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振刚

在繁华都市与深山村落之间，在艺术殿堂与简陋教室之间，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古筝演奏家俞晓冬用十多年的光阴架起了一座桥梁。丁捷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以下简称《绽放》）以朴实而深情的笔触，记录了俞晓冬在身患重病后，毅然放弃大城市里优越的医疗条件，深入位于大别山深处的革命老区安徽省金寨县，为山区儿童开启音乐之门的非凡历程。这部作品不仅记述了一位艺术家的心路历程，更是一曲关于艺术本质、生命价值与教育使命的深沉交响。

作品对山区儿童音乐心灵开启过程的描写，构成了全书的情感核心，是书中最打动人心的部分。作者没有将山区孩子塑造成简单的“受助者”形象，而是敏锐地捕捉到音乐如何唤醒他们内在的感知力与表达力。当从未接触过乐器的孩子第一次拨动琴弦，当沉默寡言的山村少年通过古筝找到情感出口，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音乐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审美人格的培育。书中特别记录了云灿、文文、锐锐、志鹏、彭露雅、叶含露等十几个孩子的转变轨迹：从最初对古筝的陌生与弹奏的笨拙，到逐渐领会音乐中的情感表达，再到开始用音乐理解山外的世界。这些细节无声地证明了艺术教育能够重塑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俞晓冬面对的困难在书中得到了真实的呈现：身体的病痛、教学资源的匮乏、环境的艰苦……作者深入挖掘了主人公在这些挑战中的内心波动与坚持动力。当医生、家人都建议她在城市中利用优越的医疗条件静养时，她却选择走进大山。在俞晓冬的支教故事里，古筝不再仅仅是音乐厅里的高雅艺术，而成为连接一个个封闭心灵的纽带。尤为珍贵的是，书中揭示了这段经历对俞晓冬自身艺术生命的反哺：山区孩子的纯粹和俭朴的生活环境让她重新思考音乐、生命的本质；而她与孩子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对她的身心健康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积极影响。这种双向救赎的关系，使故事避免了单方面的奉献叙事，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层次感。

读完全书，读者能够深刻感受到，《绽放》这一书名，在俞晓冬的故事中，有着深刻的隐喻色彩。人们习惯将“绽放”与花朵最盛大的时刻相连，而这部作品却展现了另一种绽放——在看似贫瘠的土壤里，用生命本身作为养料，绽放出照亮他人的光芒。俞晓冬的选择，恰恰是对“绽放”这一概念的诠释。她不是在最受瞩目的舞台中央、灯光聚焦的瞬间完成绽放，而是在大别山深处，在与病痛共存的平凡日夜，于孩子们的指尖琴弦上，找到了生命最华美的形态。南京的医疗条件或许能更好地维系她的生命，但山的呼唤与童心的纯粹，却赋予了她全新的生命重量。这种“绽放”，不是被观看的静态美景，而是一种双向的生命激活。当她将古筝从精致的舞台上“移植”到山区的教室，艺术便从纯粹的审美对象，转化为改变生命轨迹的力量。每一首被山村孩子奏响的简单的曲调，都是她生命意义的一次绽放；每一个孩子眼中被点亮的星光，都是她精神世界的延伸与盛开。

《绽放》每章开头都是古筝演奏家俞晓冬对自己经历的自述，看似和支教过程无关，其实别有深意。从全书来看，主线是支教现场的纪实，副线是艺术家的人生历程。两条线并行推进，形成“行动—反思”的对话关系。这种结构打破了单一的线性叙事，让文本产生了音乐般的对位与和声效果，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与立体感。支教描写往往充满现实张力与情感冲击，而俞晓冬的独白如同章节的“序曲”或“间奏”，为读者提供了情绪缓冲与思考空间。这种张弛有度的节奏，避免了纪实文学可能带来的压抑感，赋予了阅读以呼吸般的韵律。从叙事效果来看，作品若只写支教，主人公易被简化为“奉献者”符号。而自述部分暴露出她的脆弱、孤独，呈现了一个立体复杂的个体。这使她的支教选择不是单向的“给予”，而是个体在寻找生命锚点的过程中，与另一群生命的相遇与互相成全。这种结构不仅没有割裂文本，反而让支教经历超越了事件本身，成为关于艺术的本质、教育的意义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的价值如何实现的多声部沉思。

《绽放》的语言风格也与其内容高度契合：既有报告文学的纪实严谨，又不失文学性的诗意表达。作者善于运用大别山的自然意象——雨丝、虫鸣、野花、晨雾、山路、茅屋、竹林、星空——与古筝音乐和人物心境相呼应，营造出独特的审美空间。书中对俞晓冬和她的山里娃学生的多个古筝演奏过程的解读也有着不同的用意。有的侧重展示音乐本身的美妙，有的则是以曲笔用琴声的风格变化反衬出人物心态，将古筝演奏与人物心境、故事情节相结合，使音乐成为叙事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

《绽放》这本书让我们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什么是完整的生命？俞晓冬用她的选择给出了答案——艺术的本质是心灵之间的桥梁，生命的价值在奉献中体现。《绽放》不仅记录了一个温暖的故事，更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物灵魂深处的美与善。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社新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