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评论家波德莱尔提出了艺术之美的两重性特点，他说：“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容并蓄。”如果拿人作比拟，波德莱尔认为，永恒存在的那部分是艺术的灵魂，可变的那部分是艺术的躯体。
照此来理解小说，小说的灵魂——即小说的精神世界——永恒不变，一直在漂移变化的是小说的躯体，它是通往小说灵魂的物质载体，它是变化中的时代风尚、经历经验、故事模式、题材人物等等。由此看来，小说家的创作永远摆脱不了在可变的艺术躯体和永恒的艺术灵魂之间艰难跋涉、失衡摇摆抑或完美抵达的境地。这二者之间，看似隔着一段距离，看似彼此割裂，其实不然，它们是依存融合在一起的，因为无论常变的故事载体还是永恒的精神根基，本质上它们都是在寻找时空上的永恒存在。如果一个故事（艺术的躯体）不去抵达人类心灵深处亘古不变的真情实感（艺术的灵魂），那么这个故事将昙花一现，不会久存；如果艺术的灵魂不附着在时刻变化的故事和现实之上，失去故事和现实这一载体，小说的灵魂也将无所依存而空洞化，如波德莱尔所说的“不能为人性所接受和吸收”。
尽管波德莱尔的艺术之美的两重性告诉我们，小说中变动不居的物质世界与永恒的精神世界同等重要，但从现代小说数百年的历史来看，各个历史时期变化多端的故事形态和丰富多彩的现实样式，让小说变得五彩缤纷和多姿多彩，而艺术灵魂则一直端坐于故事和现实顶端俯瞰这一切，它自身倒是永恒如一，未曾有翻天覆地的改变。是否可以说，小说中一直处于变化中的时代风尚倒显得格外重要了。所以，小说家有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不停地去寻找自己时代的新的故事和新的现实，开掘艺术灵魂所依附的全新领地。这既是小说活力的体现，也是现代作家艺术风格的形成方式。
无论永恒的还是可变的，波德莱尔认为，真正的小说家“善于从现实的生活攫取其史诗的一面”，用故事或人物“让我们看见并理解系领带穿漆皮靴的我们是多么伟大、多么有诗意”。
何为“现实的生活”？是我们此刻生命正在流逝时我们的肉体和精神正沐浴其中的日常或传奇的生活，是与我们的过往百分之九十相似而百分之十不同的那种生活。无论我们对过往存有多么美好的记忆和怀想，抑或多么感伤或痛苦，纵然记忆永远翻不过那一页，但在现实面前，前行的脚步终将跨过那些岁月沟壑。如今，我们已经跨过了那个纯粹的农耕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与我们携手同行的是信息互联的数字时代。我们的写作当然可以回到农耕、工业时代的经验和记忆中，但可能冒着远离今日读者而被忽略的风险。我们的写作终将无法回避我们自己的前所未有的时代，必须去面对波德莱尔所说的“可变的时代风尚”，去面对那种与过往百分之十不同的“现实的生活”。这片陌生的生活、未知的领地正是小说值得去掘进的地方。
如果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信息互联的数字时代与过去时代相比，对写作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写作认识和写作意图的改变。在信息不够发达或者信息对人的影响没有今日这般强大时，写作对很多作家来说都是异常神圣和强大的，写作意味着一种改变现实的可能，比如改变某项政策、改变某类人的人生轨迹等等。但时至今日，写作再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现实，或者说写作的社会功用已经被时代的其他媒介征用，而写作“继续朝内转”（乔治·斯坦纳语），写作意味着认识自我、拯救自我的可能，如安妮·埃尔诺在一个访谈中所说：“一本书有助于改变个人生活，有助于打破忍受和压抑的孤独经历，使人们能够重新想象自己。”写作意图由过去的“改变现实的可能”到现在的“重新想象自己”，是时代留给小说艺术的新的责任和新的领地。
每个时代的人们都面临新的时代带给自己的美好、困顿、迷茫和无奈，对这些未曾有过的感受、复杂的精神问题发言，构成了某个时代小说写作的全部可能。我们不禁会问：信息互联的数字时代，给人们带来了哪些全新的、复杂的精神问题呢？给小说写作提供了哪些有待掘进之地呢？
新的领地之一：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克隆仿生等带来的技术焦虑和伦理难题
我们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感受到被许多张技术之网网罗捆绑着。互联网普及之前，汽车火车飞机，收音机电视机游戏机，让我们感觉到技术的强大和便捷，而当今日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和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深度参与了我们的吃喝拉撒、爱恨情仇、生老病死等所有的生活领域时，我们便感受到了技术的贪婪和恐惧——被技术主宰的生活还有多少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不必去感慨了，一个铁定事实是，我们生活在技术之中，技术正在界定我们对生活世界的绝大多数想象。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是“技术时代”中的社会。有学者提出了“技术时代”这一概念，将“资本—技术—政治”三位一体的存在界定为19世纪之后现代社会全面展开的动力。技术深深嵌入资本和政治的系统之中，裹挟着每一个人。正因为此，写作在今天无力撼动“资本—技术—政治”三位一体的社会现实，但写作最有可能化解或舒缓这个时代最纠结的矛盾：人类与技术之间的矛盾。
一些探讨人类与技术之间关系的小说已经陆续出现并广受关注。比如被评为《纽约时报》2022年度十佳书籍的小说《糖果屋》，讲述科学巨擘布顿开发了一个无意识平台，它可以让人造访自己拥有过的记忆，还能让人分享记忆换取窥视他人记忆的故事。比如韩国作家赵宝拉的《诅咒兔》，讲述人与人工智能的爱情故事，探讨人与机器之间如何共处的快乐与尴尬。这些小说看似有着科幻的炫目外衣，其实它们不是科幻而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某种现实。可以预料的是，人类与技术之间的故事将成为这个时代小说写作的新领地之一，这种书写将是长久和时尚的，因为这是人类内心世界最新的迷茫和焦虑之一。
新的领地之二：“城乡游民”的两个梦：乡村梦和城市梦
信息生产传播的即时性和交通出行的便捷性，这个时代里最显著但也司空见惯的两个变化正在改变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空间被压缩了，不再难以跨越；时间被拉长了，不再难以打发。这种改变背后其实蕴藏着更为巨大的变化，即乡村和城市关系的变化。二元对立的乡村和城市或者必须在二者中选择其一的尴尬局面正在皲裂甚至被打破，人们开始有了多余的选择，既可选择在城市打拼实现自己的城市梦，也可选择回到乡村或者乡村边上的小城实现自己的乡村梦。今后，更多的人将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走成为“城乡游民”，无数的“农民工第二代”早已成为“城乡游民”行走在中国大地上，他们有的在城市立下足，乡村也有自己的房子和亲人，许多城里生活长大的人也去到自己心仪的乡村，不定时居留下来，成为“城乡游民”。
中国城市化进程高速推进将近四十年，人们以为这是一条单向度的、不可逆转的逃离乡村、奔赴城市的“老路”。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剧，人们发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并不是想象中的天堂，尽管这里提供高质量生存的一切可能和便利。而曾经被一些新城市人抛弃的乡村也并不全是贫瘠和偏远，它还是充满无数秘密和朴素美丽的大自然。人们开始尊崇自我价值观的选择，我既要城市也要乡村。信息时代的技术和高铁时代的路网也支持了这种选择。英国诗人柯珀说：“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人们当然愿意既在上帝那儿生活，也愿在人类那儿生活，成为未来的“城乡游民”。
“城乡游民”的生活和领地，是小说写作的全新的广阔天地。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些小说在城市和乡村两地舞台上展开，全面表现那种两地“游民”的精彩故事，比如林那北的《每天挖地不止》等。我们也曾经看到太宰治在《再见》中展示的“城乡游民”的故事，也看到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在小城与乡镇间表现的人物故事等等。总之，这是未来小说大有作为的新领地。
新的领地之三：倦怠社会的个人遭遇与自我拯救
不久前，年仅15岁的高一学生小胡的失踪案牵动全社会关注。一些细节透露了孩子的内心世界。由此，这个社会事件变成了一个心理事件。
哲学家韩炳哲借用“倦怠社会”这一形态来描述我们的时代。他说此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从福柯的“规训社会”转向“功绩社会”，从“他者剥削”变为“自我剥削”，由规训社会的“你必须”变为自由社会的“你能够”。韩炳哲说：“‘你能够’甚至比‘你应当’更具强迫性，自我强迫比强迫他人能带来更明显的效果，因为自己不可能反抗自己的意志。”为获得更好的工作而奔命，一系列完善制度，迫使自己优化；一个人在一个时段里扮演各种角色，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生存压力盖过了生活的乐趣，加剧了孤立无援感，于是倦怠降临。倦怠社会中的个体如何找到生命的意义，突破无聊、空虚的包围，或许是小说应该努力去想象和表达的吧。
新的领地之四：爱情和婚姻的某种新形态
单身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一项未婚城市青年的婚恋意愿调查显示，女性表示“不结婚”和“不确定会不会结婚”的人数占43.92%，比男性多出19.29%。此外，还有近三成受访青年从未谈过恋爱。结婚与否是一项个人选择，外人不便道矣。重要的在于两个问题，一是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是什么？二是年轻人的情感需求与出路在哪里？如果按照亨利·詹姆斯“每一部小说诞生的目的都是企图去解决一个或几个问题”的观点，对爱情和婚姻在这个时代呈现出的新形态，小说写作或许应该承担责无旁贷的表达和探索责任吧。
青年男女结婚率的降低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情感的需求和表达，与AI恋爱成为一些人的情感尝试，尽管理性告诉他们人工智能的数字算法会迎合他们的情感需求，但非理性的情感沉浸还是让他们感受到了爱情的安慰。毫无疑问，这是正在发生的这个时代的情感故事，它的未知性和可塑性将是对小说的最大吸引。人们选择单身或者说这个时代的普遍的爱情危机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普遍的社会学病症，按照韩炳哲的说法，“导致爱情危机的不仅仅是对他者的选择增多，也是他者本身的消亡。这一现象几乎发生在当今时代所有的生活领域，伴随着个体的‘自恋’情结的加深。他者的消亡其实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过程”。他者的消亡意味着“当今社会越来越陷入同质化的地狱”；社会越来越自恋，更多的“力比多”投入到了自我的主体世界中。寻找他者或者说让他者归来，是爱欲重新复活和社会焕发多彩之光的一条重要路径，而小说写作是这条路径上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许多引人关注的小说已经在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最原始的爱欲需求与“人为热情”的机器之间的彼此需要或人伦尴尬，毫无疑问，这一探讨是今后一个漫长时期的热门题材。
以上所列举的小说写作的新的领地也只能算作一种指向性和粗浅的推测，如此推测的中心意图只是想反复申明一个观点：我们的写作必须直面我们的时代生活。那些诞生于过往生活的稍显陈旧的写作观念应该被按下“删除键”，新的现实需激起新的观念；那些还未建立的当下生活的敏感地带需在某种紧迫感中建立起来，因为这是我们的写作真正进入“可变部分”的前提和必然。
（作者系《福建文学》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