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一座城”是《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一个著名专栏，我也曾为这个专栏撰写过一篇文章。但当看到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的《我与一座城》这本书时，还是大为惊讶，觉得这个栏目的创意简直太绝妙了。该栏目邀请了不少作家撰写自己与一座城市的故事，绝大部分作家写的都是自己与家乡城市之间的关系。因为有切身的体验、深厚的情感，所以每位作家都有话要说，都有真情实感，在他们笔下写出了数十年间自己的成长与家乡城市的变化，而一座城与一座城相连，汇聚成一本书，我们就可以看到祖国各地的城市，可以看到一个整体性的“中国故事”。这个创意的切口虽然很小，也容易让作家入手，但其背后却有着宏大的视野和追求。

收集在《我与一座城》这本书中的文章共70多篇，所写的城市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既有天津、石家庄、南皮、邢台、大同、济南等华北城市，也有满洲里、大连、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城市，还有扬州、杭州、宁波、绍兴、芜湖等江南城市，以及襄阳、长沙、广州、梧州、成都、南昌、瑞金、遵义等南方城市，兰州、延安、西宁、伊犁等西北城市。其中既有历史文化名城，也有革命老区城市，既有直辖市，也有地级市和县级市，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中国城市版图。无论哪个城市，都深深融入了作者的生命之中，因而焕发出独特的光彩。文章作者的构成也多种多样，既有文坛名家，也有初出茅庐的新人，既有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也有儿童文学作家、文史研究者、地方文化名人。他们在讲述城市的故事，也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以独特的生命体验讲述了城市的过去和现在，也在憧憬着更美好的未来，谱写了一曲人生与城市交相辉映的交响乐。

读《我与一座城》，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城市发展的迅猛快速。在不少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早年的城市记忆是破旧狭窄凌乱的，但等十几二十年回来，城市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原先熟悉的生活场景已经无法辨识，甚至标志性的建筑都已经消失了，只有在路人的指点下才能回到原先生活的旧址。比如在《邢台的桥》中，刘江滨写到，“踮起脚跟儿往院子里瞧去，原来的房屋楼舍都不见了踪影。跟老前辈打电话才知道，这块地方已经整体拆迁，正准备盖新楼盘呢。”比如在《青春作伴》中，刘大先写到，“十几年后，我被母校邀请给新报到的学弟学妹做讲演，发现自己在这座曾经熟稔无比的城市已经不辨东西。”令人惊奇的不只是城市的变化，而是城市变得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美好宜居，“也不知从何时起，‘绿’开始在大同萌动了”，“城门也都建好了，护城河水流淌起来了，青砖碧瓦，角楼林立、古色古香，与周边的带状公园相得益彰、浑然一体”（常占库《美丽的大同》），“进入21世纪不久，绵延梧州城区近二十公里的防洪堤建成，将水被牢牢框定在堤坝下，洪水浸街的景象已成为记忆。那些为了‘招待’洪水而建的骑楼，现在变成了‘骑楼城’的观光景点”（黄咏梅《在梧州看水》），“转眼间，我也可以以一个老西宁人自居了，眼看着这座城市一点点地成为一座绿色宜居的城市”（龙仁青《西宁的丁香》）。而革命老区的最新变化尤其让人感到欣喜，“这些年，退耕还林稳步推进，延安的天更蓝了，山更绿了，城市也变得更美了。每年夏天，延安城四周的群山满目苍翠，空气凉爽宜人”（厚夫《延安新貌》），“数十年前，父亲带我看遵义。当我到父亲的年纪时，我陪父亲看遵义。如今，乡村振兴的朝霞已经悄然映红了遵义的山河大地”（肖勤《光荣的城市 信仰的力量》）。以上所举的只是几个例子，但我们可以看到，时代在发展，中国在发展，中国的城市也在迅速发展，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变化，也是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故事”。

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我与一座城”的书写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和成熟的“乡土文学”的传统，不少作家已经离开乡村在城市定居数十年，但下笔所写的依然是乡村，乡村的熟人社会和审美习惯是我们所熟悉的，几乎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在审美领域我们还未将城市生活真正纳入表现的范围，这是应该勇于突破与尝试的。然而另一方面，不少倡导城市文学的人往往套用19、20世纪西方文学的城市经验，强调都市感、现代感和节奏感，强调西方现代派或新感觉派的表现方式与技巧。但中国的城市经验与西方的城市经验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我们不应简单模仿其形式，而应立足于中国城市及其发展变化的生活经验之上，发展出一种新颖独特的中国都市美学，这是我们应该努力探索的方向。“我与一座城”让众多作家以散文的形式，自然从容地书写自己独特的城市经验，这是对作家城市经验的唤醒，也是对中国独特城市经验的展示。这在我们加速推进城镇化的今天，在“乡土中国”正在转变为“城镇中国”的历史性时刻，尤其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