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哈拉以南，西非的红土地与稀树草原，奔腾的尼日尔河支流，旱季与雨季的切换，还有这片古老土地上世代生息的人们，因为一支中国工程队伍的到来，一条长度为208公里的高等级公路在大地上拱起，天上的彩虹在闪烁，地上的黑金缎带在奔跑延伸。除了轰隆作响的生命线之外，这一片红土地又因为一位中国作家的到来，她的故事得以被讲述，她的生命形式得以被勾勒。这位作家其实就是这支工程队伍中的一员，她叫贾志红，筑路队伍中唯一的一位女性。罗兰·巴特曾言，“重要的不是我叙述了哪个年代，而是我在哪个年代叙述”。对于《人在非洲》的作者贾志红而言，所谓的“在哪个年代叙述”，其信息指向有二：其一为21世纪的中非合作与友谊，呈现出逐级而上的蓬勃之态；其二为站在全球化行进的航道中去探查前现代的生命图景，代际有差异，人类的悲欢却可以相通。

他乡与异域，对于一个短期旅行者来说，很容易被外在的风土民情，被奇异的经验内容所捕获。在全球化进程开启之前，误读才是不同文化、不同地域间交流的常态，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18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异域想象，晚清民国时期人们留下的欧陆杂记，大多洋溢着想象的情调。只有相对长期的驻留，通过与不同人群的实际交集，一方土地才有可能得以翻耕。言而总之，暴雨和落日、河流与物产，归类于一方土地的物质属性，而这方土地的精神属性则由各色人等的信仰、性情、思维方式所构筑。文学是人学，《人在非洲》一书紧扣人学的主题展开对西非红土地的描摹。当然，作家并没有刻意地去回避奇异的物产和大地属性，贝克莱说过，存在就是被感知，视觉、触觉所带来的新鲜感，会在第一时间冲击作为主体的人的心理。这部散文集里，作家用灵动之笔写到了雨后磅礴的彩虹，钩沉发出奇异香味的杧果，还有雨季到来之后大地之上凭空闪现的河流，以及令人长久回味的古斯古斯。不过，作家的书写并非是到景观为止，而是继续开掘，直到人学主题的确立。比如杧果篇中，有当地牧童攀爬至树上，摘下杧果与作者一道品尝的细节，有作者与本地厨娘一起依靠在杧果树下边聊边吃的具体场景。从技法层面看，状物如目前，形成栩栩如生的审美效果；从内在肌理的层面来看，则是跨越种族差异、语言差异的不同灵魂的相互走近和紧紧相依。在关于季节性河流的章节，有本地的孩子赤脚跳入河流，在最浅的地方边奔跑边以手势指引，引导迟滞的车辆过河的场景。他们的欢快和热情，如同稀树草原上的野果，以无私的品格馈赠给这方土地上的人们。而古斯古斯不过是当地贫穷的人们熬制的粥食，它可以在田间地头被人们所取食。尽管制作它的原料，仍未被作家查询清楚，但并不影响作为普通且独特的食物的它，带给作家奇妙熨帖的肉身经验。散文的后面站着“那个人”，这个“人”在《人在非洲》的不同篇章中，皆是清晰的，也是立体的。当然，这个“人”既指向作家自身，也指向作家视野中的具体他者。散文是人与世界相遇的过程，也是人与他者交集后走向相知的一种状态。

《人在非洲》中的每一个篇章，皆是通过刻画具体的人，然后再形成网状的叙述结构。作家笔下的各色人等，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她的同事们，其中有项目总负责人老何。这位内心偶尔翻腾诗人气息的中年男性，常把节约与效率挂在嘴头，对于作家的女性身份虽然有所介怀，却为她在西非原野上修建了第一个女厕。尽管严苛，尽管雷厉风行，但是在职业精神之外，也会有偶然的彩虹从内心翻卷而出，两种完全对立的气质聚集在一个人身上，构筑了一个人的血肉丰满。然而，老何终归是最懂得黑金缎带（援助马里的公路）的人，归国之后，正是他告诉作家，在哪个界碑处，方最好地完成对这条公路的视觉构图。还有翻译老余，总是将自己与业已长眠于西非的恩师老徐加以比较，希冀自己能够无限地靠近自己的恩师，因此，在顺利解决工人罢工问题后会杀羊庆祝。《尼日尔河落日》一章中的厨师小陈，这位来自湖南的小伙子，迅速把辣椒这一词汇稳固地楔入红土地。在历经不同次数的疟疾之后，找到了抗争疟疾的办法，也摆脱了死亡的阴霾，将国内的妻儿紧紧扣在胸口。另外一大类别则是本地的牧童、厨娘、青年人和老者。这一大类别占比更多，勾勒出的生命情态也更特别。像《姓特拉奥雷的人》中的特拉奥雷，小伙子刚开始的身份是骑着大自行车定期穿梭于乡村的卖布郎，当作者建议他扩大生意规模，将技艺延伸向裁缝和缝纫之际，他回答说他不能那么做，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尼埃纳的老裁缝库拉姆就会没有饭吃，每个人只能做他该做的事情。特拉奥雷钟情于足球，凭借一己之力拉起了一支8人足球队，与中国工程队比赛，使得这场足球赛轰动一时。后来，他又成了本地的一名邮差，恳请作家在寄往国内的明信片上缀上特拉奥雷这一姓氏的信息。《奔跑，奔跑》中的乌力，在通过跑步赢得一瓶可口可乐的奖赏之后，从不会贪婪地一口气喝掉，而总是留下一半，然后拧上盖子，将目光投向临近驻地的他家的院子，因为那个院子里有他的姐姐阿夏。《月光之舞》中因为一条白裙子而打开内心河流的厨娘卓丽芭，《巴拉丰木琴》中的老手艺人老穆，那么沉默，那么悲伤。在更多的篇章中，作家写到了不同的本地厨娘，如同金圣叹笔下所言，每人皆有其声口，每人皆有其形状，而内心对大城市的向往则构成了共通的一面。

屠格涅夫曾经指出，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期来说，是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尽管西非这片红土地尚未被现代文明的灯光充分照亮，但是起起落落的大地故事，迥异于他者的生命情状，一旦被文字勾勒，他们就会成为自带光彩的发光体，进而构成文明的另外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