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底，我们真的搬到昌平去了。
昌平，当时还叫昌平县，离西北三环30多公里，在北京北部偏西的方向。从学院路北土城，一路往北，过清河、西三旗、回龙观、沙河、白浮，再往东不远就到县城的地界了。
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后不久，校领导就开始找地，寻觅了大半年，最后终于决定把新校区落在昌平县城东关外的一片庄稼地里。
在新校区正式建立之前，为了让我们这拨儿和1984年又分来的青年教师先期到达昌平，提升一些人气，同时又有地方住，离开那个整天与猪圈为邻的大钟寺小院，学校在昌平县城西环路、北环路交界处的西侧，新建的西环里小区，买了其中十五号和十六号两栋楼。每栋6层，有7个单元，红色砖墙。在西边两栋楼之间盖了一个食堂，东面则安了铁栅栏和一扇门，由此形成一个围合。
1984年秋季开学前的一个大热天，学校车队的老李师傅，开了一辆破旧大巴，来到大钟寺小院，把我们连人带行李都拉到了昌平县城西环里。那天，海子依旧穿着白衬衫，他把大木箱子放在最后的座位上，个头不高的他在旁边坐着，显得箱子很大。
大巴开上三环，在蓟门桥转向，过清河，沿京昌路一路向北。公路是双向单车道，非机动车道上时常会看到马车，两侧高大的白杨，风吹过能听到哗啦啦的树叶声。
车上没有空调，玻璃窗半开着，不见把手踪影。风吹在我们的脸上，只觉阵阵凉爽。后来，我容易拉肚子，就是因为一早空着肚子坐班车，车窗摇不上，风直往肚子里灌，落下的病根。
大巴一直开到西环里的两栋楼之间，我们拿着事先领到的钥匙，把行李直接搬到了自己的房间。然后去库房里领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两个蓝绿色的铁皮书架、一张床板及其绿色的铁管床架。这些都是免费的，算是我们安家的全部家当。
全部安顿妥当，也就到了傍晚时分。
十六号楼是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当时叫法大进修生院）的学生宿舍，我们住在十五号楼的几个单元里。海子在六单元302号，1985年从西北政法学院分来的常远住在海子的楼上601号，我在七单元的602号。
学校安排两名教师住一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大家在找室友时，一般都会找一个比较熟悉且在学院路坐班的同事。海子的同屋，应该是他北大的同学。我的同屋是法大1984年留校，并在法律系办公室工作的同事。记得来看房的那天，我的室友领完了东西，在书架上放了几本书，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从实际情况看，坐班的同事多数时间都会住在学院路的办公室，所以我们在西环里的大多数人都是一人住一套，不来住的同屋也不会把自己这间锁上。
海子住的302号，进门是一个四平方米的小厅，北面是厨房厕所，东西各一间卧室，东屋的面积更大一些，海子就住这一间。屋里除了领的床、桌子等用品外，在门边上还放着他的大木箱。厨房是空的，有一个煤油炉和一个自己做的电热丝简易炉，厕所有一个淋浴龙头，但永远只有凉水，所以只能在夏天用。
可就是这样的条件，也比大钟寺小院强多了。刚搬过去的几天，正好天气晴热，我们几乎天天洗澡，傍晚时看到海子头发湿漉漉的就下楼了，手拿两个搪瓷碗去食堂打饭。那阵子，他喜欢穿一件胸前有几道蓝条的T恤、牛仔裤和白色的运动鞋，还没有开始留胡子。
校刊编辑部需要每天坐班，一年多后，海子从校刊调到了哲学教研室，担任讲授美学的老师。那时校内换一个部门很容易，只需要找想去的那个部门领导打个招呼基本就行了。就像我过了三年，从犯罪心理学教研室调到了法律思想史教研室一样。
我们平时不用坐班，除上课外，只要每周二、五两次去学院路校区，参加教研室活动就可以了。
班车就在楼前，早上6点半发车。头几年人不多，晚一点下楼也都会有座。后来，学校在昌平东关征了农民的地，得给他们安排工作，所以有不少农转非人员要去学院路校区上班。从那以后，早上坐班车变成了一件难事，为座位吵架算是家常便饭，甚至还有人动过手，我和海子以及其他老师经常是全程站着。
因此，只要教研室没有什么特别安排，我们就请假不去或中午再去，那会儿中午没有班车，只能坐公交345路，在马甸下车，再换302路到蓟门里下车。
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与海子都是这样进城，然后去学校或去其他地方办事儿。除了学校班车，我们出行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345路公交车。在那个还没有八达岭高速（今京藏高速八达岭段）的年代，漫长且拥挤的车程，让我们把沿途的站名都记得滚瓜烂熟了，如二拨子、朱辛庄、史各庄等，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在不进城的日子里，我们在昌平这个典型的、灰色基调的北方小县城，过着一种闲适的、自由的读书生活。
我们的生活常态是晚睡晚起，夏天会在8点左右起床，冬天10点甚至11点，起来就吃一个现在流行的brunch了。下午和晚上都是读书时间。对海子来说，晚上是写诗的时间，他经常在凌晨两三点睡觉。
如果我们彼此有事，或不想打扰对方，可能连续三四天，整天就是一个人。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每天或隔一两天见一次。没有手机、没有电话，见面就是直接上门。一般都是傍晚时分，海子在楼下食堂买完饭菜，端着搪瓷碗一边吃一边上楼来找我。
我喜欢自己做饭，很少去食堂。他上来的时候，正好也是我要吃饭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就在一起拼着吃了。有时吃着吃着，隔壁会又来一两个年轻同事，这样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吃。之后，大家就随性而聊，有好多次聊着聊着，话题就展开了，这时也是最为愉快、酣畅的时刻。聊到午夜或下半夜是常有的事。
如果约好看电影或要进城，事前会说好，通常约好时间，在楼下等。
在昌平，就是这样，我们过着平静、规律的生活。
昌平是安静的，西环里是安静的，我们生活在安静里。
海子有一首诗，题为《在昌平的孤独》，“孤独是一只鱼筐……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孤独不可言说”。
于是，有人据此推断海子在昌平的日子是孤独的、悲惨的。西川在《怀念》一文里表示，“他的房间里没有录音机、收音机”，海子确实没有录音机，但他有一个带天线的收音机；“他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海子确实不会跳舞，当年我们都不会跳舞，我们也都没有自行车，但并不意味着他不会骑车。另外，还有“更惨”的说法，是说他大学毕业以后，在昌平仅看过一次电影。多年后，我告诉西川，“海子在昌平不是只看过一次电影，而是你们俩一起在昌平只看过一次电影”，西川听后乐了。
从十五号楼朝北望去，不远处是军都山的一个小支脉。“春山无伴，伐木丁丁，山更幽”，在昌平如风的日常生活里，有时是事先约好，有时是偶然碰上，海子与我还有其他一些同学，经常会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
这种扎堆在一起吃饭聊天，通常是在我屋里，我用双喇叭录音机播放一些曲子，作为背景音乐。我有几盘翻录的录音带，包括海顿、莫扎特、斯美塔那和马勒的曲子。播放最多的是马勒的《第七交响乐》。
也有一些美国的流行歌曲和音乐，如卡伦·卡朋特、约翰·丹佛的歌。听到好听、喜欢的会反复听好几遍，其中印象最深的要数一个女中音稍带烟嗓唱的英文歌——《世界末日》（The end of the world），至今能依稀记得：
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另外，还有一首节奏明快的《单程车票》（One way ticket）。当然，少不了的一定还有邓丽君的歌。这些歌曲、音乐，不断播放、反复聆听，如同在我们粗粝的心坎上细细地打磨。
大家随兴而聊，谈读书心得、谈社会时事。这种聊天如果在周末，通常会聊到天昏地暗，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想法掏干，聊到极致。有人会问“今天聊得差不多了吧”，如果依然有人意犹未尽，那就继续，直到最后互相看看，都感觉差不多了，窗外天色也渐渐亮起，才各自回屋睡觉。
我们搬到昌平不久，在西环路上一家杂货店，我发现竟然有卖“上海咖啡”。圆形铁皮密封装，五块一听。为此，我专门去买了一套带白蓝道的咖啡瓷杯和一个铝皮带内胆、烧起来冒泡的咖啡壶。
海子来我这儿聊天，我就像模像样地煮一壶咖啡，配有方糖、知己。在我这里聊天，喝咖啡也算是一种标配，可惜的是那时没有什么点心之类的东西。
有一次，我刚把咖啡倒好，转身端给海子的时候，碰翻了，洒在了他的白色T恤上。他一脸愁云，我告诉他没关系，水里多泡一会儿，就能洗干净。他立马下楼回去换了一件淡灰色的衬衫。
有音乐、有咖啡。海子来我这里的时候，一般都是在晚饭前后。“嘿，最近又写什么了？”有时我见面就问。“写得不多，这些日子老在看书。”他回答。
在昌平的几年，若说真正的娱乐，应该就是看电影了。有时，海子还会借一辆自行车，自己去看电影。我们那会儿都没有自行车，借自行车，远一点的话，会骑到十三陵水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