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过一些男孩的形象，他们的年龄、形象、性格、经历各不相同，但气质里都带着敏感、脆弱、迷茫。《镜中》里的男孩，也没逃脱这种气质。

仔细一想，《镜中》的男孩与我在一起“生活”好多年了。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喜欢穿长袖衬衫并把领口完全扣上的美术老师。这个老师是从乡下调来的，言语不多，见到每位同事都会讨好地微笑，虽然笑得僵硬。老师还有一个沉默寡言的儿子，比我大一岁，但低我一个年级。我的妈妈当时也在学校工作，出于对我未来的一种期冀，送我参加了这位美术老师的周末培训班。我已经忘记他儿子的名字，也许从一开始就没记住过。虽然我们在一起学习，但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当然主要原因是他不说话。这对父子的关系似乎并不好，我们一度以为他是哑巴，或者是有智障的孩子。

培训的课间休息，同学们在一起追逐打闹，他儿子也不参与，不是坐在画夹前，就是坐在墙角的一面镜子前。墙角的那面镜子有一米多高，他坐在镜子前发呆，我们猜他是在偷看我们玩游戏，于是故意在他和镜子之间跑来跑去。有一天，不知谁不小心碰倒了镜子，摔成了好多块的碎片。男孩就站在那堆碎片中间，低头看着碎玻璃中的许多个自己，突然哇哇大哭起来。我一直记得他哭泣的场景，好像失去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美术老师看到儿子哭，也没吭声，继续忙着手中的事。这对父子过了一年多又走了，我没听说过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也未曾打听他们的去向，后来更是没听到过他们的消息。毫无疑问，《镜中》的男孩，就源于美术老师的儿子留给我的印象。

这两年，我集中进行关于男孩系列的短篇写作，写得很慢。我聚焦的是地方性的挖掘与表达。我在《镜中》依旧将故事背景设置于故乡洞庭湖畔，借助竹林、老墙、雨雾、铁路、墓群等地域特征，构建一个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是某个具体的点，也是古远的荆楚大地。这些元素不仅是环境的装饰，也是情感与命运的隐喻。比如那场飓风掰断的竹子，既是一种自然的破坏，也可视作历史的断裂；铁路旁的野地、过鹿坪的夜晚、九龟山的盗墓现场，都是地方性记忆中难以抹去的痕迹。

在我看来，地方性不仅是一种背景设置，更是一种叙事动力。它推动着人物的行动，也制约着他们的选择。而那座老宅的修缮与画展的举办，是物理空间的存在，也是情感与记忆的容器。对于主人公来说，老宅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父亲的足迹、童年的阴影、艺术的起点，更是一种无法逃离的精神原乡。

不久前回老家，一位朋友主动聊起《镜中》，问我：“你为什么对盗墓写得那么细？”小说中是有涉及民间文化尤其是盗墓、地方传说等内容，但这并非只是为了增加故事的神秘色彩，我的初衷其实是希望构建一种“非正统的历史叙事”。我与朋友说起了曾经参观湖北省博物馆带给我的影响。我在看到曾侯乙编钟、虎座鸟架鼓、云梦睡虎地秦简等镇馆之宝时被镇住了，尤其是那件战国时期的彩绘漆棺，上面绘有龙凤、神兽、云气，仿佛死者并非逝去，而是乘云驾雾，登仙而去。我还看到了许多关于楚墓的介绍，与中原地区墓葬的规整严谨不同，楚墓往往呈现出一种“乱中有序”的格局，陪葬品中常见漆木器、丝织品、青铜礼器等，体现出楚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这种视觉、知识经验影响了我对“镜墙”和“男孩”的设定，镜子同样是通道，连接着现实与虚幻、生者与死者、过去与现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站在碎镜子前号啕大哭的男孩，就应该是生活在这样的心灵世界中。

博物馆那些漆木神兽、织锦羽人、青铜神树，无一不充满神秘色彩。它们不是静物，而是具有灵性的存在。我在小说中让父亲在废品站发现云纹罍，它不仅是一件器物，也不只是父亲职业生涯的见证，而是成了男孩艺术生命的起点。父亲的一生正是地方史的一个缩影。他从边缘化的“霉变”专家，到铁路工地上的“捡宝人”，再到死后才被正名的“发现者”，他的专业、他的命运甚至他的死亡，都与这片土地的历史息息相关。他不是英雄，只是一个被时代推着走的小人物，但他的坚持与热爱让一段历史得以重现。而男孩成长后的出走与回归，也是对那片土地的一种逃离与重新认同。

再说说老废这个人物。他不是一个简单可以用好或坏来评价的人，应该说他是一个被历史甩出轨道的人。他的瘸腿、他的自嘲、他的江湖气，都是楚地民间智慧的一种体现。老废带着男孩夜访九龟山的那段描写，我试图营造一种虚实交织的氛围。朋友的发问让我意识到，我所写的并非简单的盗墓故事，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考古”——民间的历史的发掘。老废和暗夜游荡的那群盗墓者所代表的是另一种知识与生存方式。他们不是学者，却掌握着一套知识：如何看土质、辨墓气、断年代，如何“读”山形水势。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农民、石匠、木工，是有血有肉、有无奈也有欲望的普通人，他们的“手艺”，来自口耳相传的经验。他们的存在，让历史的叙述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真实。这件事说起来颇为神秘，而楚地特有的神秘主义气质，恰是《镜中》叙事的真实土壤。

我从湖北省博物馆感受到的，正是这种“真实的力量”。那些出土文物，无论是来自正规考古还是追缴回流的盗掘品，都承载着一段被掩埋的记忆。而小说中的盗墓场景，正是对这种记忆的“反写”——它不是官方历史的注脚，而是民间历史的正文。

又说到男孩了，他是小说中最具超现实色彩的角色。男孩从镜中自由进出，是这种楚地巫性文化的文学转化。这既是主人公童年的投射，也是他内心深处未能和解的自我。男孩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的叙事框架，也让故事的叙事多了一层心理深度，让小说笼罩在一层朦胧的、幻梦般的氛围中。

男孩不断追问关于“古代”“时间”“死亡”“母亲”等问题，这些其实是无法直面的话题。男孩是自己记忆的代理人，那些追问是他未能释怀的情感的外化。通过男孩，画家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父亲的身份、母亲的缺席，以及艺术与真实之间的关系。男孩的存在，也是一种叙事策略。他让原本线性、现实主义的叙述变得跳跃、模糊、多层次。他的出现和消失，与镜子的意象紧密相关——镜子既是反射现实的工具，也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它照见的不仅是外貌，更是内心、是记忆、是未被言说的真相。

博物馆里那些没有名字的匠人、祭司、乐师、织工，他们从未进入正史，却是文明的真正承载者。而《镜中》其实也试图通过小人物的命运，还原一段被遮蔽的地方史，让沉默的器物回归泥土，让被遗忘的记忆回归身体，让历史回归民间。当主人公在镜中看到男孩露出虎牙的笑容时，他终于完成了与自我的和解。那一刻，现实与镜像重合，过去与现在交织，他不再是那个被遗弃的孩子，也不再是那个逃避记忆的画家，而是一个完整的、接受了全部历史的“人”。

《镜中》的写作于我而言，就像是一场寻找真相的考古。我挖掘的不仅是地方的历史、民间的记忆，更是人心中那些被埋藏的情感与真相。美术老师儿子的样貌，这些年还会在眼前模糊浮现，有时我觉得我就是那个不说话的孩子。细细思量，每个时代都有迷茫的叩问者，而敏感是他们触摸世界的天线。我也就突然明白，当一个人为脆弱赋形时，便已然在创造力量。而通过这个作品，我想让读者看到的是，其实每个人都是时间里的事物，我们无法逃离过去，但可以通过理解它，从而理解自我、创造自我。

感谢湖北省博物馆、美术老师父子给我写作《镜中》带来的启示。写作之路，除了向上生长，还需要向下挖掘，才能接近那些被埋藏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