也不被爱情控制，这很了不起。”
写作才是杜拉斯永恒的“情人”
除了爱情，杜拉斯终其一生都对金钱和物质有着别样的迷恋，这进一步说明了杜拉斯根本不是“恋爱脑”。这种对“物质生活”（杜拉斯还以此为题出了一部随笔集，即《物质生活》）的喜好和杜拉斯成长经历脱离不了关系。
在杜拉斯很小的时候，她母亲用20年积蓄换回暹罗湾一块靠海岸的地，本想通过种植粮食来贴补家用。没想到这块地每年都会被太平洋淹没，根本种不出多少粮食。母亲的投资失败对杜拉斯一家打击很大，再加上父亲早亡，杜拉斯从小便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长大，还要时长遭受大哥哥的暴力虐待。甚至有学者研究认为，少女时代的杜拉斯与中国男人有染，是受到母亲的暗中“应允”。这段带有悲剧意味的家庭往事被杜拉斯写成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并被多次改编为电影。
成名后的杜拉斯拿着《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电影版权费，买下伊夫林的一处房产，《情人》电影版权的售出则为她带去另一栋得以安度晚年的乡间别墅。显然房子让杜拉斯很有安全感，“女人就是家。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杜拉斯在《物质生活》里动情写到，“诺夫勒堡乡间别墅的孤独是为我而生的。只有在这幢房子里我才感到独自一人。为了写作。为了写作，但不同于之前的写作。”
杜拉斯一生最爱的是写作，而不是男人。男人在杜拉斯的人生中扮演过客的角色，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正如杜拉斯自己所言，“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惟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无比喜悦。我写作。写作从未离开我。”
“有人讨厌杜拉斯，觉得她很夸张，很自恋。但她最大的优点不正是真实吗？勇敢做自己。她比大多数男人都要更加勇敢，很多男人会被功名利禄束缚，但杜拉斯不会。” 袁筱一表示，“弱小的人容易被自己的欲望控制，而一生都在诠释欲望为何物的杜拉斯，却从未被欲望控制，这或许就是杜拉斯给我们带来的意义。杜拉斯如果有永恒的情人，那只能是写作。”
杜拉斯肯定自己的欲望，勇敢做欲望的主宰者，这点引起了对谈者的共鸣。黄雅琴表示，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杜拉斯敢爱敢恨，主宰自己的人生，没有受到男权社会的规训，敢于发出女权主义的先声。同时，杜拉斯笔下的男性回避阳刚的偏见，这种不为世俗认可的男性形象没有杜拉斯自恋情结的投射，反倒说明了在杜拉斯心目中男女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