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是我国七大自然地理分区之一，东临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北依西北地区。在当下的行政区划概念下，西南地区则包括了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等省市区。在民族学和地域文化视野中，西南地区还可以延伸到湘西、鄂西南等部分地区。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它在民族历史上是百越、氐羌、苗瑶三大族系各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西南地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离中原甚远，长期给外界以偏远、荒凉和贫困的印象。在历史典籍上，“西南外夷，别种殊域”（《汉书·叙传》），“西南诸蛮夷，重山覆岭”（《二十四史·宋史》）之类的记录和评述便是其陈旧历史形象的佐证。以高原、山区、峡谷、丘陵、盆地等地貌为主的西南地区，相比于以农耕为主且较为发达的中原地区，确实具有先天的劣势。西南地区多山少地，地产不丰，交通阻隔，经济普遍欠发达，历史上多半以相对落后、贫困而著称。西南地区的人民在反抗贫困、走向小康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贫困范围大、程度深、人口多的特征自然十分明显。2011年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划定了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并将它们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与西南全部或部分相关的便包括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以及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等区域。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历史壮举中，西南地区首当其冲。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脱贫攻坚的系列战役中，西南占据若干个主战场，西南“重山覆岭”的历史地貌很难改变，道路崎岖、山路纵横、村寨众多成为典型性的地域特征。以村寨为例，西南地区的广大乡村少则数十户人家，几十人或几百人为一个村落，大到数千人聚族而居。这些村寨因散布在大大小小的山区，规模多数都不算大。很长一段时期内，又因交通不便、产业不发达、传统小农经济为主等原因，通往村外的道路往往崎岖难行，村寨相对偏僻而闭塞。马克思在论述法国以小农为主的波拿巴王朝时，认为小农生产方式使他们互相隔离，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那样。中国西南的很多乡村也有类似特征，像马铃薯一样的村庄这一自然特征也是西南广大乡村长期以来积贫积弱的客观原因之一，也是西南地区村庄难以改变自身贫穷偏远等命运的重要原因。时代在快速发展和不断变化，随着党和政府的乡村治理新政落地生根，随着村民外出打工、求学、经商，西南地区的广大村庄固有的面貌不断改变，与外界的联系也多样化且日益频繁起来。比如城镇化不断扩大和提质，农耕生产方式得以改变；比如许多村庄整体搬迁，村民集体迁居移民新村；比如驻村干部由上而下，下沉到基层一线；比如出身农村的能人们报效桑梓，或者回到故乡担任村干部，或是从事新农村产业……在由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村庄得以新生。村庄的地理空间、秩序运转、生存方式、人伦关系，走上新时代的征途之后像新机器重新开动一样，以崭新的面貌和姿态驶向了新的远方。这一切，在以西南地区为背景或题材的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中，都有程度不一的审美表现。归纳起来，脱贫攻坚事业既让地方路径有了具体和抽象的双重含义，也丛生了“文学的村庄”，这是一种新的文艺现象，汇聚到新的乡土文学历史之中。
西南的觉醒与脱贫攻坚报告文学的兴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扶贫思想和目标带来了沧海桑田的时代巨变。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扶贫工作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思想。十八洞村地处武陵山脉中段，在湘黔渝三省交界之处，在大西南播下了脱贫攻坚思想的新种子。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工作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即“明确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西南地区赢得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正是因为这样具体而明确的时间节点和任务要求，全国一盘棋，意味着西南地区与全国同步化进行脱贫攻坚成为历史的必然。以西南五省市区为辖区的大西南地区历史性得以觉醒，包括这片广阔土地的觉醒，也包括两亿多人口的觉醒和蜕变。
试以西南各省份为例，四川曾是全国脱贫攻坚最后大决战的省份之一，凉山地区更是一块硬骨头；贵州是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全省脱贫的任务十分艰巨；西藏则是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成本最高、脱贫难度最大。再比如云南、重庆等省市在贫困指数上也有类似的特征。经过十年脱贫实践，西南地区全部旧貌换新颜，摆脱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难题，可谓斗转星移，换了人间。西南地区人民的脱贫历史和西南故事，既包括人的命运和经历，也包括村庄的命运和经历。
这是新时代十年西南地区觉醒的历史背景，也是新时代十年以这片土地和人民进行报告文学创作所需要的优质土壤。文艺创作与时代相向而行，艺术反映西南地区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据不完全统计，有些省份的此类作品篇数都数以千计，出版的书籍都有数百部之多。不论是创作、修改、发表，还是组织、评价、出版等，都是一种同步、统一而自觉的文艺实践。西南地区既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西南各省各有自己相对贫困的地方，如云南的昭通、四川的凉山、贵州的毕节，都成为必须啃下的最硬的骨头，反映在主题写作的报告文学上，矛盾最为集中，事件最为典型，人物也最为鲜明，这是不言而喻的。各地宣传部门、作协系统也因势而导，因势而为。比如四川省作协创建和完善了一系列机制，建立完善《四川省作协定点深入生活扶持办法》《四川省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法（试行）》《四川省开展文学扶贫“万千百十”活动重点作品扶持办法》等机制，鼓励作家奔赴脱贫攻坚第一线；贵州省作协多次策划和推进脱贫攻坚主题创作，专门立项并有专项资金推进，形成“文艺+脱贫攻坚”的互动发展模式；云南省作协设立“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扶持资金立项资助项目”，推动全省报告文学学会的成立，大量资助此类主题的报告文学创作和出版。
不同的政策和机制，主要目的都是调动作家们的创作积极性，鼓励多出作品，多出精品，在外部条件上予以有力保证。在时代的感召下，广大报告文学作家走出书斋，跋山涉水，不畏艰难，走到脱贫攻坚的原生态现场。首先，在观念和行动上，广大作家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到人民中去成为共识和潮流，报告文学成为主流。比如李迪、彭学明、卢一萍等人到湘西十八洞村，深入调研了解精准扶贫首倡地的现状和变迁，李迪最先写出了《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一书，由于过度劳累诱发旧疾一病不起，此书成为李迪的绝唱。蒋巍、王宏甲、何建明等到了贵州毕节、黔北，分别写出了多部有分量的力作。罗伟章多次前往大凉山腹地昭觉县，后又去重庆巫山上庄村，撰写“当代愚公”毛相林的故事和上庄村的传奇。徐剑多次到了云南昭通、西藏，先后有多部作品问世。欧阳黔森多年来在贵州全省走村过寨，从黔西北的海雀村，到黔北的花茂村、红岩村，践行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相统一的文艺实践……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湘西到黔北，从大凉山到藏区，从滇东北到渝东北，广大作家走村串户，实地走访，获得大量真实而有效的第一手材料，多少感人的故事留在心中，又全部倾注在笔下。
与作家创作相向而行的还有报刊、出版机构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民族文学》等大量报刊及时刊发此类作品和评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作协和国务院扶贫办还组织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等，通过重点主题策划和主题出版来统一筹划，其中西南地区的重点作品也占了相当的比例。比如“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丛书被中宣部确定为2020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由十部报告文学组成，后统一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其中李迪《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以湘西十八洞村为对象，何炬学《太阳出来喜洋洋》以重庆为对象，蒋巍的《国家温度》部分涉及西南地区。百花文艺出版社从“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中精选了六部报告文学组成“向人民报告──中国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丛书”，其中罗伟章《凉山热土》聚焦于四川凉山这一地域，在新旧对比中感知凉山扶贫的历史和成绩。次仁罗布《废墟上的涅槃》以云南省昭通几个县市为对象，深入云南脱贫攻坚主战场。欧阳黔森《江山如此多娇》以贵州全省五处典型的地域为对象，以点带面书写精准扶贫给黔地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大变迁。换一个角度，仅以四川凉山为例，刘裕国、郑赤鹰的《大凉山走向明天》，罗伟章的《凉山叙事》，贺小晴的《高原之上：木里村幼素描》，阿克鸠射的《悬崖村》，就是以同一地域的脱贫攻坚为主题的代表性报告文学作品，《悬崖村》还获得2020年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同样以凉山脱贫攻坚为题材，林林总总的作家与作品则还有不少。
总之，在西南各省尽管脱贫攻坚的区域、规模、程度不一，方式和进展也不一致，但各省级宣传、文艺部门以及广大作家积极主动作为，进行了各省范围内务实性的主题创作、传播与出版，这是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的地方性路径和文艺实践，构成了新时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域文学框架与西南村庄的蝶变
以西南题材这一地域文学视野占领全国高度，是新时代十年西南地区脱贫攻坚报告文学的特点和亮点。在同类报告文学的题材与主旨上，西南地域贫困的劣势反而成了文艺创作的优势。西南地区因为脱贫攻坚战役的特殊性和不平衡性，不少村庄、乡镇和县市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相应成为报告文学的主战场，也相应耸立成为新时代文学的精神高地。脱贫攻坚报告文学的西南题材，跨越了地域的局囿代表了全国报告文学在这一领域的水平与风向。
从方式来看，全国有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作家普遍进入西南地区，本土的报告文学作家也同台竞技，成为难得一见的重要文艺现象。试以贵州题材为例，省外作家比如何建明、王宏甲、蒋巍、纪红建、李春雷、潘灵、钟法权等相继而至，调研、采访，相关作品先后发表或出版，成为一时之选。王宏甲的《塘约道路》《走向乡村振兴》，何建明的《时代大决战：贵州毕节精准扶贫纪实》《山神》，蒋巍的《这里没有地平线》《主战场：中国大扶贫——贵州战法》，潘灵、段平的《贵州时速》，钟法权的《人间飞虹》等较为集中。蒋巍的《国家温度》，纪红建的《乡村国是》等也有部分章节涉及。与此同时，贵州省本土作家也在追赶、崛起。欧阳黔森2018年在《人民文学》三次头条发表三篇报告文学，成为该刊一个创举。《江山如此多娇》一书收录了他代表性的报告文学作品，并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王华的《海雀，海雀》《在路上》，戴时昌的《让石头“开花”的追梦人》《姜世坤》《一步跨千年》，肖勤的《迎香记》，张兴的《大扶贫：一线手记》《乡场上下》，林吟的《绣娘》，张国华、黄志才的《一个也不落下：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纪实》，姜东霞的《相约2020：丹寨县脱贫攻坚实录》，彭芳蓉的《新黔边行》等作品，立足黔地历史变迁，书写黔地乡间人物传奇，组成了书写脱贫攻坚报告文学的本土生力军。
又比如西藏题材，军旅作家徐剑曾多次入藏，写出了《金青稞：西藏精准扶贫纪实》一书，聚焦西藏的脱贫经历和经验，带有全局眼光。四川作家陈新的《云上光辉》同样真实、客观地记录了西藏脱贫攻坚的历程。本土藏族作家吉米平阶十余年来率队驻村，有丰富具体的藏地乡村扶贫驻村经验，其《幸福的旋律》一书以西藏昌都、日喀则、阿里、噶尔等地为对象，以点带面呈现了西藏脱贫攻坚的历史进程。三位作家眼光不同，手法不同，但都着眼于全局，具有典型性。
从创作与评论的互动来看，在全国与地方之间形成了良性发展格局。一是各类文艺评论工作者与作家创作同步进行，对作品进行跟踪式观察、评判；二是举办不同层次的研讨会，彼此起伏，蔚然大观。这一切说明西南地区脱贫攻坚报告文学的作品质量得到了检验，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并扩大了这些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与以上文学生产机制的具体个案相比，更为重要的莫过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西南无数乡村的时代蝶变。西南地区因自然地理等条件制约，脱贫攻坚的聚焦点往往在无数的村寨和山村之间，展开的地方路径联系着的是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村庄，大量作品中的村庄既是现实的非虚构的，也具有加工虚拟的艺术元素，成为一个个“文学的村庄”，构成一种新时代新鲜的村庄叙事，“文学的村庄”得以丛生出来。除了以村庄为主之外，有些作品将一个个村庄连成一片，搭建出乡镇、市县乃至全省的空间布局。比如刘裕国与郑赤鹰的《通江水暖》，全书以革命老区四川通江这一秦巴山区的县域为对象，扣准通江“造血”脱贫这一主线展开叙事，出现的村庄有数十个。曾令云的《春暖乌蒙》是对云南昭通全景式的报告，也有一些村庄的出现。有些作品还写到省与省之间不断转换的宏大场面，譬如纪红建的《乡村国是》涉及省份最多，作者采访过包括西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在内的14个省区市，走进了202个村庄。在《乡村国是》书后有个附录，列举了作者寻访的202个村庄名单，其中不少是西南的村庄。
湘西的十八洞村是精准扶贫思想的源生地，后来其经验在全国推广，成为战胜贫困的有力法宝，成为典型的文学的村庄。围绕十八洞村，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讲述了十八洞村的乡间故事，以脱贫、奋斗为线索而依次展开。彭学明虽然久居京城但老家在湘西，他的《人间正是艳阳天》同样是讲述十八洞村的故事，却带有游子对故乡的多重情感。卢一萍的《扶贫志》也是聚焦十八洞村的脱贫故事，进行了麻雀式的剖析。在贵州，王宏甲的《塘约道路》聚焦黔中地区一个叫塘约村的脱贫，最终提升到“塘约道路”来凝练。围绕黔西北的海雀村，蒋巍的《这里没有地平线》、欧阳黔森的《报得三春晖》和王华的《海雀，海雀》从不同角度出发，或写村支书的苦干实干，或写村民的生活与改变，或写植树造林的意义，均勾勒了这个少数民族村寨的新旧之变。来自黔北的花茂村，活在欧阳黔森《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的作品中，也浮现在据此改编的电视剧《花繁叶茂》中。黔北的草王坝村，同样浮现在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山神》之中，也定格于据此改编的脱贫题材电视剧《高山清渠》里面。
徐剑、李玉梅的《怒放》以云南独龙江两岸独龙族人为对象，聚焦整族脱贫的历史。独龙族人口少，生存条件历来极其艰苦，书中几位驻村第一书记的故事最为感人，例如马库村驻村第一书记龚婵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独龙族的女儿”。独龙族青年熊文林，到巴坡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修成“草果驿道”。在这些驻村书记的背后，可以看到一个个村庄的变迁。潘灵、段爱松《独龙春风》也是书写同类题材，村庄叙事也十分典型。
与村庄密切相关的还有乡间特殊的山路。陈果的《古路之路》讲述了坐落在大渡河大峡谷绝壁之上一个名叫古路村的故事，古路村被称为“悬崖上的村庄”，一度成了“网红村”，此村属于四川汉源永利彝族乡，蜀道难行，打通道路才能脱贫奔向小康。陈果以村庄的道路为切入点，聚焦点十分显豁。阿克鸠射的《悬崖村》将目光对准了大凉山另一个悬崖村，通过从藤梯到钢梯的修建，书写了彝族村庄阿土勒尔村的重生之路。罗伟章的《下庄村的道路》也是聚焦一条不平凡的乡村道路，描写“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获得者毛相林，书写下庄村的乡间传奇。村支书毛相林带领下庄村人耗时七年在绝壁上筑就一条“天路”，虽然只有几公里之遥，但却极其不易，这样彻底改变了村庄的面貌。肖勤的《迎香记》以“最美劳动者”“全国扶贫先进个人”邓迎香为主角，为了缩短贵州当地麻怀村的出村山路，邓迎香带领村民选择了人工挖掘隧道这一壮举，历时13年，终于打通麻怀山路。毛相林、邓迎香分别被誉为“当代愚公”，在极其恶劣条件下修路，让偏僻闭塞的村庄终于能够平坦而快捷地通往外面的世界。
“文学的村庄”与当下中国
新时代西南地区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作品，在作品中普遍以当地真实的村庄为对象进行书写和报告，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文学的村庄”。因为文学的艺术性、典型性、象征性等特征，这些村庄全都具有新时代中国的精神风貌，集中起来便是纪事和写人，纪实的事情虽然是乡间小事，但却都是新鲜的事情。关注的人物虽然多半是村民，也涉及驻村干部等，但都具有新人的时代特征。
首先，这是新时代纪事的呈现，包括国家扶贫政策、对口援助、社会帮扶，包括交通、移民、产业、物流、旅游，包括驻村蹲点、贫困户翻身，诸如此类，都是以“非虚构”的方式进行实录，新闻通讯、田野调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广泛得到运用。从文艺形式来看，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成为地方经验和乡村世界的主要载体，报告文学作家注重从村庄观察中国、观察社会，成为真正的时代报告。多数作品涉及大小村寨中的返乡创业、物流电商、乡村旅游，以及新的种植业、养殖业等，都展现出崭新的内涵。比如，欧阳黔森的《江山如此多娇》选取乌蒙山脉、武陵山脉连片贫困区中5个最具代表性的村庄或周边乡镇，写出了“精准扶贫”带给山乡的巨大变化，如海雀村的植树造林，花茂村的大棚蔬菜基地、农家乐等，红岩村的中药材种植、产业扶贫，沙坎村在“南山婆”企业扶持下的村企合作，都是新鲜的事物。沈洋的《磅礴大地》书写昭通的新旧对比，贺享雍的《大国扶贫》书写一线扶贫工作者的生活，也都是站在乡村角度描写乡村的新鲜事物，或者涉及扶贫政策和乡村治理的生动实践，或者涉及贫困户搬迁、驻村干部忧乐等日常生活。
其次，集中建构了新时代乡村新人谱系。在人物形象系列中有两类是最为典型的：一是写英雄人物，以英雄叙事进行呈现；一类是写平凡的乡土人物。受到国家隆重表彰的脱贫攻坚楷模、最美人物、优秀共产党员等，成为报告文学作家竞相采写的热门对象，黄大发、毛相林、邓迎香等英模形象便是代表。木祥的《张桂梅，用生命点燃希望之光》、李朝德的《寻找坚守的答案》，对云南从事教育扶贫事业的张桂梅进行了立体而深入的塑造，将张桂梅通过教育手段将上千名贫困地区的女孩送出大山这一事迹，以文学的形式再次传播开来。至于第二类乡间平凡人物，则更是数不胜数。这些乡间人物，既有本村的村民，也有驻村的基层干部，他们生活在大大小小的村庄，一起奋斗，一起生活，生动而真实。不同的是，他们和新的“文学的村庄”联系在一起，和以往的乡土文学人物很不相同。比如，派驻村组的外来干部，村支两委的领头人和各显身手的致富带头人，都成为此类作品的主角。比如《贵州日报》记者彭芳蓉，最近几年连续推出《新黔边行》《新黔中行》两本报告文学集，各以108篇报告文学记录自己走遍黔边、黔中的所见所感，主要以村庄为中心，计有200多个村庄的贵州故事，或一村一貌，或一村一人，展示了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中砥砺奋进的乡村画面。类似的作品在数量上十分庞大，书中人物的面目、经历、故事和性格迥然有别，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结 语
由地方路径抵达“文学的村庄”，在西南地区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十年之间，广大作家在西南地区走村串户，走村过寨，在采访、观察、调查中用眼寻找，用心发现，既有刻画乡间“新人”的故事新编，也有“文学的村庄”的崭新格局。新的“文学的村庄”不断丛生出来，而且连成一片，便成为新时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