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回看，时间总是残忍的——过得好，觉时间太易逝；过得不好，更有虚度后的慌乱。回看个人的文学十年，并不复杂，可当真正坐下来梳理的时候，很多记忆混成一团乱麻，加上身为小说家的通病，总想在混乱里拎出一条面目清晰的主线，让逻辑清晰、让记忆有结构——可生活哪有什么逻辑、记忆哪讲什么结构？不如想到哪算哪，拎出几件事，打捞一些记忆残片算了。
2011年，第一本书《小镇》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看到这本书摆在眼前，已是2012年——此时，我已在《天涯》杂志当了好几年编辑，见证了很多文章从“稿件”到“作品”的演变过程，发表所带来的光环和幸福感，也因对编辑流程的熟悉而消散。可第一本书摆在面前，仍然有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欢喜，丛书统一风格的装帧设计让它面目模糊，但它属于我，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写作带来的很多欢乐，便是认为自己会确凿地留下思考的印记。抚摸第一本书的那种快乐，和在电脑上敲完第一部长篇的快乐是一样的，和第一次发表的快乐是一样的，和名字作为编辑首次出现在《天涯》的版权页上的快乐是一样的——这是一次性的快乐，一旦拥有，便会消失；这是昙花的诱惑，一旦目睹，便会凋萎。之后的十年，书一本一本出，故事一个一个写，快乐还在，可那种“第一次”所带来的狂喜感越来越少。对于所有的写作者，可能都是如此：从最初的“被认可”的狂喜，到进入“稳定期”的无感甚至懈怠，然后继续不断寻求狂喜时刻的出现……
“小说家”——我相信别人要给我贴一个标签，会用这个词；我要给自己一个定位，恐怕这也是一个备选词。但在写作上，我有一颗巨大的胃，所谓的文体，不过是表达的需要。
我写诗歌。我的写作从诗歌开始的，很多年前，和朋友们编辑民刊，就是以刊发诗歌为主。我的诗歌量很少，写了，存在电脑的某个文件夹里，一年也没三五首。可汇集起来，也出了诗集，对比特朗斯特罗姆那种瘦骨嶙峋的创作量，这量又让人脸红了。我还参加过某一届青春诗会，总感觉和真正志于诗的写作者有隔阂——真正的诗人，有某种我能感知又不能拥有的特质。可诗歌仍然在写，作为个人私密，作为一种语言的自我锤炼，诗歌从未在自我的写作中退场。
我写散文。我供职的《天涯》以刊发散文见长，除了国内文学期刊上那种惯常认知里的散文，《天涯》还刊发大量关于社会问题、文化思想的随笔，这些独具个性的表达，仍属散文一类，占据着《天涯》最显眼也最辽阔的版面。在十多年的约散文、编散文的过程中，有时蠢蠢欲动，也会写一写，零零星星，却从未中断。这是我心中极为偏爱的一个文体，它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吞吐烟云，让写作者自由。
我写评论。事实上，作为编辑，我几乎每天都在写评论：面对每一篇来稿写下的审读意见，是评论；每一期刊物的卷首导读，是评论；有时给某些作品写编辑手记，是评论。当然，我也写长篇幅、体例规范的论文，那是遇见了特别有感触的阅读——由于近水楼台，我得以对《天涯》的前辈韩少功的作品有过持续性的阅读与思考，写下了一部关于其长篇小说的研究专著《思想的赋形》。兴趣广博的我，也厚着脸皮给海南的一些画家、音乐家写过艺术评论。
写报告文学、写歌词、写微电影剧本、写晚会串词……回想起来，这十年是不是以一分一秒，而是以一笔一画堆起来的——写得最多的还是小说，那里藏着所有的生命悲欢。
算起来，我的很多小说都写到了“小镇”这个叙事场域。我的中篇《小镇》2008年发在《中国作家》，写作时间要更往前，比当下流行的小镇书写、县城叙事，要早得多。小镇在中国有独特性，它是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是最众声喧哗、充满张力的地方。一个偏远的小镇，便能够映射出时代的剧变。我的《我特意去看了看那条河》《有几条路飞往木桥》《丁亥年失踪事件》《抬木人》《背上竹剑去龙塘》等中短篇以及长篇《关关雎鸠》，和《小镇》一样，都把讲述的空间放在一个小镇上，那是海南岛一个并不靠海的所在，更是转型时期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如果说和其他作家有什么不同，可能是，更多人书写小镇的时候，聚焦于那种封闭、粗野和破碎，想着逃离；而我看到了这背后延续的传统之力，看到其中的“礼”，希望找到某种凝聚的力量。
后来，很多人谈及我的写作，更多把我跟大海联系在一起，这与长篇小说《岛》、中篇小说《海里岸上》《唯水年轻》有很大关系。《海里岸上》受到一些关注，和它的题材和写法有关。《海里岸上》以站在海水中央看天地的角度、以“海里”和“岸上”彼此激荡来当结构，努力表现某种“新”。事实上，由于当编辑的缘故，对于新的题材我极为敏感，我写过疫情后的心理创伤、写过全方位监控时代人的尊严、写过微信群里自发的沉默，也在《虚构之敌》中写了为了流量而摧毁一切的自媒体从业者……在涉及到海洋题材的创作中，《岛》是独立的，而《海里岸上》《唯水年轻》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一个中篇，构成一个中篇三部曲——我希望用这几个小说，完成我对海洋的一些思考，然后“上岸”，去开拓新的题材。
这十年来，我最看重的一个身份，并非作家，而是编辑。真正到《天涯》编辑部担任编辑，是2008年2月，最初看什么稿子不记得了，最初参与编校的是2008年第二期。《天涯》的前辈编辑有着优秀的传统，较真于每一个编辑环节：文章的搭配、栏目的策划、词语的斟酌、标点的精确……每一任主编，每期都要参与所有的编校，都认真地把每一期当创刊号来办。在任时，他们全身心投入，牺牲个人写作时间；而卸任之后，他们对后来者高度信任，提出了“不问不答，有求必应”的准则，杂志有麻烦，他们义不容辞，而对于编务，他们不再干涉。他们推荐的稿子甚至他们本人的稿子，后来的编辑觉得不合适，也都明确回复不用，他们并不介怀。正式担任《天涯》主编，从2021年第一期开始，当然，此前三年多，一直以副主编身份负责编务，因此在具体工作上没有多少变化，可心理压力完全不一样了，署“主编”之后，意味着每期的30万字和每个标点，都要负全责，不能心存任何侥幸。
《天涯》的编辑又尤其难当，不仅仅是约几篇小说散文的问题，而是要提前谋划、组织各种话题的讨论，我们的编辑，有时是要介入到作家的写作当中的。杂志跟人一样，都有自己的性格。《天涯》这么些年来，有两点独异于国内的文学期刊：一是“作家立场”栏目，刊发大量的思想随笔，发起、参与各种话题的讨论，引领作家们思考一些真正的社会、思想问题，而不仅仅是在所谓“纯文学”的真空内进行“写作技艺”的展示；二是“民间语文”栏目，刊发书信、日记、网络文本、地方俗语等各种民间话语，真正让民间话语来启示、激活作家的语言。在当下，变是容易的，不变倒是很难，坚守既定追求、秉持某些精神，编辑们都要担负着极大的压力。但《天涯》的办刊宗旨“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不会变，《天涯》所秉承的“天有际，思无涯”不会变，《天涯》所追求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大文学理念不会变，《天涯》所热衷的“探讨一些真问题”的热情不会变。
我最引以为傲的是，这几年，《天涯》并未随波逐流，反而在日渐雷同单一的国内文学期刊中坚守自身，不加入潮流的合唱。我这文学十年，有二分精力用于创作，其他八分给了编务，我也在《天涯》一期一期从未延缓过的出版中，交出了我的热情和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