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作家邓一光潜沉十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77万字的长篇巨著，以青年知识分子郁漱石为主人公，以繁复独到的结构手法、冷静深刻的文学叙事，讲述了发生在太平洋战争中第一座被日军攻克的城市里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这是一段不该消失却已经消失的公共记忆，关于动乱的世界与希望、世界大战与人、深刻的人性与支离破碎的家园、国家和国民成长史，主人公在这段时光中经历了出国留学、归国抗战、在战争中被俘、逃离战俘营、参加战后建设的曲折历程。
邓一光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201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年即入选了首届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亚洲周刊》年度全球华人十大中文小说、《新京报》年度十大好书、《收获》年度文学排行榜、“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年度十大好书奖、《当代》年度长篇佳作、《长篇小说选刊》年度金奖、《晶报》年度十大好书等多种文学专业榜单，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肯定。
有评论家在该书出版后称：“这是一部浩瀚之书，天文地理，植被物候，岁时节令，战争战术，政治经济，民生民态，方言俚语，法律法规，世界时局，艺术审美，国族差异，堪称心中有丘壑，脑里有乾坤，一部有极大难度的写作。但更大的难度还不仅在于如何以处处有来历的细节、以结实的叙述、以深描细刻来还原历史、现场、真相，最大的难度是在思想深度和哲学高度。”
经过三年的沉淀，这本书的价值得到了读者和专家越来越多的阐释。2022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以全新的装帧出版，再次向读者推介此书，并于近日在北京召开《人，或所有的士兵》作品研讨会。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谈到双方合作缘起时说：“一方面是希望充分调动、整合双方资源，让好书抵达更多的读者；另一方面也是用新的阐释，让这部作品的丰富内涵得到更大的敞开。”
邓凯、张培忠、潘凯雄、徐可、张志忠、刘颋、杨庆祥、丛治辰、宋嵩、岳雯、饶翔、李蔚超、李壮等评论家围绕《人，或所有的士兵》的文学品格、思想内涵、人物形象、艺术价值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呈现之浩瀚，是《战争与和平》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回声
《人，或所有的士兵》记叙了中国现代史中早期知识分子与民族、国家命运同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指出，邓一光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突破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技法，对标、借鉴世界战争文学经典，写人的小，而非人的大。作品从主题深化、文本拓展等多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庞大的体量中蕴含着真相的分量、情感的重量，反映人民大众追求平等与民主、向往幸福与和谐的不寻常经历和思想轨迹，折射出中华民族在历史前进中蕴藏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撑。
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张培忠称赞，《人，或所有的士兵》是填补该题材空白的创新之作、拓展虚实边界的融合之作、构建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探索之作。他谈到，作品对香港保卫战做出全新的认识和判断，不再仅仅局限于中日之间的战争，而是将香港保卫战作为二战的一部分进行审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堪称二战的浓缩之书。作品不仅仅局限于沧海横流中的英雄人物，而是把视角转向战争中所有的人，以人为本，展现出仁者爱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有的内核。作品延续了作家一贯的创作风格，又在小说艺术上有新的思考和新的创造，是挑战创作难度、追求艺术高度、探索思想深度、具备史诗性气质的厚重之作。对比古今中外所有战争的经典，《人，或所有的士兵》所呈现的浩瀚之广，可以视为托尔斯泰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回声。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谈到，邓一光不是从正面战场或者正面的英雄人物角度去写，而是从一个战俘、一个失败者、一个囚徒的角度去书写战争，用非常极端的存在境遇来凸显人性最深刻的灵魂搏斗。邓一光在这个境遇里面呈现人性的复杂性，这也是对自苏联以来的战争文学非常有创造力的推进。
将文明的冲突置于世界史眼光，在极端境遇中审问存在主义难题
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关注到邓一光创作的转变。他说，邓一光是中国当代最会写战争、最会写军人的作家之一，但是在这部小说中，他描写了一个战俘的形象，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他把中国抗战纳入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体系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也是我们走向国际化、全球化历程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志忠对小说主人公郁漱石进行了分析，认为郁漱石既有哈姆雷特的追问、反省、沉思，又有积极的行动能力，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的软弱，另一方面又非常执拗、非常勇敢。小说从审判开始，一上来就是不停的自我辩护或者别人辩护，但是这种辩护不是具体事实的危机，而是一个人的危机，是人类的危机、人或所有士兵的危机，表现的是在二十世纪，在战争带来的人的精神支柱垮塌、人的精神信念毁灭的前景之下，怎样生存，怎样走下去。小说中的回答很有存在主义的特点：没有更多的理由，不要那么高大上的宏大叙事，人就是要抵抗，面对这样的态势，不管结局如何。此外，郁漱石展现了中国传统智慧，用自己的智柔化解敌对方面的强硬。他是文学当中少有的一类知识分子形象，而且这个知识分子非常了不起，不但有思考，而且有行动力，用行动和思考两个方面回应历史、昭示未来，回应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生存困境提出的难题。
杨庆祥认为，邓一光将文明的冲突性置于非常复杂的世界史的眼光，用丰富的非虚构的材料、学者式的研究的眼光或视野，来展示文明的对话、互动和冲突。《人，或所有的士兵》是战争小说，同时也是存在主义的小说，非常极端的存在境遇里的人性最能够呈现出复杂性。该作品叙事的视角不是外在的视角，而是内在的视角，但同时又借助其他证人、养母、同事等不同人的视角，呈现人在特别复杂的历史结构里的表现。它提供了战争史或者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而这个人物形象具有世界性。《人，或所有的士兵》是非常宏大的，是一部真正的大书。这个宏大指的不仅仅是体量上的数十万字，而是指思维的深度、思考的深度，以及对人性在复杂局势下的复杂性、丰富性的开掘；这个体量不仅是数量上的体量，而且还包括质量、质地、思考、灵魂上的体量。
李红强谈到，小说虽然有战争的历史依据和形式，但考察文明、文化，在同一残酷环境中如何共处、能否共处，人性在此又能展示出怎样的深度和场景，则是这部小说真正打动我们的内容。邓一光在这部小说中早已跨越战争，他有更宽广的视野、有更高的关注，不仅在为我们演绎历史和英雄故事，而是以科学的精神来完成人文关怀的工作。
《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宋嵩认为，邓一光的这部小说充满对战争、对人性的反思，读者读完这本书后对战争还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这充分说明五千年来人类一直在伴随着战争发展、成长，这是文学创作永远的主题，可以无限深挖下去。《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作品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意义重大，它弥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写战俘题材的空缺。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谈到，主人公郁漱石在不同的文明对撞当中，在一个文明表现出的不同面貌当中，在和平与战争、文明与野蛮之间穿行，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考，人到底是什么？他可以极端高尚，又可以极端卑污。而他的悲剧恰恰也在这里，他似乎属于中国，但又不属于中国，这部小说在这个意义上写出人在具体处境下的复杂性。这部小说的妙处恰恰在于，在不能思考的地方思考，而以这种思考构成诗意的文学性的东西。郁漱石其实是现代中国人的典型缩影，或者说是任何一个被动现代性国家，及其知识分子甚至每个国民的缩影。
拼图式结构搭建世界变动的图景，蝴蝶效应般展现生命的绵延
《文艺报》副总编辑刘颋注意到小说的拼图结构，认为所有人物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在这部小说中都是随着拼图的逐渐清晰，构造出战争后面政治、经济等各种利益的交缠、纠结，而成为一个复杂的网络。她说，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中，文明受到怎样的摧毁，文明又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能够保证或者帮助人类的延续，人类的延续和文明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关系，一个生命从开始到结束、因为蝴蝶翅膀的振动而产生变化，在这部作品里面都有非常深刻的书写。刘颋谈到自己对小说的理解：“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士兵，都是这个世界的正常的文明延续的士兵，每个人也是自己生命的士兵，这里面可供我们解读和理解的思想非常深。”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认为，邓一光选择了难度极高的叙述角度，通过不同的叙述者、不同的角度互相补充，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形象，这不但给作家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也给读者的阅读增加了难度。小说的主体框架由法庭上的自辩、质证、陈述书面政策、庭外供述以及庭外调查构成，像众多人物自说自话，众说纷纭，形成多声部叙述。虽然内容非常驳杂，节奏具有跳跃性，但是由于邓一光高超的语言艺术，读起来有一种独特的快感。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认为，小说把战俘作为主角是一种创造，这体现了作家的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他尊重历史、遵从历史的写作姿态和态度，追问和探寻历史真实的孜孜以求的态度和精神，这是对历史基本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一次还原。在李朝全看来，小说结构就像建筑结构上的榫卯，严丝合缝把小说大厦构建起来，就像一座非常辉煌壮丽、有几层斗拱形成的小说房屋，读者阅读的时候也有很好的代入感。作家对每个人物的出场、每个讲述者的出场，包括上下文的衔接和过渡，就像一位高明的建筑师建造一座非常牢靠的建筑一样。
丛治辰谈到自己在阅读小说时的感受：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失落感。一个人仅仅因为他的存在，就会遭受这么巨大的折磨，人和人之间互相算计、互相折磨，让人触目惊心。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把人性、把人和人之间复杂的关系说得让人非常触目惊心。小说的压抑感当中有人性的光辉，有一种让人感到振奋的东西，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人的情感、人的能动性，甚至还有人的尊严，都会发挥出来。
《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文荟版副主编饶翔称赞邓一光为一位特别难能可贵的强力型的作家。这个“强力”，不仅指他丰沛的生命力，也体现在他的才华，更体现在他不竭的创新能力。邓一光在小说中表现的思辨力、对新事物的观察力和思考力，以及艺术赋形的能力，都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他不媚俗，不庸俗，不迎合读者，不迎合大众甚嚣尘上的价值观，也不迎合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潮，这些都表现出一个作家强大的自信和主体性。他通过对史料的大量占有和把握，通过对历史的还原，通过对人物细节的想象和对人性幽微的洞察，不断挑战自我。《人，或所有的士兵》有着特别丰富的历史认识价值，同时也具有人物的价值。作者笔下的人物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英雄人物完全不一样，他从普通平凡人的视角写一个知识分子，将人物置身于这样的大时代，主人公作为个体所做的选择、所面临的担当和恐惧中的勇敢一一展现，这个人物的丰富性被完全写出来了。通过这样一段历史和这样一个人，邓一光其实跨越了单一的国族视角，而是站到人类的视角去重新写这样一段历史、这样一个人物，通过小说重新直面关于爱、关于邪恶、关于死亡、关于道德、关于形而上等种种曾经我们认为陈旧的命题、我们忽视的关于人最基本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或者国族立场，而是站到人类视野的高度。
钩沉史实，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笔力深厚
现场专家们亦谈到《人，或所有的士兵》中的写作手法。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既可以看见张爱玲、萧红等人的香港生活印迹，又可以看到邓一光在塑造人物心理活动时的虚构想象力。张培忠说，作品并不正面描写战争，而是从主人公战后被军事法庭审判写起，以法庭的陈述、法庭的调查、法庭的举证、法庭的公诉、法庭的调查记录等形式巧妙搭建起作品框架，多重例证、多重复证，人物众多，史料丰富，既有历史人物也有虚构人物，既有历史事件也有虚构情节。邓一光将材料形象化，在非虚构的真实历史背景下孕育虚构故事，虚构故事又具备非虚构的沉重和宏阔的思考。
徐可表示，《人，或所有的士兵》是阅读起来有挑战难度的作品，需要沉下心来阅读。小说里面有历史人物，也有虚构人物，有历史事件，也有虚构的细节和情节，包括小到具体的天气，大到对国家、战争、时局、人类的思考等等。所以作品里面既有虚构成分也有非虚构成分，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读起来确实很困难。作者选取海量的历史材料，把虚构和非虚构相结合，钩沉史实，宏大磅礴，可见笔力非常深厚。
李朝全认为，小说用法庭调查的方式努力还原复盘人物一生的脉络，实际上也就是把一个人放在大的历史、大的时代背景下来拷问他的处境，拷问郁漱石可能面临的生存恐惧、生存上遇到的缺陷或致命的弱点。因此，这样一个作品无疑也带着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历史的借鉴。
李红强说，小说以辩护词的方式来结构和叙述，以个人自述来传达支离破碎的生活、背弃或欢乐的感觉，以及多种文明、文化的共处和冲突，为内容找到了合适的形式，形式在内容这里表现出生机。
杨庆祥认为，作者将非虚构资料的密集程度、准确性、裁剪的协调性有机统一到这部长篇小说里面。文明的对话、互动和冲突是现代以来最重要的主题，它呈现出来最高级的形式或者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战争。所以作品自然落实到战争，用战争的形式来表现文明的冲突。
丛治辰谈到，小说通过回忆的方式，通过非虚构材料和虚构材料的方式，让书中的人物各自绽放出他的历史。一个个虚构的人物奔跑在历史当中，宋庆龄、张爱玲、萧红、郭沫若、太宰治……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纷纷出场，和主要人物交织。一个小人物游走在历史之间，以个人命运牵连大的历史。
多声道叙述历史人物，亲近地走近当代读者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理论处处长岳雯称赞了邓一光的文学精神：他把自己完全打碎投入到文学的篝火当中，让文学燃烧。甚至文学对他可能也并不那么重要，他不是通俗意义上的那种把自己献给文学的人，他有一个大的志向，他是那种有更大追求和格局的人，他可能只是找到最顺手的一项工具——文学，文学只是他表达的一种形式，他恰恰用文学这个工具表达、探索，形成他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把自己全部粉身碎骨投入进去。同时岳雯也认为，《人，或所有的士兵》是这个时代的人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这是一本有思想的书，这本小说把很多固有的观念上的藩篱一点点拆除，再来搭出一个新东西。它不仅仅是局限于讲历史的一本书，它更像是一个寓言，每个人都会感同身受。它会常读常新，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它都会给我们提醒，作为一个人活下去是多么不容易。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李蔚超认为，这部小说是供研究的、供阅读享受的，而不是供言说的。邓一光是一个“造物主”，他创造一个世界，所以读者常常觉得把握不住它。邓一光的那种对他创造的小说世界的冷静、自信、克制和平实体现在他的叙事中。我们回到历史的时候要寻找一种陌生感，而很多作家写历史题材的时候给予我们的都是熟悉的东西，因为他自己对这些东西没有把握，而书写没有把握的东西会慌乱。但是在《人，或所有的士兵》里面，我们很少感觉到这个作家是慌乱的，他非常笃定、平实、肃穆、严肃。作家在《人，或所有的士兵》里塑造了很多历史人物，但他并不轻易让历史人物开口，而是在这些人物周围虚构一些人物，用转述叙述的方式，围绕主人公郁漱石，以很亲近的方式将这个历史人物在他的空间中还原。邓一光这部小说跟以前的历史小说不一样，他不再把人物当作“历史的人质”（萨特语），不再试图捡一些历史拼贴在一起形成自己的叙事。他要让每个人物以法庭叙事的方式，看似客观，看似在陈述和交代，实际上是无微不至地通过一个个的角度、一个个的人还原历史的真实，他想再次成为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
宋嵩还称赞了小说对人物语调的书写，认为小说把不同国家、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战俘以及侵略者、统治者的“声口”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对“声口”活灵活现的模拟，使得阅读过程不那么乏味，这是这部作品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员李壮谈到，《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小说彻底依托人的极端环境和赤裸状态，真正写的就是恐惧、是孤独，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就是在尊严和放弃尊严之间不断地摇摆。《人，或所有的士兵》超越了战争话题，把人的处境放置于历史和时代的语境之下，但是又将这个历史语境或者时代语境逐渐剥离下来。这本小说像寓言，写的是极端处境，但这个极端处境又上升到一个根本处境，甚至更上升一层，他写的不仅仅是根本处境，而是某种处境的根本性。小说讲的是一种在极端状态下，把所有符号和意义都剥离掉的人性，是关于黑暗和软弱、黑暗和软弱中的尊严。作者结合真实与荒诞，呈现了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细节，又使得这么荒诞的人的处境，不管在逻辑上还是在史料上都是真实的。我们日常的生活，甚至我们每个时代的生活，都被所谓的秩序包裹着，很多东西被掩盖起来或者被文明经过规训对它进行转型，而这本书里所有这些秩序、所有这些规训和掩盖都不存在，就是赤裸而极端的。所以这部小说带给我们的力量不仅仅是炮弹，也不仅仅是死亡，而恰恰是这种赤裸感和淹没感。在这个层面上，这部小说的精神底色非常深沉和深刻，而且确实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小说主人公郁漱石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现代文学以来经典的“零余者”的形象，他不仅在人之外，也是在自我之外，他的内心分裂找不到归一，这种设计让这个带有史诗性作品的主人公成为反英雄的英雄，特别有戏剧张力。
文学即是人学，这是一部有大关怀的小说
李朝全认为，作家第一次涉及“人的恐惧”这样一个小说家很少直面的主题，这是邓一光与众不同的地方。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恐惧的落点或者心理的缺憾，邓一光在这部小说里直接面对这样一个人性的弱点、人性本来的恐惧一面，写人如何有尊严地活着，探究一个人为什么活着，探讨人存在的一生的荣耀、人性的弱点，对人进行灵魂拷问，对人生进行追索。这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小说，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清算和审视，由此可见作家抱负之大。
李红强谈到，这是一部有大关怀的小说。小说从血缘、学识、修养、爱情等方面的设定，首先赋予主人公郁漱石一种多元文化集合体的形象，而小说对于战俘营这个多国士兵共处的特定环境的设计，既构造一个多种文明共处或冲突的实验场，又让残酷的环境笔触伸向人性。小说写出了生命的一种状态。生与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尤其英雄主义的生与死让我们在阅读的愉悦中有时也会感觉浅薄或者重复。《人，或所有的士兵》写的却是小人物和小人物的心态，直面大事件下小人物的生命常态，写出他们复杂的人性和在恐惧中挣扎的过程。这是《人，或所有的士兵》的独特贡献，也为“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增添了更多的内涵。
潘凯雄说，主人公从过去的战神变成现在的战俘，这样一种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观念，对我们中国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讲现代化，绝不仅仅只是我们的高楼大厦、我们的高铁，人的位置、人在社会当中特别是个体的极端重要性，这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非常重要的标志之一。我们讲国际化，就是人的理念、观念的国际化。
研讨会上，邓一光谈到创作这本书时的文学视野。他说，人类是由断裂的却又生生不息的文明建立起来的，而这次的写作就是想在过去、当下和未来这三个向度里追寻、审视、探究这种文明的逻辑，在一个更广阔的疆域中形成对话与塑形。
此外，邓一光也谈到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查阅了很多资料，力求做到在小说中文学的真、虚构当中的真。这也是潘凯雄所认为的：像学术著作一样创作小说，产生的结果是“信”。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可以让人“信服”的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广博正是来源于邓一光对文明、文化、历史的深度思考，他以个人自述来呼应支离破碎的生活、悲戚或欢乐的感受，以及多种文化的冲突。他为思想的表达找到了合适的形式，亦在形式中为内容注入了新的生机。这是一部记叙国人成长密码的史诗之作，更是一部勘探国民精神萌芽时民族凝聚原点的鸿篇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