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小的时候，便知道妈妈的哥哥——我的舅舅吴莆生（吴新稼）居住在遥远的北京城。但在若干年中，“舅舅”也仅仅是一个留存在脑子里的概念。
第一次见到舅舅，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出差到济南学习幻灯制作。也许是带队领导想让几个从未去过北京的小年轻开开眼界，也许是当年根本就没有重庆直达济南的列车，无论怎样，反正我们是先行去了北京。
在北京短暂停留期间，我转乘公交车，到位于体育馆西路的国家体委宿舍楼群。记忆里，楼群中的各幢楼房都不高，四五层，干净、清爽，特别是楼前的院内道路平整宽敞。
按照母亲给的地址留条，我找到了位于楼群中间一楼的舅舅家。舅舅家紧连着内院的小门敞开着，进了小门便是书屋兼客厅。舅舅在紧挨小门的窗前书桌上正专注地伏案写着什么，没有听见我轻轻的敲门声。待舅舅抬头时，我已立定在他的书桌旁。眼前的舅舅与照片上的舅舅没有多大差别，因此，我也就确定进对了家门。
见我进了家，舅舅放下手中的笔，开心地嘘寒问暖。记忆深刻的是，舅舅在谈及他的妈妈70年代初在重庆病故，因故没能前往送别时的难过。闲聊之中，开始准备家宴。舅舅想吃重庆味的凉面，让舅妈把面条、佐料取出来让我做。望着舅舅期待的眼光，我的心里直打鼓——我不会做。擅长针线的我那时候真没上过灶台，更没做过凉面，况且还是重庆凉面。为了不让舅舅、舅妈失望，我只好壮着胆子弄了一锅凉面，忐忑不安地端上桌。
没想到，居然得到舅舅的夸赞：“不错！不错！不错！”这“不错”或许真假难辨，但舅舅慈眉善目、笑眯眯的容态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中。
知道我是第一次到北京来，舅舅在次日便带我去了故宫，让我对朝思暮想的国宝有了深刻的第一印象。舅舅还关心我们几位第一次外出学习的年轻人的学习情况，特意给在山东省委工作的孩子剧团原团友许森伯伯打去电话，请许伯伯为我们的学习提供更多机会。在许伯伯的帮助下，我们一行人确实收获多多。
和舅舅的短暂相聚让我感受到了来自血脉亲情的温暖。儒雅、淡定、细心、亲和，是那时在我脑中留下的舅舅形象。
若干年后，当我从许多史料、书刊中读到舅舅从前的故事时，才了解了舅舅一部分精彩的过往。
舅舅在20世纪初就读于宜昌四川中学，受老师的影响，从十五六岁开始，两次逃离严格管教的父母去上海寻找共产党组织，18岁时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他在上海国难教育社、临青学校工作时，关注到一群孤儿。经中共地下党上级指示，他牵头将这群流离失所的孩子组织起来，组建了孩子剧团并被选为团长（干事长）。19岁左右时，他接受上级命令，在战火纷飞的1937年底，设法将22位最小8岁、最大16岁的孩子剧团团员带出孤岛上海，辗转南通、扬州、徐州、郑州、武汉、长沙、桂林等地，最后抵达重庆。
1939年1月8日，孩子剧团抵达重庆。舅舅安顿好孩子剧团的事务后，便被派往重庆育才中学工作。他先后在山东大学、中原大学、共青团中南工委《新青报》、中共中南局等处工作，其间，他于1943年被捕入狱，直至《双十协定》发表后才被释放。
50年代初，他进入国家部委任领导职务。特殊岁月里，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了解了舅舅的过往，我在亲情温暖的回忆中更增添了对他的敬佩与敬重。充满智慧、胆略，多才多艺，执着坚韧，忍辱负重，是这时留在我脑中的舅舅形象。
当年，对舅舅的过去，父亲母亲就像对待他们自己的过往一样很少提及，即使言谈之中偶尔触及，也是轻轻带过。现在回想，那时的父亲母亲或许坚守着这样的信念：无论前辈曾拥有多大的荣耀、多高的官职，那总是稍纵即逝的光环，他们不愿意让这光环套在儿女们的头顶束缚自己；父亲母亲看重的是流淌在生命中的血缘亲情，要求我们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相信自己的亲人。
在舅舅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职业生涯中，最令舅舅魂牵梦绕、骄傲自豪的，是被郭沫若先生誉为“一群天才儿童”、被茅盾先生称为“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的孩子剧团那段经历。
二
很早的时候，便听妈妈讲过关于孩子剧团点点滴滴的故事。那时，我对孩子剧团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是“孩子们的事”，就如同我们儿时在“儿童坝里的事”那么简单。尽管那时的自己简单地定义了孩子剧团，但也总有那么多的“不理解”萦绕在脑子里——
为什么周恩来等人会在1938年1月邀请郭沫若、于立群夫妇参加孩子剧团座谈会？
为什么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为孩子剧团和回国参加抗战的郭沫若举办茶话会时，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邓颖超、孟庆树、叶挺等人会出席？
为什么阳翰笙、陶行知、郭沫若、茅盾、沈钧儒、胡风、邵力子、马植初、张瑞芳等人在抗战时期纷纷为孩子剧团题词、撰文？
为什么《新华日报》《抗战日报》《少年先锋报》《新民日报》等各大媒体会整版或连篇跟踪报道孩子剧团？
……
直到大量阅览了孩子剧团的史料，特别是在参与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之后，我才得以解开萦绕在脑子里的一系列谜团，才对孩子剧团那些“孩子们的事”的认知上升到了全新的层面。
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一些无家可归的中小学生逃到难民收容所避难，他们中的一些人自发地在难民收容所内学习宣传抗日，又走上街头演讲、唱歌。学生们的自发活动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注。8月下旬，国难教育社党组织决定派地下党员——19岁的舅舅前去组织学生开展工作。9月3日，孩子剧团正式成立，舅舅与许立明（许森）、张莺等几位十多岁的学生组成孩子剧团干事会，舅舅任干事长（后改称团长）。自此，舅舅与孩子剧团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为保障孩子们的安全，地下党组织决定：“孩子剧团撤离孤岛，去大后方工作……”舅舅带领着初建时的22位孩子剧团成员（以后达100人左右）离开上海，踏上了从苏北到武汉的艰辛历程。在颠沛流离的路途之中，孩子剧团的孩子们以儿童戏剧、歌咏等文艺形式，在街头路边向当地老百姓宣传抗日。
1938年1月10日，孩子剧团全体成员在历经两个月的艰辛跋涉之后，全部安全抵达当年的后方重镇——武汉。《新华日报》“团结”副刊连续三天以整版篇幅刊登《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的长篇通讯，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1939年1月8日，孩子剧团全体成员抵达重庆后，1月15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新华日报社、大公报社、新蜀报社、新民报社等20余位记者到会。《新华日报》发表著名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戈宝权《写在孩子剧团公演之前》一文，此后各大媒体相继跟踪报道。
三
孩子剧团在五年的历史中，创作演出了戏剧艺术作品十几部，由独幕剧到多幕剧，由话剧到歌剧、哑剧，巡回演出8个省市，演出场次达500场左右。
虽然舅舅没有专攻戏剧专业的经历，以后也没有从事文艺工作，但是在孩子剧团时期，特别是组建初期，为解孩子剧团演出的燃眉之急，在歌曲方面，舅舅创作了由他作词、映艇作曲的《孩子剧团团歌》等。在戏剧方面，舅舅编剧或导演了多幕剧、街头剧、独幕剧《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帮助咱们的游击队》《把孩子怎么办》《梦游北平》《宣传》等。
1938年1月6日至8日，孩子剧团途经郑州时，在郑州陇海大礼堂举办了建团以后的首次剧场公演。公演的剧目是由舅舅编剧并导演的儿童独幕剧《帮助咱们的游击队》。这部剧在陇海大礼堂连续演出三场，卖票4000多张，场场客满，盛况空前，极大地鼓舞了孩子剧团全体成员，也极大地鼓舞了舅舅这位非专业文艺创作人。
为支持《帮助咱们的游击队》的演出，周恩来还亲自帮助孩子剧团寻找服装、道具。1939年，孩子剧团到重庆的各县城演出。其间，《帮助咱们的游击队》演出中要用到日本兵的服装和钢盔，但是孩子们想尽办法也没有找到。管理服装、道具的孩子灵机一动，跑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求助。周恩来听说后，想起前线的八路军战士曾把打胜仗缴获的日本军队战利品送到办事处。于是，他便带着孩子剧团的孩子们到堆放物品的房间去找，最终找到了日本兵的服装、钢盔。管道具的孩子准备写张借条，周恩来却说，你们以后要到各地去演出，把这两样八路军的战利品送给你们吧，让四川人民看看日本兵是什么样子，发动人民起来抗日。
戏剧家、剧作家石凌鹤在《儿童剧艺忆当年》一文中提及大型多幕剧《孩子血》：“由吴新稼同志执笔，我任导演。因为时间紧迫，一面写，一面排练，由于该团缺少成年演员，故由抗敌演剧八队派员协助演出。”演出后，《新民报》《新华日报》等报刊给予多篇报道，记录了该剧上演后的盛况。另据原孩子剧团团员、后任上海电视台负责人奚里德撰写的，刊载于《重庆青运史研究资料》中的《孩子剧团的戏剧工作》一文称，石凌鹤导演的三个大型多幕剧——《孩子血》《乐园进行曲》《秃秃大王》，“这三个戏艺术水平较高，政治影响很大，在儿童戏剧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在《孩子剧团抗战儿童戏剧佳作选》序中谈道：“孩子剧团的创始人吴新稼（莆生）同志约我写序，我觉得义不容辞，而且引以为荣……中国儿童剧的历史不自孩子剧团始……但正式打出儿童戏剧旗号的专业剧团，正式在中心城市大剧场中以阵地战形式（当然也以游击战加以配合），开拓儿童戏剧领域，并以其艺术成就获得戏剧界高度赞扬和社会承认的是孩子剧团。因此，说孩子剧团是中国儿童戏剧的奠基者、创始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孩子剧团的几次优秀演出，成为建国前中国儿童戏剧史上的代表作，是毫无愧色的。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贡献。”
了解了这些史实，我才进一步认识到孩子剧团的存在对于中国儿童戏剧的奠基、发展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才进一步感受到我的舅舅对孩子剧团、对中国儿童戏剧的重大贡献。
四
舅舅的孩子剧团生涯还影响着两个妹妹——我的妈妈吴淑圣（吴依）和姨妈吴秀圣。
1937年冬月，一封长长的书信从湖北宜昌寄往上海。这封书信是舅舅的两个妹妹——13岁的淑圣和12岁的秀圣书写的。这封八十多年前的家书珍藏在舅舅的遗物中。泛黄的信纸上洋洋洒洒近两千字，描述了父母的牵挂与支持、妹妹对哥哥的想念与崇拜、宜昌的抗日活动、两姐妹就读学校的抗日活动等。信中重点谈到两姐妹从报纸上看到孩子剧团成立的消息以及希望跟随哥哥加入孩子剧团的心愿。
亲爱的哥哥：
见字如面……
自你离开家乡后，日本侵略者点燃的战火，虽然还没有烧到宜昌这个平静偏远的小城，但是小城里也翻腾起了抗日的浪花。抗日救亡的声音就像长江边高亢有力的纤夫号子，已经响遍了整个家乡！
哥哥，你也许想象不到我和妹妹秀圣，也在家乡参加了爱国救亡的工作……我们这些在教会学校念书的小学生，都懂得了救亡图存，绝不当亡国奴的道理！
……
亲爱的哥哥，你们在上海成立了孩子剧团的消息，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了。
……
哥哥，我和妹妹看到你们孩子剧团的小团员，个个年龄都只有十三四岁，有的还只有八九岁，我今年十三岁，秀圣今年十二岁，我俩商量好几次了，也想去上海，参加你们的孩子剧团，这样每天都能在哥哥身边，和你们一起出去唱歌、演戏、做抗日宣传活动工作。哥哥，你是否会同意我们去上海呢？
……
真是纸短情长啊！
妹妹：淑圣、秀圣
1937年冬月6日
舅舅在离开上海之前，给两个妹妹回了一封信，这封在战乱中寄出的家书能否送达妹妹的手中是舅舅心中的亟盼。当舅舅怀揣着这份牵挂，带着孩子剧团的孩子们抵达武汉，在国难教育社党组织安排的汉口培心小学里安顿后不久，吴淑圣、吴秀圣两位小姑娘手牵着手来到了培心小学寻找她们的哥哥。在乱世中相见的三兄妹喜极相拥，妹妹们忙不迭地告诉哥哥，她们从报纸上读到孩子剧团到了武汉，住在培心小学，于是在父母的支持下，搭上一条顺江而下的小火轮抵达江汉关码头一路寻来。
自此，兄妹三人携手在孩子剧团这一在硝烟与血泊中诞生的不屈的奇花丛中长大、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