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文艺是党领导工人阶级开展的重要文化实践，是新中国重要文学史现象。我们对阿英的印象，主要是批评家、戏剧家和史料研究专家，此前虽有一些谈及阿英领导大连和天津工厂文艺工作的文章，但直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今年推出《阿英日记手稿》，我们才更清晰和完整地看到他从事工厂文艺实践的有关史实。

阿英在大革命期间曾经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本来十分熟悉工人运动，而让他得以在工厂文艺运动中大显身手的还是在大连和天津工作时期。解放战争爆发后，阿英根据华东局指示抵达大连，于1947年9月担任大连市文委书记。甫到大连，阿英就敏锐地发现，党的工作已经开始进入“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他主动组织一部分同志进入工厂，实验工人文娱工作。1949年7月，阿英开始成为天津文艺界领导人，同样大力开展工厂文艺工作。

在大连和天津工作期间，阿英为东北解放区和新中国工厂文艺工作作出了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贡献。《阿英日记手稿》当中以《大连日记》和《天津日记》文字最多，这两份日记恰好保留了他在大连和天津工厂文艺工作的鲜活记录，可谓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厂文艺实践的重要历史见证。

1950年出版的《工厂文娱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是阿英在大连组织工厂文艺活动的实验总结。他在该书中纠正了过去对工厂文艺工作的六种错误看法，如认为文娱工作完全是“无聊消遣”，或者只是为了纪念活动，影响工业生产等。阿英是带着强烈使命感来从事这项工作的，因而不难理解他将那些曾经归属于日常娱乐的工厂文娱活动改为“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以唤醒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阶级觉悟，培养新的劳动观念，提高艺术水平的一种政治、文化——艺术的翻身事业”。

将工厂文艺工作看成是提高无产阶级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织形式，这并不是阿英对革命文艺理论的简单挪用。作为文委书记和工厂文艺运动的领导者，阿英的主要使命是革命文艺宣传，革命往往需要对日常生活观念有强大的洞察力。他对工厂文艺工作的看法，有很多可以从《大连日记》中得到印证，完全是他工作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在保留下来的八个月日记当中，阿英常常要与各级领导各个部门打交道，讨论人事安排，争取经费，指导业务等等，还要处理专业写作和指导工人写作之间的两难，如1947年12月7日日记记载：“沙惟同志等脱离组织工作，专业写作之念甚强，拟于会时解决之。”比较阿英的著作和日记可以看到，阿英作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具有从日常生活和事务当中提炼思想理念的能力。

实践证明，阿英具有非常好的组织协调能力。他的组织经验均被总结到了《工厂文娱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下厂与创作》等著作当中。他系统论述工厂文艺工作的意义、任务、组织领导、业务指导和文艺干部的修养等问题，还到沈阳、天津等地作经验分享，举办工人画展，主编出版工人文艺习作丛书27种，以实践成果为新中国工人文艺运动提供借鉴。

如果只看阿英有关工厂文艺的相关论述，我们很可能会将阿英看成解放区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中的一员，他们显得普遍而抽象；若结合日记手稿来读，则会将其还原成为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将日记手稿和工厂文艺工作报告（即《工厂文娱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对比即可发现，阿英对工厂文艺运动的看法和建议都极具针对性，大多是针对工厂文艺工作可能遭遇的实际问题，是一份特别具有现实感的工作记录，而工厂文艺完全是生活在历史当中的有血有肉的人的艺术实践。

阿英对文艺工作领导问题的思考可以说融入了自己的组织体验。阿英说：“在领导上，当进行一种工作的时候，最好能随时争取工厂行政方面和工会的号召与帮助。任何一种文娱活动，只要厂方重视，工会帮助号召，没有搞不好的。”阿英日记手稿记载了大量工作事宜，常见阿英和工厂各级领导打交道，多涉及到钱款、人事和具体业务等问题。1947年9月29日，阿英等人准备到大连建新工业公司做文艺运动，当日日记记载：“旋赴袁厅长处晚饭，七时至朱部长处，更征商建大问题。我们决定到甘井子工厂区做工人文艺运动。明日出招待所，解决衣服问题、病及其他问题。”再如1947年11月29日记载：“晚饭后，工程部陈部长来，约布置生产会场，约彼等星一到大连同去。”后续几天日记均连载此事。

如果说以上日记谈到的还是阿英本人或者说工厂文艺的组织领导者，那他谈业务教育和干部修养则更能体现其对工人阶级和文娱干部的理解。阿英是早期共产党员，也是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他对工人和干部的看法当然持有阶级观点，但他主张要“研究工人心理，和工人群众心理的问题”。阿英谈工厂文艺工作干部的修养问题时提出：“所谓艺术工作，主要的就是一种心理分析的工作，斯大林同志称艺术家为心灵的技师，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譬如二流子工人的转变，我们在作品里、舞台上、连环图画中，固然要说明他转变的原因，经过那一些事态的变化，但主要的，却是要通过这些事态，说明他心理上有过那一些变化，经过那一些斗争。”在《怎样写转变？》一文中，他更明确反对僵化和套路化的写法。

阿英设想他们在大连的工厂文艺工作为一次实验，从这次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工人文艺实践的具体历史形态。建新工业公司是华东局的军工联合企业，人数多、规模大、条件好、技术高，下属十几个大小工厂。1946年夏，阿英与美术教授刘汝醴、舞蹈家吴晓邦、戏剧家沙惟等十人从华东来到大连，他们到甘井子厂区建新工业公司宣传科成立文艺研究小组，实验如何在工厂开展工人文艺活动。在大连一年多时间内，阿英举办了“建新工业公司工友绘画展览会”，组织“关东艺术活动周”，创办《建新报》，后在天津主编出版包括大连和天津工人创作为主的“工厂文艺习作丛书”二十余种，为新中国工厂文艺运动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阿英日记手稿记录了大连工厂文艺工作的具体历史语境。阿英清楚地认识到毛主席号召知识分子面向工农兵大众，但一段时期内，“我们没有大的城市”，“我们所蓄积的，只是农村文娱工作经验，和部队文娱工作经验”，大连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业城市，天津更是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阿英到达大连之后，很快就发现，“我们的工作重点，也从‘农村’转向了‘工厂’”，“到工人当中去工作，不仅对复杂的工厂环境要有深切的了解，就是在工作作风方面，也必须有新的改变和新的发展”。阿英的这一看法或许和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这一历史背景有关，属于一种后知者叙述，但不可否认其开启了新中国工厂文艺工作的先声。

工厂文艺是新中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工人通讯员运动，更主要还是由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1949年以后，大连、上海、天津、鞍山等工业城市兴起了工厂文艺运动的热潮，这是新中国文艺制度建设的重要实践，但很长时间以来，学界相对忽略了对此的研究。阿英对工厂文艺创作、观众（读者）、文艺生产等均有细致的总结和论述，我们相信阿英日记手稿的公布，将进一步推动对新中国工人文艺运动的深入研究。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文学思想史论（1921-1949）”（项目编号：21AZD13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