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的《逍遥仙儿》围绕三个家庭的育儿征途，勾连出一幅当下北京众生相，呈现出各家的欢喜哀愁，更揭露了个体在繁复的都市生活中进行自我确证的惶惑。故事发生在北京北五环外一片集中了商圈、“牛小”、天价学区房的“新贵之地”，也正因其“新”，方才汇聚了形形色色、身份各异的众人；剧变后的聚集让人群之间的区隔愈发彰显，人们身处其中，总是不断在他人的映照下思索自己究竟是谁、又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属于人群或背离人群。而在经历了自我体认、自我确证的挣扎之后，人们发觉了返璞归真的温情可能，这或许也不失为一种在繁复人间活成“逍遥仙儿”的理想状态。
故事的开头，一群即将“瓜熟蒂落”的中产准妈妈正集体接受高雅音乐的胎教熏陶。此时她们肚里的孩子本应像二手玫瑰歌曲中所唱的“天上逍遥的仙儿”，却在尚未“落入人中”之时就被裹挟进人间的“内卷”；而等“逍遥的仙儿”刚一诞生，就又得马不停蹄地亲自参与进“鸡娃”浪潮里。小说从这个看似荒诞、却又在当下的生活经验中无比合理的胎教场景开始，在此后的篇章中持续呈现着对孩子的极致培养。影视界人士庄博益夫妇和分别担任编辑部副主任、互联网创业人的苏雅纹夫妇，无疑就是在这样的育儿焦虑中敦促着庄芽芽和斯坦利走上“赛道”，一步也不敢落后；与之截然不同的是“野蛮生长”的王大莲一家，他们是因城市扩张骤然吃到拆迁红利的家庭，她的孩子也戏剧性地与一路领跑的斯坦利们成了同窗。
人生的“大起”将王大莲与庄博益、苏雅纹等人置于一处，她希望在新的人生区位中被他人接纳、尊重，更对孩子脱离原生阶层、跃入知识者序列抱有朴素而热烈的憧憬。小说主要的故事线就围绕着以这三个家庭为核心的课外补习班展开。由王大莲又串联起小说的另一条线，那便是王大莲父亲、吃播网红“道爷”和导演庄博益合作拍摄纪录片的故事。由此，各式人物济济一堂,世情江湖诞生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说展开追问：“我是谁？我和他人在何种意义上站在一起？又在何种意义上不同？”错位与惶惑构成了世情江湖中的暗流，多重意义上的人群区隔继而错综复杂地影响着人们的自我体认。无论是王大莲口中的“我们”与“他们”、“道爷”口中的北京人与外地人、苏雅纹口中的“他们”与庄博益觉察出的“她们”，还是盘踞在不同逻辑层、社会面、年龄段、利益群体间的区隔，都愈发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环境的复杂。
小说中第一重区隔落在知识精英与知识底层之间。小说让苏雅纹代表了典型的知识精英，王大莲一家则代表了曾经的都市边缘、知识底层。在她们之间，众人仿佛进行了一场天然的、毫不犹疑的“站队”——庄博益那身为影视制片人的妻子小张用口中所言“我们”剥离了王大莲，王大莲也用“你们”主动剥离了自己，小张、苏雅纹等妈妈们以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拒斥着王大莲。然而小说并不止步于此，作者并未将王大莲和“道爷”扁平化为一般暴发户的形象，而是进一步渲染了他们在骤然改变命运后的身份焦虑、尊严危机。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满足后，王大莲和“道爷”便进一步探求自我价值，尽管他们本人未必是出于丰饶精神生活这般目的。王大莲选择的策略是让孩子脱离“我们”、成为“他们”，“道爷”则借吃播事业充分彰显自己脱离土地后的闲不住，他们都努力以各自的方式在新的格局中找到自我归属地。然而当王大莲真正进入了曾经艳羡的“他们”的圈子，等“道爷”的现代化吃播事业渐入佳境时，仿佛他们又遭遇了“强者的危机”——王大莲被与“文明”“教养”伴生的副产品“作茧自缚”纠缠着，“道爷”在资本介入节目制作后经历声誉危机。小说若止步于此，仿佛仍然是在对曾经的都市边缘人的戏剧人生报以悲悯、关怀；于是，小说在后文就又借“六子”教育堵校门的家长、王大莲解决斯坦利上课难题的情节，让“他们”为“我们”上了一课，说明“我们”信奉的文明与教养未必行之有效，王大莲和“六子”等“他们”的处事方式更有智慧与分寸——此时，教育与被教育的身份调转了。石一枫以调侃的、戏剧化的、又带有些“爽感”的方式，说明了一个事实：高知分子永远不要怀有无来由的优越感，毕竟那些所谓的“他们”在某些方面远胜“我们”，还可能在某个时刻给“我们”上一课。
小说中的第二重区隔落于北京人与外地人，或言老北京人与新北京人之间。这既是一种地域区隔，更是一种随着时间洗牌、北京这片土地先后被原住民和后来居上者占据的表征。此处代表充满干劲、不甘落后的新北京人形象的依然是苏雅纹，她随时妆容不乱、优雅自如，经典款“巴宝莉”风衣永远熨烫平整，恰配她的身份又不过分张扬；然而这件妥帖的风衣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露出“磨旧的毛边”、直至“发黄发皱”，丈夫的事业危机、斯坦利的躁郁症风波带给她的狼狈也在一场火灾中彻底浮现，庄博益这才第一次见到苏雅纹的妆容乱了，身上的风衣也依然亮眼。小说正是借这些细致入微的碎片，拼凑出一个骨子里不肯低头、不愿认输、只接受自己主动选择的苏雅纹。新北京人意气风发、坚韧不屈，老北京的风采则尽数体现在“道爷”这个地道食客的身上。“道爷”洒脱又活泛，遇事直抒胸臆，只是这一举动落在苏雅纹这个外地高知的眼里就带有了些冒犯意味。自然，小说在大写特写老北京的“地道”之时，并非意在加深关于他们的刻板印象，反倒为“道爷”注入了一丝末路英雄的豪迈气势。在这个意义上，新老北京的区隔虽然客观存在，却也被作者有意识地去除了高贵与卑微之别，他们都是在这片土地上认真生活的鲜活个体。
小说书写的另一重区隔落在大人与孩子之间。当天资聪颖、被给予厚望、却也过早活成了“小大人”的斯坦利被确诊躁郁症后，家长们联名写信希望他离开班级，而庄芽芽、“大”和“二”等小豆包们却对他进行着仗义保护。在孩子们的眼中不存在所谓的异端，他们愿意相信自己平日所见所感；而大人们则有诸多顾虑，并对一切证据怀揣犹疑。两种逻辑的碰撞凸显出孩童世界的澄澈，也显现出孩童成长中的自主见解、自我意识是何等容易被成人忽略。孩子的被误读、被裹挟、被催促、被填塞，在某种意义上指向了一种被推向极致的现代病症；而理解孩子、反思当下的教育问题，便是及时止损，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具备“救救孩子”的伟大意义。因此，这篇小说所书写的儿童成长可谓喜忧参半，最终召唤出了温情的结局。
在此之上，有一人游走于其中，哪边都不靠着、又哪边都不背离，却也恰恰成了能够沟通各方、关键时刻站出来“扛事儿”的人——那就是庄博益。庄博益既不精英又不庶民、既不正经又不邪恶、既不认死理又不随大流；他可以在文化圈贩卖“二重客体的多维呈现”，也可以和道爷“坐而论地道”，他从未衷心臣服于自己“浸淫”着的那套话语逻辑，反而对其报以戏谑、嘲讽、调侃、消解；他能帮王大莲辨析“你我”，也能在谈论苏雅纹时插科打诨“波伏娃的《第二性》”，连心事重重的斯坦利都敢于在这位叔叔面前吐露心声——正是这样一个人，最大限度地获得了最多人的信任，弥合了繁杂都市中的重重区隔，实现了世情百态和谐共生的可能，更实现了个体自洽于其中的可能。
小说最后给曾经痛苦于自我确认的众人都安排了一场逃离、同时也是一场回归——苏雅纹一家离开北京回到家乡；道爷离开冰冷都市，在城市外围找回田园之乐；王大莲能当富婆、也能做回农妇，并且在经历一场都市教化后在其他村妇面前游刃有余地当起了“苏雅纹”；庄博益也希望孩子的生活能从充实变为平淡。在结尾处的华北平原上，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像那只逃离更衣柜、逃离商场、乃至逃离北京的充气小黄鸭一样，活成了“人间逍遥的仙儿”。而这或许也是小说题名《逍遥仙儿》的一种温情可能——返璞归真、做自己才是“逍遥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