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昭（主持·导语）：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杨本芬的自传体小说《秋园》《我本芬芳》《浮木》。三部小说呈现横跨多个时代的女性苦难、描画如蝼蚁般的生命故事，我们在感叹女性生命力的强韧之余，也不免唏嘘时代与个人命运交错的纷繁复杂。这让我想起2014年底，余秀华甫一出现，极具穿透力的语言、炙热滚烫的情感，读来委实令人心折。同为现象级写作和女性书写，杨本芬关于女性家族史的小说建构与余秀华对于个人情爱的诗学表达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当大的不同。如果将视野放得大一点，会发现近年来引起关注的还有范雨素的小说，以及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饶平如的《平如美棠》、秀英奶奶的《胡麻的天空》等。这也表明，一种“素人写作”的美学现象已然崛起。

@刘可：《秋园》是对当下女性写作的有力补充

我认为，《秋园》的面世是对当下女性写作的有力补充。近一两年来，伴随着民间尤其是网络空间的女性性别意识觉醒，越来越多的女作家主动书写女性，亦主动呈现女性的书写，包括在国产影视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对当代女性生活境况不同程度的审美化反映。这些故事大多数聚焦于当下，围绕女性的婚恋、育儿、职场以及女性与原生家庭的关系等展开讨论，具有极强的现实感，但稍显雷同与单调。《秋园》在纵向上开拓了朝着历史逆流而上、追溯母辈生命历程的方向，在横向上展示了一位平凡女性如何在动荡不安、跌宕起伏的时代夹缝中求存生命。从这点来看，这部小说显然容纳着更多的生命议题。杨本芬给众声喧哗的20世纪书写史增加了一个看似微弱却不可或缺的普通女性的声音。我由衷地希望它能给后来者带来更多的写作启发，不管是题材上的、气质上的，还是视野上的。

@曾笏煊：以回忆反抗虚无的历史诗学

杨本芬的“女性三部曲”最早连载于天涯论坛，这对它的文体是有影响的。

三部作品以时代变迁中的家庭生活为主线，以回忆的诗学为主要特征。回忆是三部作品的总主题，对死亡与虚无的恐惧则构成了杨本芬写作的主要动力，她在《秋园》与《浮木》的自序中都有提及。这也使我想起从《古诗十九首》、曹植的诗到《红楼梦》的古典文学传统。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对生命、青春等美好事物一去不返的恐惧，并在文学中抒发人生的苍凉与虚无之感。回忆的诗学往往促使写作者们在无常生命中捕捉珍贵的记忆碎片，似乎这能够给人带来“还未空虚”的慰藉，用以抵御生命消逝、人生虚无的巨大悲哀。如果说周氏兄弟、萧红、张爱玲、白先勇都不同程度上接续、转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传统，那么杨本芬的写作或许也与之有着某种微弱呼应。

以回忆的诗学反抗虚无，使杨本芬的写作带有一种隽永的古典气质。由于她的生活经验和“厨房里的写作”受限，使她不可能沉湎于物质细节，而必须与繁杂琐碎的体力劳作相伴，并更接地气地书写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劳动者在中国大地上为了养家糊口日夜操劳的生存图景。三部曲的风格存在一定的断裂，《秋园》主要描写上两代人的故事，此时叙述者尚能保持一种古典主义式的审美观照，当她在《浮木》特别是《我本芬芳》中处理自己成年后的生命经验时，或许是内心深处的创痛尚未缓和，写作者没能拉开适当的距离，叙述显得不够从容，甚至有些浮躁、粗糙。这是其艺术弱点，但好处是更具生活原生态的真实感。

@陈天：抒情性的回忆构成其文体特征

我想将杨本芬的作品放置到一个文学的历史与发展的视野当中，从文体的层面来思考它们本身的艺术水准或者某种公共意义。

首先，通过《秋园》这部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对叙事时间的掌控并不圆融熟练。小说中新中国成立前的时间线索还比较明晰：北伐、抗日、迁都重庆等等，秋园的生活变化是随着时间坐标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是，当小说开始讲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故事时，时间开始变得模糊。最典型的例子是小说对于饥饿场景的书写，并且小说中没有明确的时间流动感，总是以“一天”等时间标识来开启一段生活片段的讲述，这说明作者书写的只是关于往事的记忆碎片，还无法将这些断断续续的记忆整合进一个拥有前因后果的完整叙述中。某种程度上，《秋园》只是用严格的时间顺序串联起碎片化、单元化的记忆。

实际上，碎片化、单元化的叙述方式在当代文学中并不罕见。同样是讲述湘阴、汨罗一带的故事，韩少功的部分作品如《马桥词典》《山南水北》在文体上也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但不同的是，韩少功的作品充满智性和思考，往往呈现出一种人文知识分子的坚守与忧虑。相比之下，杨本芬的《秋园》《浮木》更多的是抒情性的回忆。所以，虽然二人的作品在文体上颇有些相似之处，但是形成这种文体特征的原因是不同的。如果说，韩少功的碎片化和单元化是因为他需要形式在最大程度上迁就他的思想，由此形成了颇具实验性的文体表征，那么杨本芬作品的碎片化和单元化可能就只是一种妥协，是形式对于她自身表达欲和记忆习惯的妥协。

@罗涵诣：小说帮助我们拉近现代生活与乡间生死的距离

三部小说写的不仅是国家、民族的命运，也是女性、个人的命运。之前我们所读的乡土小说，很多都是从启蒙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因此会造成一定的阅读距离。这个“三部曲”以更加真实的语言和亲身的经历帮助我们拉近了现代生活与乡间生死的距离，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和我们祖辈一样真实的苦难故事与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书中的主人公就像历史长河中的水滴一样，她们没有办法参与到历史当中，只能被动卷入历史潮流，她们的选择因此影响一生，就像仁受关于留在船上和下船之间的选择一样，只要选错一小步，就没有机会了。但还好，这些人物依旧散发人性的光辉，是历史中芬芳的花。正因如此，“三部曲”其实兼具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与家庭、婚姻的个人叙事两个层面。

阅读的时候，我的感受和《浮木》后记中的第二位网友一样，回到了听母亲讲述时的感觉之中。我母亲和我讲她的奶奶怎么送她丈夫去参军，丈夫战死后独自抚养我外公，还有亲眼看见小儿子因为吃到米虫而痛死在她眼前的故事。在那个生存至上的年代，无数人饱受苦难，但大多数经历苦难的人没有能力讲述，从这点来看，杨本芬的叙述显得珍贵。不过更加珍贵的是，无数人面对挫折与苦难时都想过选择自杀，或被迫自杀、意外死亡，秋园和惠才也有过相似的想法，差点经历类似的命运，但是她们都以坚韧的女性力量熬过了这些苦难。

@王怀昭：以女性为主要人物建构个人家族史

杨本芬在《秋园》《我本芬芳》《浮木》中以女性家族史的建构方式书写她自己和家人的故事，时间跨度极大，从晚清民初到21世纪，人物也极多，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都较为鲜明。杨本芬在讲述母亲与自己的苦难、婚姻时，叙述常常不够客观，自我情感流露太多。尤其是《我本芬芳》，字里行间充斥着惠才对吕的不满，较少看到女性对自身婚姻经历的反省、对男性更深程度的包容、对两性该如何和谐共处的探索。其中写得最好的小说是《浮木》，杨本芬以女性的视角、温情的目光观照那些在命运裹挟中浮沉的个体，他们与作家相遇的片刻展现出来的生之力量让人感叹。比如《苹果园历险记》，写的是我和丈夫陪着女孩上北京安假肢，意外认识一对残废父子，他们遭遇煤矿爆炸，父亲失去胳膊、儿子失去双腿，却总是报以友善的微笑、亲切的问候。他们互相照顾，彼此扶持，二人所流露出来的向上勇敢让人心生敬佩。

@宫铭杉：恰逢其时的素人写作

杨本芬真实而真诚的写作，契合了目前文学市场上基于读者阅读喜好形成的3种出版策划方向，用“恰逢其时”一词更能说明读者和市场对杨本芬的主动选择。

其一是关注时代中个人生活的自传体小说或非虚构类文学。此类作品的特征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以个体或某一群体的生活经验引发相关社会话题的讨论，呈现出公共性的审美倾向。其二是女性的人生故事。随着女性力量的觉醒和社会舆论话语的推动，像《82年生的金智英》《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样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关注。

此外还有一点。当杨本芬已经成了一种“现象”，对横空出世的素人写作者的那些略带好奇的窥探眼光也投诸在她身上，一如当年读者对余秀华、范雨素的关注。对于“素人写作者”来说，她们身上总有存在于作家之外的独特身份或标签，吸引着人们想要阅读她们的文字。杨本芬的特殊性在于她到80岁才成为了作家。正是这样的身份，以及她自传体小说的创作方式，给她带来了写作的限制和批评的声音，比如已经面世的这三部作品取材同一性较高，叙事模式也极为相似，呈现出同质化的倾向。不过，即使轰动如刘慈欣的《三体》，也会因为缺少严肃文学或纯文学的特性而被人诟病，这或许源自我们在不自觉中设定的文学标准。在这样的标准中，作者的叙事能力、文字的诗意、作品驰骋的想象力等要素缺一不可。

“乐府文化”为杨本芬这本书策划的slogan是“心里满了，就从口中溢出”。这句话也很好地概括了杨本芬的写作初心。我想，写作对她来说更像是情感驱动下的自发行为，是自然而然的生理冲动。也许，杨本芬的创作达不到严苛而众口难调的文学性标准，也很难形成超越性的视角对生活进行反思，但并不妨碍她的创作指向人类的存在本身，呈现那些在不确定的日常生活中的确定性。从这一意义上看，我们要感谢杨本芬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真实一隅，并有所触动、有所收获，这何尝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学理想状态中的一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