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会议系统阐释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要概念。中华文明包含了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后与少数民族文学密切相关的又一个重要论述，也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中新的“关键词”，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与思路。
第一，连续性。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绵延的文脉具有历史连续性。从王朝天下到民族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重大转型。各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少数民族文学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延续了本民族特色与语言风格，随着时代推演进行着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刘大先、李长中和姚新勇等学者都对历史重述与文化记忆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体现了民族文学批评界对于“连续性”的关注。
第二，创新性。中华文明并不是因循守旧的文明，而是有着进取和创新的精神。创新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少数民族作家需要依靠丰富的想象力，不断在创作中开拓新的题材与领域。在文学创作中，少数民族作家吸收外部的文学资源并且为己所用，勇于进行自我的变化与更新。在文学批评中，理论评论家不断在作家作品中发现内容与形式的新变并加以总结归纳，体现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感和现场感。
第三，统一性。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整合能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民族之间进行了长期的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突显了中华文明自我生成与形塑的历史。近年来，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中，关于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成为热点，先后出版了《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本土的张力：比较视野下的民族文学研究》等论著。这些著作通过“比较”的研究方法，讨论了很多少数民族文学的案例，有效地说明了各民族之间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交流与文化交往的历史，也在文学的维度上佐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第四，包容性。中华文明是在海纳百川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在开放的格局上。作为一个“跨体系社会”，中国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对话与互鉴中吸收了各种世界文化元素，焕发了新的活力。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对世界文学的接受并不是被动的，而是采取了主动的姿态，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尤其体现在藏族作家阿来、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与阿库乌雾的创作中。傅钱余的《向“世界”转向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观念与路径》和笔者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等文章，都对世界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探讨。
第五，和平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典型性格。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崇尚的是尊重差异、和而不同的发展路线。与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学不同，总体上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并不带有激越的对抗性。李长中曾提出过“和解美学”的概念，他认为康巴文学不是张扬“对抗的美学”，而是强调多元文化与族群和解的美学。面对世界上日趋紧张的族群与种族问题，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无疑是一种正向价值和建构性的力量。
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言，思考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建构息息相关。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实绩与批评阐释，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甘阳在《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中提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作为民族国家存在的中国，其背后是中国古典文明的现代延续。中国之所以具有特殊性，是因为其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范式，是由56个民族所组成的“文明国家”。同时，中华民族不断尝试建构一个不同于美国与西方的新文明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文学，既是表征“民族—国家”的重要媒介，又是“想象中国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有机构成部分。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坐标系，是由纵向的历史继承和横向的民族连结构成的。耶鲁大学教授萧凤霞认为，“结构”与“变迁”是不能截然两分的，我们要了解的不是结构，而是结构过程。只有把结构变成过程，结构才可能是建设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这样的“结构过程”，它既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结构”，同时又具有创新性的“过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返古开新与守正创新中，不断进行自我生产与再生产，这也导致了与之对应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流动性。
综合而论，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一套宏大叙事的话语，又是一个总体性的视野，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论。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返本开新和兼容并蓄的概念，它超越了简单的古代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视野，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实践与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路径，也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作者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