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东

从津味传统的角度考察，《赶路》是一部凝聚了作家很多心思故而不同寻常的作品，不依靠读者熟知的天津元素吸引人，而是如一道文火慢炖出来的菜，值得细品。

《赶路》讲的是天津小市民纪洪寿几十年的命运变迁。他民国时期出生在山东乡下，少年时父母双亡，家产被族人侵吞，无奈只身逃亡到天津，靠绱鞋为生。1949年后，他们一家人经历了各种时代浪潮，甘苦参半。这部作品是个人传记，不仅描述了主人公的经历，还连带写出天津从民国到改开初期的变化，也可以被视为一部关于天津小市民的史诗。此前的津味小说更注重对天津“传奇”一面的强调，喜欢渲染异人奇事，张扬天津的“码头文化”，《赶路》关注的是普通小市民的日常生活——纪洪寿几十年的工作社交、家庭亲友、衣食住行徐徐展开，年代剧一般充满命运质感。作者选取了津味小说不常见的场景——大杂院，并以此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一个值得驻足分析的变化。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民国到新时期之前），胡同里的大杂院是大多数天津人生存的空间，也因此产生了不同于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尤其是邻里之间的客气又毫无隐私意识、互帮又小争执不断、信息传递迅速又多是谣言等特点，是以往不常见而活跃于《赶路》中的。作者在以往叙事很少关注的空间内，发现了不同的津味。作品写人物的时候带出了一些天津的“老例儿”，这些都是扎根于日常生活的“讲究”，是个人生活习惯、行事原则，更是仁义礼智信等宏大叙事的地方化表征，如糖在水一样融化于作品中。

纪洪寿是《赶路》贡献给天津文学画廊的辨识度很强的人物形象。他从山东来天津并融入其中，包容不同时期来到天津定居的各色人等，正是津味文化可以成立和延续的前提。纪洪寿先从绱鞋作坊的小伙计做起，后来开始单干，生活始终捉襟见肘，在温饱线挣扎。1949年后成为了国营大厂的电焊工，才经济独立，更重要的是，工人身份让他堂堂正正地生活，不再受人欺负。纪洪寿的“有技术就是大爷”和“工人不比干部差”的说法或许只有在拥有相当规模的国营工厂工人的老工业基地天津才被认可，这种独特的“理直气壮”代表的是一个时代工人的身份自信，融入了城市的内在气质。天津的工业传统是悠久的，文学中曾出现过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引领全国工业题材叙事的作品，纪洪寿就是这条线索上的人物。另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武歆在《赶路》中并不把叙述空间局限在大部分读者不熟悉的工厂，而是将笔触从“车间”拓展到了“日常生活”。工人文化深刻参与的市民文化是1949年后津味文学的重要特征，但此前有影响的代表作较少，原因之一与作家将人物束缚在工厂，没有放在津味文化的宏大视野中有关。《赶路》中的纪洪寿作为工人身份的小市民，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如果说以前的津味写作追求的效果是气息扑鼻，有很强符号性的话，《赶路》这盘菜不是先声夺人的，讲究的是文火慢炖，更注重细嚼慢咽的口感和回味。小说以四五年为一个时间单位交代人物几十年的命运，叙事时巧妙掌握了时间跨度大和家长里短的平衡，有骨有肉，岁月悠悠，猛回头不禁有“时间都去哪了”的沧桑之感。纪洪寿由年轻的受尽欺凌的小鞋匠到光荣的国营大厂工人，从初见到妻子刘淑珍的怦然心动到儿女成群；结尾时他要退休了由二女儿“顶班”，女儿们有的结婚生子有的正谈对象，高考恢复了小儿子准备参加，一部作品承载了他的大半生。正是在此时，他才咂摸出来一些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感悟的人生滋味。他是人生没有大起大落的普通市民，但讲仁义、有气节、爱家庭、温柔敦厚、自强不已，这是《赶路》中透露出的美学，是一种不管外界如何但自己靠本分（手艺）而不是投机害人而“吃饭”的清白、自足和欢欣。《赶路》中的津味就是人生滋味了，它虽然来自普通工人纪洪寿，却穿透了地域、职业等外化的身份，有为人处世的道理在其中。

《赶路》中看不到作者刻意对天津元素的强调，从一饮一啄入手，贴住人物，叙述由内向外生发着具有人生智慧的“老例儿”，从而写出了生活的韵味。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