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作家叶炜推出的他的新作《东进》。与此前的“乡土中国三部曲”“转型时代三部曲”一样，小说仍以鲁南黄泛区故地为根底，却是撷取了“八路军东进山东”这一重大历史关节，以转折性的历史介入和循环性的地方经验形成激烈碰撞，通过大时代的折冲，体现出经国之壮阔。

鲁南苏北一带黄河侵淮、农耕不易、资源匮乏，于是出匪徒也出布衣天子，出强盗也出英雄好汉，刘邦与朱温、黄巢与朱元璋皆兴于此。治水社会的反面逻辑、治乱兴替的往复循环，于此处也体现得更加典型。帝王和流寇轮流登场，分饰历史主角，甚至难以分辨。小说《东进》开篇即讲刘氏族长刘老太爷在古城根深叶茂，其兄弟刘二却是盘踞在抱犊崮的响当当的土匪山大王，传统儒家社会的仁礼一体、忠孝节义，在黄泛区似乎均已失效，上山为匪、落草为寇也只是一种平常生计。小说甫一开始就写出了一种“千年不变”——民、匪、官彼此转化循环，人们聚族而居、不重诗礼。

与此同时，小说《东进》的一大特点，更是写出了鲁南故地的“千年之变”。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扩大战争，持续向华北派驻侵略军。面对外侮，鲁南人民的角色为之一变，普通的百姓、崮上的土匪和结寨自保的民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普遍团结起来，抗击侵略。而到了1938年，八路军第115师主力更是挺进鲁南，进军郯城、解放白彦，继而建立起以抱犊崮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东进》正是以这一巨大的历史转折为契机，利用民间化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将鲁南的“千年不变”转为“大变”乃至“巨变”。小说以民间史诗的方式，将口耳相传于百姓之间的匪首故事、博彩之戏，乡土生活的赞美诗乃至鲁西南的土菜、土席熔为一炉，并使之成为“杂色鲁南”向“红色鲁南”转换的关键性文学话语。《东进》虽然选取了历史的关键节点，但无意于复写历史，而是以丰富的民间话语、充实而简约化的历史叙事，用斗鹌鹑、挖野参、剿恶匪等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服务于巨大的历史转折，从而使残酷的战争、伟岸的英雄和赤诚的爱国之心获得了鲜活而生动的文本表现。如果说读历史是“初看不识剧中意”，那么读小说《东进》则是“再看已是剧中人”。

《东进》的另一特点，则体现在作家对红色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鲁南地区通连苏、鲁、豫、皖四省，是华北和华中的枢纽，也是当时的中国铁路动脉津浦线与陇海线的交汇所在。八路军东进山东、打造红色鲁南，犹如棋弈中的手筋，是抗日战争中得意会神的一步，自然也是红色历史中具有重大文学书写价值的题材。只是，作为战争史、军事史中的关键一环，其文学辨识度仍相对较弱，缺少应有的文学记录和文学演绎。而这一缺失，有如《三国演义》少了赤壁之战，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东进》恰恰找到了这个历史节点，可谓独具慧眼。同时，对这一题材的处理，小说始终保持着历史感和文学感的均衡，一方面严守历史的真实，使人与事皆有所本，无论八路军将领还是乡贤、土匪都不脱历史本相；另一方面极力追求文学性，部队行军中的偕趣、营救人质的惊险、英雄儿女的情事多线并举，以颇具“革命历史传奇”年代感的曲折情节持续增强读者的阅读动力，并且夹用鲁南方言，在接续革命历史叙事的同时又制造了强烈的现场感。

此外，《东进》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将伦理与革命的复杂性引入了故事。小说中的大嫂柳梢为了保护刚进门尚未圆房的弟媳，不惜自我牺牲，身受土匪强暴后怀上了孩子，这让整个家族陷入了伦理的困境之中。然而，黄泛区的人们最终以善良和淳朴的人性接受了这个孩子，刘氏家族更是欢迎了这个婴儿，伦理困境迎刃而解，虽出乎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在这里，小说《东进》在展现重大主题的同时，也显示了历史的复杂、人性的深邃，体现出作家成熟的创作理路与美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