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论是自然诗歌还是生态诗歌，都会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说都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审美表达的前提乃至归宿。因此，如何理解和表现“人”、如何理解和表现“自然”，就成为自然写作的首要问题。在当今自然诗歌、生态诗歌写作中存在着对“人”的这样两种理解和表现：一、自足的、孤独的“个人”；二、抽象的、同质化的“人类”。与之相应，对“自然”的理解和表现则常常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界。基于这样的理解和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往往无关乎社会历史，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差别。
柄谷行人在其著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把“风景的发现”作为考察现代文学起源的一个观测点，其见解对于理解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具有启示意义。他认为，在先验论支配下的知觉形态中，自然风景是先验概念的形象化，而“风景的发现”是指纯粹的（实在的）风景取代概念的风景。再者，在柄谷行人看来，“风景的发现”同时依赖于审美主体孤独的内心状态。关于此，柄谷行人谈道：“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
从柄谷行人对“风景的发现”起源条件的考察中可以见出，“风景的发现”所代表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但是当这种审美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其起源条件和历史性就会被人们忘记。再者，在这种审美关系中，审美主体是“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是自足的、孤独的“个人”。因此，当这样的审美主体沉醉于对自然的观照和表现时，往往无视自身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无视自身的社会历史性。
在对自然的审美表现中，审美主体通常还有一种情形，即由自足的、孤独的“个人”径直飞升为抽象的、同质化的“人类”。出于对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回应，诗人们主张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与自然的“交互主体性”，但是这种主张和倡导所预设的都是抽象的、同质化的“人类”，其忽视人类内部关系或者说人类社会关系。实际上，当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和转移生产无限扩大和社会购买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利用各种手段扩展垄断国际市场，实行全球扩张，与此同时推行消费主义文化，制造和操纵人们的消费欲望，这不断加剧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的霸权在转移经济危机的同时把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更加严峻。以上概括表明的是在自觉的社会历史视野中理解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必要性。
与上述对“人”的理解问题相对应，对“自然”的理解同样需要社会历史视野。在现代社会，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自然观念普遍建立起来，自然界作为外在的、自给自足的存在被社会普遍接受。而如果以更加开放的视野考察自然，自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科学意义上的自然物与自然界，以及自然物与自然界背后的客观规律和必然性；二是作为人类历史实践产物的“第二自然”，即“自然化”了的社会存在；三是人的“内在自然”或者“自然人性”，这关系到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性的“自然化”。
综上可见，无论是对“人”的理解还是对“自然”的理解，都需要有清醒自觉的社会历史视野。如果从这样的视野出发，自然写作就不只是想象性地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是更要追问真正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就需要反思“自然”三个层面的实质内涵存在的问题以及它们是在何种条件下被自然化的，进而为建构新的自然观念开辟道路。这样，“自然”就成为一个文化争夺的领域，李少君诗歌“对自然的再发现”就是这样一种文化争夺的实践和努力。
二
李少君被称为“自然诗人”，其诗歌对自然的再发现是指反思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自然各个层面的实质内涵，通过揭示其问题和弊病打破其自然性，并寻求超越它的可能方式。
李少君诗歌对自然地再发现的第一个层面，是在自然界层面超越“风景的发现”所代表的人与自然的美学关系及其背后的工具主义自然观。“风景的发现”基于自给自足的外在自然观念，其因摆脱了超验论的知觉形态（韦伯所谓“祛魅”）而带来将自然客体化、景观化的物化逻辑，其背后有着工具主义自然观的支持。李少君的诗歌超越“风景的发现”包括两种方式：第一种可谓“以我观自然”，即通过抒写自然风景的美感和灵韵、自然对于人的超验启示以及抒情主体与自然生命的友好相处，超越自然界的客体性和工具性，这在《大雪感怀》《偈语》《偶过古村落》《鹦哥岭》等作品中有具体表现；第二种可谓“以自然观自然”，即站在自然的立场上反观自然的工具性地位，批判工具主义自然观，揭示其弊病和非自然性，这在《某苏南小镇》《废园》等作品中有生动体现。
李少君诗歌对自然地再发现的第二个层面，是在“第二自然”层面超越被“自然化”了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例如，《在纽约》一诗揭示出在纽约这个由资本主宰的世界中，“摩天大楼才是主体”，才是“都市统治者”，而“地上活动的人类，不过是点缀/小如蚂蚁”。诗中“人类”与“摩天大楼”的关系揭示的恰恰是在纽约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中普通人的位置。而人们之所以“一个个显得自命不凡，趾高气扬”，是因为习惯于自己的位置而不自知，是因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的自然化。
李少君诗歌对自然地再发现的第三个层面，是在人的“内在自然”层面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的“自然人性”，这种“自然人性”也即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格和不可遏制的消费欲望。例如《岭头黎家爱情》一诗中写道：“只有在尽情欢娱的间隙/她才偶尔给他发发短信/他会为此一整夜辗转反侧//只有在空虚的那几天/她才会埋怨他不去看她/于是他当了真，一晚上守在她家楼下//他听了一夜的溪声/她也没有回来/这个爱情的候补者/就这样蹲在黑暗的角落里/闻到了夏夜槟榔花散发的迷香。”
诗中的“她”把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运用到爱情关系当中，因此“他”就被设定为补充欢娱间隙、弥补暂时空虚的备用工具。显然，“她”奉行的是一种消费主义爱情观，恋爱对象只是个消费品而已。而“他”作为欲望主体，沉迷于“她”的诱惑像沉迷于“夏夜槟榔花散发的迷香”，说明对自己作为备用工具和消费品的无意识。诗中的“她”和“他”都没有姓名，这表明其代表一种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普遍化的“自然人性”。而诗中对这种“自然人性”的反思性呈现恰恰揭示了其非自然性。李少君诗歌不仅揭示这种“自然人性”的非自然性，而且提供了超越这种“自然人性”的伦理资源和情感资源。例如，《老年》一诗在子辈的视角下呈现“父亲”去朝鲜战场途中一位战友的牺牲以及战友之间的革命伦理，诗中写道：“父亲停顿了一会，接着说：/‘他代替了我死，我代替他活了下来’/说完，父亲脸上闪过一丝瞬间历尽沧桑的平静。”
“父亲”所说战友的死生可以相互代替，表明抒情主体不是孤立的个体、原子化的个人，而是前仆后继的革命主体。革命主体信守的不仅仅是私人伦理，更是革命伦理。这样的伦理资源正是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所生产的“自然人性”可资利用的历史凭借。
基于上述，或许就可以理解李少君的《自然集》开篇第一首诗《致——》何以那样深情地召唤：“世事如有意，江山如有情/谁也不如我这样一往情深//一切终将远去，包括美，包括爱/最后都会消失无踪，但我的手/仍在不停地挥动……”如果说诗中的“江山”“世事”和“我”合起来代表“自然”的三个层面，那么“我”同时也是“自然的再发现”预设的主体位置。这个主体位置超越了美与爱，超越了生命和时间的有限性，诗歌召唤读者进入这个位置，共同参与“自然的再发现”。这也说明，“自然的再发现”作为一种对于“自然”实质内涵的文化争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