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鲍磊在2022年出版的首部短篇小说集《飞走的鼓楼》，收录了作者自2013年至2022年创作的19篇短篇小说。这19个故事里有青年男女的爱恨情仇，也有普通人不为人知的疾病与隐痛。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得以感受到鲍磊对爱的真诚信仰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那些娓娓道来、令人触动的故事构设，是鲍磊辛勤耕耘的结果。读者由此走进了一个会讲故事的人的文学世界。

生活艰难，幸有温暖

在北京这座超一线城市里从事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是鲍磊书写的主要对象。在鲍磊笔下，有如刘森般的发型设计师，有当包工头的三德，有在商贸公司或进口食品公司工作的王梁、雪凌，有销售主管杨开海，也有报社编辑李木子。这些人遍布在北京的不同角落，都是在生活中艰难前行。这些身处底层的人让我不禁想到作家陈彦的一句话：“最可怕的是，处身底层，容身的河床处处尖利、兀峭、冰冷，无以附着。”庆幸的是，这些身处孤岛的人，最终都等到了与自己同频共振的那一个人，人生的路从而有了光、有了温度。

在《可是我还是学不会》中，雪凌遭遇前男友家暴，上班时与同事发生争执，造成了恶劣的厮打事件，最终失去工作。生活的阴影使她抑郁、酗酒、私生活糜烂，但她有幸遇到了王梁，收获了爱情。故事的后来，雪凌患了血栓，王梁在拔掉雪凌身上的所有管子后，自己也坠楼身亡。我更愿意相信作家写下的再后来：“在日本的金阁寺，有一男一女，手牵着手，欣赏着一年当中最为美丽的红叶景色。”温暖过彼此的王梁和雪凌，应该正是欣赏红叶的那对男女吧。《阿南旅馆》中的杨开海曾在进口食品公司当销售主管，工作中与客户的关系使他非常心累。刁钻的大客户，得像伺候皇上一样唯命是从；关系一般的，也需要像供菩萨一样供着，像哄小孩一样哄着。李木子也同样如此，她在报社当编辑，报社的明争暗斗让她感到压抑。除了工作的重压，两人还都曾遭遇过被出轨的情感伤害。然而年近四十的李木子和杨开海在茫茫人海中相遇了，他们在彼此面前卸下生活的重重伪装，互相温暖陪伴。《绛珠仙草与神瑛侍者》中的庆嫂是个“北漂”，住在狭窄的地下室里，在修理吊扇时与修理工老帽相识并相爱。两个人一起开早点摊、做夜宵，在昏黄的灯光下招待前来的食客。作者这样勾画数年后的情景：“一对年龄相差悬殊的人，男的快速从驾驶舱走出来，快步走向后座，架好轮椅，待一一确定好细节后，打开车门，轻轻地把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龅牙瘦女人给抱出来。”在鲍磊笔下，这样相濡以沫的感情与陪伴是那样令人动容。生活虽然艰难，但只要有爱、有温暖，便具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

鲍磊说：“书里的每一个故事，或许都是同一个故事。”是啊，这些故事正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鲍磊讲述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努力找寻温暖、渴望爱与被爱的故事。

在艺术中疗愈疾病

文学作品书写疾病的传统源远流长，疾病还被赋予了社会隐喻意义。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认为：“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这就是说，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现代文学从鲁迅开始的疾病书写就影射着一些社会问题或病态现象。《狂人日记》中的精神病、《孤独者》中的肺结核等，都隐含着对黑暗腐朽的社会的控诉。鲍磊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同样显著，但与疾病的社会隐喻不同的是，鲍磊的疾病书写去除了社会属性，呈现出私人化、私密化的特征。

鲍磊书写的身体疾病大都是失语症，其发生是在成长中因失误而造就的，如《飞走的鼓楼》中的陈默是因4岁时发高烧用错药而变成哑巴，《我是个旅人，受困于这场大雨》中的梁子、《绛珠仙草与神瑛侍者》中的老帽都是因为高烧不退而哑，这些丧失了言语能力的人是生活中的孤独者。更多精神疾病的发生则是因为在情感和生活经历中受到了刺激，如《铮铮和唐唐的两扇门》中的铮铮是因为遭遇了性侵才成了精神病患者，《旧事重提》中的“我”因为工作压力、《难过，再见难过》中的小伊因为长时间失业，都被诊断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或者说躁郁症。在现代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一颗孤独而不被理解的心，久而久之便积郁成疾。

面对孤寂与疾病，这些人都试图在音乐或者文学中寻求治愈的良药。《飞走的鼓楼》中，陈默想买一把吉他，将刘兰溪的《小雨中的回忆》练得滚瓜烂熟，让音乐进入自己的心，他认为手指拨过琴弦慢慢止息的声音对自己有一种疗愈的功效。《等你来入席》中，疯了的铮铮总是将耳机塞在耳廓里，她需要有音乐的陪伴，才能面对令她厌恶的现实世界。鲍磊笔下的人物喜欢张爱玲和村上春树，床头放着陈染的散文集，用《红楼梦》里的故事映射生活本身，用作家的遭际反观自身，在躁郁、孤独的生活里用音乐或文学给予自己精神支撑。在我看来，用艺术治愈疾病的行为更像是我们每个人的自白，因为我们也试图在艺术中放置焦躁不安的灵魂。我们能够从那些与书为伴的人、那些总是戴着耳机听歌的人中找到自己的身影，也因此与鲍磊笔下的人物共情。

反转性的结构设置

在阅读《飞来的鼓楼》时，那些关于爱与温暖、艺术与生活的故事总是吸引着我的注意力，与此同时，我还总为作家设计的故事结构感到一次次的意外和惊喜。

在那层层嵌套、不疾不徐的讲述中，书中的故事大都会在将近结尾时出现反转。反转是故事情节由一种情境转换为相反的情境、人物身份或命运向相反方向转变的故事结构方式，如果我们假定前面的情节单元为“A”，那么作家会在小说中通过设置A及与A相反的叙事结构，让情节在短暂的艺术时空里形成戏剧性的反差。在《每个人都是自己问题的答案》中，鲍磊写到主人公“我”享受着下班后的美好时光，然后想到与友庆冷战，已经一整天没有打电话了。作者在时间链条上衔接得天衣无缝，进而写到“我”开始回忆与友庆关系破裂的始末。在故事结尾，作家笔锋一转，写“我”接到老公的一个电话，读者才发现故事讲述的事件并不是发生在今天，而是“我”下班后回忆起的一段青春往事。在《鼹鼠与她》中，鲍磊以王笑天作为行动视角展开故事，王笑天看见了一个捡拾垃圾的、像鼹鼠般的中年妇女，随后开始述说自己母亲出家的始末。结尾王笑天去寺庙找寻母亲未果，如鼹鼠般的女人的敲门和小姨的解说使得故事发生了戏剧性反转，原来那个如鼹鼠般的女人正是王笑天患了精神分裂症的母亲，而母亲的出家或许根本不存在。在《烦恼会解决烦恼》中，“我”以闺蜜的身份讲述徐明明与全喜之间的感情纠葛，在故事即将结束的时候，手铐的出现改变了叙事的正常链条，使故事发生了反转，“我”竟然是插足闺蜜感情的小三，是杀害全喜的凶手。《别怕，你还拥有阳光照耀的夏日》同样如此，“我”在现实中暗恋长相俊俏的小易，但却从来不敢接近他。“我”总是将内心的想法倾诉给网友贴心姐姐孟澜，但在和孟澜约定线下碰面时，却发现小易竟然就是孟澜。这些故事都在即将要结尾的时候给人心中一颤。

鲍磊严丝合缝地讲述着这些故事，在笔锋“反转”中，在设悬与解谜、突转与重构之间，给予读者一种“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的独特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