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叶临之的小说“中亚系列”引起关注，由此，他的写作谱系也从原来的“中国故事”延伸出一条新的主线，向着更远的“世界”探寻。
这种“世界”当然首先是地理意义上的。在叶临之开启的“中亚系列”第一篇《伊斯法罕飞毯》中，仅标题就足以勾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伊斯法罕”源于波斯语“斯帕罕”，本意为“军队”，由于这里是古时军队集结的所在地因此得名，而真正使其称名于世的是它的地毯工艺。16世纪波斯国王阿巴斯迁都伊斯法罕，波斯地毯迎来黄金时代，这些地毯不仅被波斯宫廷收用，还被送往欧洲皇室、教廷与贵族阶层，将波斯地毯或铺在地上或挂在墙上，成为一时风尚。复杂、精巧、绵密、奢华的伊斯法罕地毯代表着读者对神秘“中亚”的想象，但这里多国版图接壤，文化混杂的情况远比想象中的更加复杂。
小说《我所知道的塔什干往事》中塔什干是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伊斯法罕飞毯》《中亚的救赎》里比什凯克、奥什隶属于吉尔吉斯斯坦，而另一重要叙事场景费尔干纳盆地则位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事实上，“中亚”地理概念的外延较为模糊，一般意义上“中亚”主要指代1991年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中亚五国”，除上述三国外还包括土库曼斯坦和国土面积最大的哈萨克斯坦。这片亚洲腹地常年干旱少雨，地貌多为荒漠、草原交杂，且地形多山，人口分布并不平均。此外，由于身处欧亚交通要冲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加之宗教信仰为伊斯兰教，与周围几个大国存有文明间的差异，进一步加深了地区情况的复杂。想要讲清楚“中亚”的历史需费相当一番笔墨，且注定吃力不讨好，不过好在小说这一形式能提供最直观的视角，便于读者直接进入“中亚”世界的语境。
二
读者在叶临之的小说中不难见到富有特色的“吉祥”餐厅、大巴扎，领略风景秀丽的苏莱曼山，邂逅静谧的布哈拉果园，也可以了解深夜城市街头的暴乱、宵禁，恐怖组织绑架案与盆地沿途对卡车司机的抢劫……但相较于利用“风景”在小说中营构充满异域风情的叙述语调，作家显然更在乎这里发生的“事件”。
已发表的三篇“中亚系列”小说中，叙事都以主人公——一位中国公民，“遇险”及“脱险”的形式展开。《中亚的救赎》里“我”作为一名负伤离队的警察，在“高原国”偶遇华人富商莫怀清被绑架案，出于同胞之情也出于心中道义，“我”毅然同意了“高原国”甘孜警官的邀请，不惜以身试险深入恐怖组织“Yada”的营地实施营救。在“事件”发展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高原国”紧张的政治情势，也明白了宗教使当地人形成的独特“罪感”文化。
跨文化写作中，选择关注“事件”还是“风景”实际导向着不同的语体风格。传统的跨文化写作更注重“风景”，所谓“风景”不仅包含自然风光，也包括人文掌故、神话传说等，这也使得当一双域外之眼投向另一片土地时往往容易产生“游记”类的作品。而对“事件”的关注则关联着当下性、时效性及更进一步的政治性。空间距离的“缩短”与全球文明日益频繁的交流促成着这种写作，它强调写作者的参与感，在面对另一文明时，作家不是以置身事外的心态，而是以亲历的视野、记录的笔触来叙述，一定程度上能够达到对另一文明的感同身受。
更鲜明的例子体现在叶临之的长篇小说《月亮城堡》中。这部长篇是基于中篇《伊斯法罕飞毯》所作的扩展与改编，但作家有意强化了其中“事件”性的因素。原小说讲述的是中国商人帅奎的婚姻危机，及其与“高原国”一名叫安娜的女向导之间的“误会”，由于两人产生情愫，帅奎留在安娜家过夜，所以被安娜的丈夫指控侵犯，直至通过亲子鉴定才证明了清白。帅奎与安娜的情愫是小说两条核心叙事线之一，也正是在与安娜的交往中，帅奎才有了对“伊斯法罕飞毯”所象征的那种神秘而难以触碰的情感的追求。但在长篇里，安娜这一角色的地位被明显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名女性，曾担任奥什电视台记者的伊琳。帅奎与伊琳的情感在“暧昧”的程度上更进一步，且最关键的是，伊琳背后牵扯着该国叛乱组织“我们”。在“我们”营地，面对伊琳领来的帅奎，操着一口流利英语的组织领袖哈桑坦言，自己不是乌族人，却是乌族人的导师，这次“叛乱”就是由他回国指导的，同时邀请帅奎也作为“国际声音”的一分子加入其中。联想地区政治的现实处境，这一设计无疑有其所指，通过男主人公的视角，作家无奈地表达着对该国人民遭受国家动荡的同情。
三
如果仅止于“事件”的寓指或还原，那么这样的小说还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好小说，因为在叙述现实的层面，其价值或并不能超越一篇优秀的新闻报道。激发“事件”性写作的全部意义需要作家深入“事件”背后的文化肌理，乃至发掘这一文明共同体内部所深藏的“历史无意识”，而这也反过来冲淡了“事件”本身的时效性。这看上去是一个矛盾的命题，难以把握，就像拉什迪对印巴分治下的克什米尔，或帕慕克对亚欧文化冲突中的土耳其所作的思索那样，当小说表达的主旨越发深入，则其越不可能不与其历史重新发生关联。但是当然，对一名作家特别是非本民族的作家而言，这样的要求实在是过分了。在叶临之的小说中，作家对如何超越单纯地展示中亚“世界”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他采用的是一种更加普适的文学处理方法，即重新关注“事件”中人物的内心。
不得不再次提到《伊斯法罕飞毯》，目前来看，这篇小说确实是作家“中亚系列”里最好的一篇。“飞毯”而不是“地毯”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无论是所罗门王施展神力的工具，还是阿拉丁从灯神那里获得的宝物，“飞毯”都对应着超脱现实的虚幻存在。帅奎的人生之变也恰如一场幻梦。五年前，由于乐队遭遇侵权，解决不善，加之朋友们的冷漠，帅奎一气之下退出音乐圈，同时辞去了音乐学院副教授的工作，并开始不断地与过往的生活决裂。“曾经，他是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但是，当他把那袭缀满珠宝的袍子狠狠地摔在地上，珠宝粉碎，变得分文不值后，他又体会到背后无处不在的冷漠眼光和嘲讽。”
看似普通的维权风波实际隐含着深刻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是对一切被设定好的“现代性游戏”的厌倦，也是对曾经迷恋的物质价值的怀疑，更是对远方的躁动，一种无法被治愈只有不断逃离才能被暂时压抑的“病”。而在小说的开头，当帅奎不得不与过往的生活再度碰面时，也只能是因为另一场“病”——母亲的中风，才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中亚的“幻景”为帅奎提供着解脱的诱惑，高原太阳的暴晒下，他驾车穿越无人的高寒地带，在经历暴风雨的洗礼后，又似乎能与音乐、艺术乃至野性在一起了，但这种外在体验的拯救终究被证明失败，而唯有真正内心的平静才足以打破世俗的桎梏乃至文化的阻隔。小说结尾，经历了蜕变的帅奎突然看到堰塞湖中“飞来”的送给爱人的地毯，他不顾一切地奋身扑了过去。
回顾叶临之的创作，探索现代人的内心一直是他写作的重点。即使是在开辟“中亚系列”的当下，他也拿出了例如《玲珑塔》这样，剖析所谓“大龄剩女”面对爱情时矛盾、脆弱且自尊心强的优秀之作。更令人惊叹的是，叶临之似乎可以被称为一名职业的社会生活“观察员”，他笔下的人物取材范围如此之广，“画家”（《家丁》），“警察”（《唐松的艾叶》），“海员”（《土拨鼠的生活》），“医生”（《叛徒》），“老师”（《1996年的信使》），乃至“朗诵家”“舞蹈家”（《追寻进步的阶梯》）……且他的叙述远不止于蜻蜓点水，其对人物本身之真实困境的表现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拥有多重身份。在小说《玲珑塔》及其创作谈中，他曾说：“‘每个人都在忙，世上充满了忙人。他们也是盲人’。我们就是这样的飞鸟，最后，飞鸟都去了哪里？这是我关心的文学母题。”这次，飞鸟飞往了更远的“世界”，但作家依然在观察着人的那颗复杂而幽暗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