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生命季节的敏感，大抵都从中年开始。与生理、心智和情感同期发生变化的，是外部生活压力在庸常世俗中层层累积，“仿佛一道道沙埋上来”，底下蛰伏着职变、婚变、衰老、病变等等隐忧和危机。从社会时间与生理时间交织的汹涌暗流中蹚过，经时光雕琢的人生才慢慢步入成熟。正在央视和爱奇艺播出、根据伊北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熟年》，讲述倪家三代家庭成员的内外危机与成长故事。
压垮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故事开场于倪家老太太的生日家宴当天，老二倪伟强突然离家出走，这是故事从一开始就抛给观众的最大悬念。
精心组织宴席的女主人、看似拥有完美人生的熟年精英女士张春梅，在更年期迎头遭遇婚姻危机。随剧情展开，中国家庭有可能面临的各种生活难题逐一上演：年近八十的倪老太太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养老看护成为大难题；50多岁的倪伟民、吴二琥与儿子儿媳共住“老破小”屋檐下，不断引发婆媳冲突；40多岁的张春梅在丈夫离开后,儿子闹退学，自己的事业危机也接踵而至；30多岁的倪伟贞追求个体自由，闪婚后麻烦不断；20多岁的倪俊与刘红艳焦虑于买房；18岁的倪斯楠渴望按自己意愿选择未来……《熟年》按照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关系编织三组样本家庭的情节脉络，试图全景式覆盖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家庭生活情态，剧中角色不论年龄大小，似乎都困在各自人生阶段的难题里，现实压力绵延不绝。
从剧情来看，这些内容继承着中国式家庭的烟火气，也是家庭剧的常见桥段。不同的是，剧作似乎放弃了惯常情节剧式的连锁反应，倪家三组人物故事在共同的大家庭平台上平行展开，不涉及第三者插足、原生家庭问题，没有恶婆婆，没有绝对的反派，没有刻意制造焦虑……那么，究竟是什么引爆了大家庭的混乱和失控？
家庭条件最好的老二家首先出事，“要自由”的倪伟强决定换活法，他的离家出走撕开了“完美家庭”的表象；里外操持的张春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一辈子“不自由”的老大为不同的养老观念跟老二爆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争吵；“最自由”的老三倪伟贞闪婚、隐婚，甚至选择独自养育孩子。配角人物同样，眼里只有丈夫、儿子的吴二琥最终接受儿子结婚后就“失去”了儿子；倪斯楠退学“做自己”，又在见识了社会后重返学校；倪俊与何志超被事态逼到无路可退时才开始长大……种种人格的裂变和不适、家庭结构与价值观念的变化，流露出不同社会阶层面临的精神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家庭伦理困境，这些困境有的表现为外在现实压力，更多则来自心理现实。
日常生活背景板上，《熟年》将现代社会演变中的心理问题以及价值观念的冲突推到前景，让人物的心理困境成为推倒既有生活秩序的最后一张骨牌——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我就这么失败吗？如何面对衰老？活给别人看，还是为自己活？……这些精神层面的疑问和矛盾随着社会转型、时代变迁而来，深刻呼应着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保守与求变的碰撞，以家庭问题的面目出现并交织在一起，催生了人们在婚姻、情感等不同层面的挑战。
现代人的情感波谱与心理问诊
在探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个体化现象时，社会学大师埃利亚斯曾指出情感的现代化问题——现代人个体化程度的提高，造成人际关系的短暂和不确定性。只有改变人际联系的构造，重塑人的个体性，才可能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建立更有效的协调与平衡。都市家庭剧在重塑人的个体性与维系社会平衡中，发挥着隐形却巨大的桥梁作用。
后物质时代的都市人不经意间就会惶惑于意义感缺失的瞬间，这是情感现代化不适的文化症候。《熟年》中女主角张春梅对家人的爱并没有因为岁月沉淀变得醇厚，反而成为丈夫和儿子的束缚？近二十年忘我付出的爱、委曲求全的爱竟然成了令人窒息的控制？旧有的工作方式和社会地位突然遭遇新兴行业的威胁，表面风光，内心崩盘，春梅面临的不仅是婚姻的不稳定，还有事业上新观念取代旧观念所造成的危机。
倪伟强突然决定换个活法要跟张春梅离婚，要活出自我，然而甩开一切就能找到自由吗？倪伟强逃离、反抗的是什么，反抗的意义又是什么？一切打碎之后，到底有没有新的东西生长出来？离婚后的他跟春梅的后半段人生如何继续？这些内容拓展了家庭剧的情节空间，让观众注意到，传统家庭的情感链接不复存在，可是新型的、独立自主的情感主体却尚未建立，被按下暂停键的情感尴尬地处于“不再”和“尚未”之间。
春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怀疑后接受离婚，勇敢清零。她跟以闪婚告别过去的倪伟贞其实殊途同归。两位以相反方式重新开始的女性，却拥有相同的心理动机——“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找现代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姑嫂二人成为故事主题的一体两面，只不过春梅来自传统一端，伟贞这个人物线的先锋性更强。故事有意让社会变迁中家庭的瓦解和新建几乎同时发生，体现出既想触碰观众怀旧脉搏，又要拨动现代人价值重塑的心弦的努力。
整体上看，《熟年》创作者对问题的解决过程并无过多着力，对人物转变往往是直接给出设定，更多时候像在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行为观察。无论是倪家三兄妹身上价值观、情感观和独立性的差异化设定，还是挖掘周边连带角色的关系和心理状态，例如对“漂族”、姐弟恋、失独老人等的个体选样，更多用情景设定和人物之间一次次的对话或者自我对话进行心理诊疗。这样的处理方式多少损失了事物发展的合理性，但也表露出创作者更倾向于带观众观察不同人物的行为选择及其相应后果，用近乎实验的方式呈现家庭关系、情感态度，并以颇具现代感的视角邀请观众思考婚姻的本质，审视责任与自由、个体与整体、精神独立与选择代价等紧密相连的伦理命题。
在生活的辩证法中与流年安处
《熟年》小说里有这样一句原文：“你身上全部的负累，既是你的网，也是你可以倚靠的墙。”
用辩证的眼光看待生活的复杂性，对不同的情感态度、价值选择进行思辨的艺术表达，这是《熟年》值得注目的地方。正是对家庭剧回归理性与平和的倡导，使之与此前一些贩卖各种焦虑或者被热搜话题绑架的电视剧相比，故事写得锋利却有分寸，既呈现家庭百景，也尝试给出解困之道，讲我们为什么会崩溃，以及如何度过危机。
张春梅和倪伟强之间没有离婚大战，更多是通过角色对于生活意义与自我价值的重新寻找和内心斗争来表现这种冲突。面对生活的波折，春梅、伟贞都是以自省的方式，逐渐接受一切，找到内心真实的自己，学会与生活和解。吴二琥假雇保姆获取弟媳酬劳被发现应该是全剧火药味极浓的一场戏，春梅对于大嫂的行为虽然愤怒不解，但一大家人还是在体谅中互相分担，让矛盾在善意中消散。同样，剧中的婆媳之间、妯娌之间没有常见的战火硝烟，所有的抱怨与冲突渐渐缓释在人物的反省与亲人陪伴之中。全剧没有恶人，只有生活迷局里的人，在接受一切的过程中，彼此相助越过生活的难关。故事对生活大小难题的整体化解，充满了脉脉温情和辩证积极的人生态度。
正是出于这样的定位，该剧的影像风格有别于一贯的中产生活视角，转而用白描式的家庭景观在琐碎的日常交往中建立人物和主题，同时又通过考究的光影构图突出人物面部特写，让观众看到人心在不无节制的情感中挣扎。显然，这样的叙述语言离不开一众戏骨演员出色的表演：隐忍宽厚的春梅、市井气十足还弄巧成拙的吴二琥、憋屈窝囊却不失道义的伟民、抑郁挣扎的伟强、独立硬扛的伟贞……每个人物都演绎得可亲可怜可叹。这些有共情的人物引发观众思考如何适应家庭、婚姻和亲属关系的变迁，如何处理新的伦理困局，如何观察生活自身的矛盾，正视生活的挑战并努力向前。
与流年安处的态度，反过来也加强了人们获得超越现实的力量。从剧名到主题歌，创作者都在强调“时间”与“变化”：流年里时代在变，婚姻和情感在变，这些变化体现在社会环境、家庭关系中，也发生在人物的精神世界里。镜头捕捉人物间的微妙关系，用不同形式的城市空镜融合着人物的影像交错，突出意识活动和情感变化。以涌动的思绪和静观的视点增强了社会写实的效果，既令影像成为杂色的市民众生相，又让故事带上了且行且思的质感。
“家”想象的表里运动
回望中国屏幕上的万家灯火故事，从《渴望》《牵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空镜子》《中国式离婚》《金婚》《小欢喜》《都挺好》《心居》等等一路走来，家庭剧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演绎规律和故事样式，蕴含着中国人所处时代的集体意识和无意识，承载着社会价值观和大众生活的信仰。对“家庭”空间的影像赋型，不仅记录着中国社会生活的物质记忆，也不断书写出时代发展的精神谱系。潜藏在家庭故事背后的人物世界的丰富性、贯穿于情节结构和风格上的恒常不变的东西，以及这种类型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和心理的泛文本，又联通着社会建构，携带着社会价值观和集体文化观念的变动。
家庭剧中对家庭观念的继承和改造，对家庭这个社会基本细胞的流行性和稳定性的再现，从来都是复杂而动态地交织在一起。观察其嬗变及创作表现，能够让我们更清楚都市家庭剧作为一种现代性成果，如何在文本内部和外部社会之间架起一座“传输”的桥梁；从其内蕴的文化生产逻辑，照见东方美学和平民生活史的辩证运动轨迹。
家庭故事的生命力，源于与人类的整体生存状态休戚相关，如同社会神经一般，既要对生活的变化做出敏感回应，也要将新的、进步的价值观传达给观众。跟去年开年大戏《人世间》深沉吟诵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密码”相对应，《熟年》携带着新鲜的时代感登场，从二十多年前《渴望》里的刘慧芳到今天《熟年》里的张春梅，故事与人物塑造背后蕴含着创作者对中国普通家庭文化的当代理解与人格审美，释放出对大众想象与社会进步的善意勘探。对大众生活具有思辨性的艺术表达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出现在《熟年》及同期的作品中。历久弥新的家庭故事，如何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更从容的心智结构去探索现代社会伦理困境的化解途径，需要艺术家持续不懈地从现实中发扬善的力量，从庸常中寻找大众生活的整合经验，用均衡的力道奏响美善生活的琴弦，让心灵的宇宙与之共鸣。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