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人不爱记时间，除了见面时间，截稿日期这类事务性的。也不爱回看，能不回头就不回头，打游戏的过程中也很少会看自己的游戏回放，或者说担心观察行为会影响到被观察粒子。

忽然有一天，肩头被人一拍，说来聊聊这十年吧，还真吓了一跳。真的要归纳总结也不是回头张望就有答案的。因为各种原因，我似乎只能专注此时此刻，不用力气就无法抓住刚刚进入又即将失去的瞬间。瞬间即个人生命的全部，我常常浑浑噩噩地忘记了其他瞬间，或者把其他瞬间当作当下瞬间的重影。也常常被一种幻觉缠绕，我好像一直在这里，一直在写——这当然是幻觉。我太懒了。

所幸还有“简历”这种东西存在。赞美现代性，帮助人类做出有意义的切割。简历是几年前写的，全靠搜索引擎把发表刊物时间整明白了。赞美科技。在调和自然和人的矛盾之后，还拿出余力解决人类在现代社会遇到的问题，尽管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它带来的。

正好是十年前，我把我的短篇小说《黄色故事》给了刘宇昆。如果现实真如民间故事或者神话寓言一样线性发展有因可循，大概可以在这儿来上一句“这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那时候我刚读了他的小说，是那种不依靠熟悉路径却能最大程度打动所有人的小说，我很喜欢。刚好听说他打算翻译中国科幻小说并把它们介绍到美国，我就把几年前写的《黄色故事》发给他。我和他好像都不觉得一个没有正经在杂志发表过作品的写作者这么做可能不合适。实际上按照当初的合作方式，刘宇昆要和作者共同承担小说翻译后无法发表的风险。现在想来，他选择翻译《黄色故事》和我选择异想天开给一个陌生作者寄去小说的原因可能是一样的，因为小说比什么都有说服力。我相信写出《结绳记事》背后的刘宇昆，他相信写出《黄色故事》背后的我。接下来的发展挺顺利，发表了还上了当年最佳科幻年选。遇到其他想尝试翻译的优秀作者提出合作，在得克萨斯的时候拿了雨果奖最佳编辑的老师还写信约见面，那是2013年的事，我仍然没有开窍，脑子里装的全是灰头土脸、颠沛流离的公路旅行还有每个城市的美术馆、博物馆。有人读我的小说，单知道这个就很开心了。

在东八区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自由缓慢地生长，绝大多数时候在地下。但是当你在生长的时候，其实不太会注意是地上还是地下。生长本身就够激动人心的了。写作仅仅出于需要。只有写作能给我这样的痛苦，只有写作能给我这样的快乐，其他任何事都不能给我的快乐。这大概可以解释我为什么能在一直没有发表的情况下还继续写。写作不需要坚持。活着才需要。

那时候国外译者联系我，完全没有压力，存稿就在那儿，好多，随便挑。挑走了就是告别。肯定高兴，就像第一次在火光里看到自己的影子的穴居者，忽然意识到线条、形式、韵律，也同时意识到仅仅有这些还不够。

刘宇昆采访我就在那个阶段。那是为一本美国科幻杂志做的专访。我是混沌的，但他在前面引路。我们聊了很多。我跟他说我想讲故事，用图像或者用文字。

忘记到底是怎么在心里种下执念，要做一个讲故事的人，那种坐在地上、坐在城门口、篝火边讲故事的人，是的，听我的故事，不需要椅子和屋顶，不需要正襟危坐。目标也许没错，但我当时误入歧途，被自己造出的形象给迷惑了，再加上这个类型的特殊性，以及对海明威文学观点的曲解，我试图在小说里追求一种口述性，一种刻意为之的明快简洁，一种利用情节试图调动读者兴趣却丢失原动力的讨巧。幸好，都失败了。我不行。

有生动简洁跌宕起伏的好故事，却不是故事的全部，不存在故事的唯一方法、唯一面貌。即便在极简到枯涩的故事里，故事仍然也不等同于情节。所谓的去掉形容词只是一个作家的一句话而已。作家关于写作观念的话比起他们虚构的故事哪个更可信呢？可能讲故事的人讲的最糟的故事就是她自己的故事。所以让我尽快把它结束了吧。总而言之，出于对风尘仆仆说书人形象的迷恋，我进行了一段时期不成功的写作尝试，不用写完，许多次只开了个头，就知道它是错的。于是，我开始切换不同故事类型。每个故事都有它最适合的语言，借助故事本身的形状，帮助我寻找到——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什么——自己的声音。《无名盛宴》和《看见鲸鱼座》的许多故事就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其间我还写过一篇武侠中篇。还没写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对的。

大概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写作者的自由，不单单指在不同风格和类型之间切换的自由，而是那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自由。

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在忘记树立风格忘记写作者形象之后。

独特的声音，故事需要，诗歌需要，所有以语言为要素的人类游戏都需要。声音不只是修辞、不只是技法、不只是风格，它是骨是皮是一颗心。当独一无二的声音发出召唤，故事就在古老母题的混沌里获得坚实形体，成为其自身，一个无可取代的新生物。它必然带有独特的声纹印记。因为它是由作者的内部精神构成以及文学意志决定的。

我折腾了自己那么久，大概是上天为了平衡一下，文学刊物忽然向我敞开。从概率学解释，就好像一个人在爱尔兰海湾待得越久，遇上鲸鱼的概率就越大。先是《文艺风赏》连续发了三篇《无名盛宴》中的短篇，接着《上海文学》《中华文学选刊》开始连续发表作品，以此为契机得到一些学者老师和评论家的鼓励肯定，特别感激那些老师朋友，他们是我的船，是我的向导，也是我的鲸鱼。能在从来没有期望得到理解的时候遇见理解你的人，这感觉真好，多少算松了口气。

第二个转折点应该是《看云宝地》。有一次聚餐随口和人聊到看云，当时脑子里就有了“看云宝地”这四个字，很快故事初步轮廓也有了。我又花了两年时间让故事找到我，接着花了一些时间把它慢慢写出来，去了好多次北海公园的假山，一直转到闭园才慌慌张张出来，到现在都不时梦见那座假山。写的时候很兴奋，写完后却慌了。我知道这是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作品，也意识到自己可能在往某个方向跨出一步，但到底是左脚还是右脚，是四脚并用还是义肢，并不清楚。当时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怕写不出更好的了。于是我开始以写废稿为目的进行写作，特别有效，我又回到了写作最纯粹的状态。

真正明白《看云宝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小说，还是在回答《收获》采访问题的时候。其实也不算采访，那期青年特刊要求作者发个视频回答规定问题。好像我的很多念头都是在回答问题时产生的，这说明我还是一个实践先行的人。那时候说自己要写“在场”的小说，说完之后忽然开窍，又想起刘宇昆很多年前说过，我写的是推想小说，基本就决定了今后五年的方向在哪。

跳过对推想小说的阐述吧，等我把五年内的小说先写一写。让小说先在前面跑一跑，飞一飞。至于它有没有容身之地，再说吧。一个崭新世界的展开，它的本身就已经是赏赐了。光是想想都让我激动得浑身打战。我越来越不明白跨界的意思，跑得那么开心，谁还看地上的白线。

我知道我还是怂。忘情却仍然怂。没有关系，害怕就对了，害怕是因为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自己的深爱，知道自己不竭尽全力不乐在其中就不行。

飞快地吃饭，飞快地走，飞快地说话，飞快地爱。我的时间有限。

再往前跑一跑，跑到自己的尽头——能力的尽头，我所是的尽头——在那里应该就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