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岁月沉淀的文学经典，是承载人类文明、滋养心灵世界、凝聚民族精神的宝贵文化财富。本期“围读”栏目，作家汪家明携新作《欧美文学名著阅读记》与评论家、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翻译家、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文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管慧勇，畅谈读书经历、共话经典力量，倡导大众亲近经典，坚持深度阅读，在文学经典中读懂时代、丰盈自我。——编 者

汪家明：1966年我13岁，因为生了一场病，有一年零三个月没有出门，很寂寞，于是四处借书、读书。我那时候读得最多的还是普希金的书，可以说我对文学的爱好源于普希金，他是我的文学启蒙者。其他一些很难懂的书也读，很多人问读这些书对你有什么用呢？我并没有想过有没有用的问题，只觉得读书是一种乐趣。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苏联时期的纪实小说《初升的太阳》，它讲的是一个少年艺术家从6岁开始学画画到15岁去世的人生，特别动人。从这本书中，我第一次了解到列宾、苏里科夫、谢洛夫这些画家，又进而了解到一些和画家有关系的作家如屠格涅夫等人。通过这本书，我开始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视野。后来，我第一份工作就是画画。

1978年，我进入大学读中文系，上了4年学，却没有记过一本课堂笔记，因为我不听课。为什么？因为老师讲一位作家要讲两节课，其实我10分钟就翻完了课本，然后我就看小说，有时候看得忘乎所以。大学4年就这样在读“杂书”中度过了。

这就是我早年的两次读书经历。

施战军：汪家明老师比我大13岁，但是我少年时的阅读书单却和他的高度重合。这是因为那个年代书籍比较稀缺，只有父兄辈的书传到我们这里，我们才能看到。书上有他们的勾画和批注，非常有意思。这种阅读方式具有某种历史纵深感，一点一划、一两句话可能恰恰就是历史最生动的注脚。

在那个时候，我们普遍都有一种阅读上的饥渴感，渴望读到好书，读到以后真的着迷。对我来说，阅读更像是一种唤醒，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去的记忆，书里充满了过去的记忆；二是当年读到好书时的战栗。我至今记得当时读普希金《致大海》那首诗的时候，整个人都为之动容、浑身颤抖。年少时若拥有过这样的阅读瞬间，人生便会多一份光彩。而这份从少年时代延续至今，直至年过花甲依然能触动心灵、警醒自我的力量，也终将被我们好好珍藏。

刘文飞：我想起来一个俄语词“全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的普希金纪念碑落成典礼上做了一个致辞叫“普希金演说”，中间就用这个词来称呼普希金。这是俄国第一座建给诗人的纪念碑，在这之前有给皇帝、将相、科学家的纪念碑，但是给诗人的纪念碑还是第一次。就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称赞普希金是“全人”。

我想把这个词拿过来用在汪家明老师身上，他也是一个“全人”。他小时候偷读“禁书”，老了以后藏书。他是作家、出版家、藏书家……跟书有关系的身份他全有了，跟书有关系的每一行他都占了，所以我说他是一个书界的“全人”，我再发明一个词叫“全书人”。

说回汪老师这本新书，它不是一本纯学术的著作，甚至不是纯书评，汪老师是带着感情在写，把他自己阅读的过程和亲身经历写进去，所以这本书不叫赏析或导读，而叫“阅读记”。我想读一下书中的一段话：“1981年5月买肖洛霍夫四卷本的《静静的顿河》。崭新的、散发着油墨气味的书摞在枕边，我至今记得那种满足和愉悦。我认认真真、不急不慢地重读它们，重温那些与小说内容紧密相关的素描插图。”汪老师提到“不紧不慢”，我想大家不一定理解，我和战军老师能理解，我们当时读书有的时候舍不得读，会读得很慢，就怕很快读到结尾，后面就没有书读了。书中还提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汪老师说他在读《叶尔绍夫兄弟》，可他拿到的这本书缺了后面几章。大家一直找不到完整的书，他和几位书友便常常一起讨论结尾。后来有一天终于找到了全本，可等看完结尾，几个人全都不满意。我觉得这样的阅读体验，现在也很少有了。

汪家明：当年读那些书不是为了求知，就是因为寂寞。我记得我当时在青岛寂寞得很，但是读这些书就让我不寂寞了。当时就是和“吃书”一样，看了那么多书，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我列下了名录。就和鲁迅当年开书目一样，我也给人开书目，每一次都少不了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这是很薄的一本小说，10万字左右，我百读不厌。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就是一个爱书人，读书是我最重要的事，我的整个生命因为读书而更有意义。

“经典可以读一辈子”

管慧勇：我年轻的时候不大喜欢看文学书，甚至一度认为文学描述的都不是真实的东西。现在，我慢慢觉得历史可能有些是不真实的，文学反倒是真实的。我觉得经典的意义可能就在这里：每个人的视角都很狭窄，只能看到我们认知范围内的东西。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真实，可是很多东西你虽然没看到，但它是存在的。我想文学经典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不曾看到的那些东西，而且它们很真实，甚至比生活还真实。

汪老师在前言里面讲了一句话：“读经典要从小开始，老了也可以读了——孩子读和老人读，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经典，是可以读一辈子的。”经典都是经过时间淬炼而留下来的，我们当下很多人不阅读，有的人说“看手机也是一种阅读”，但那是以视听为主，视听会阻碍你的想象力，反而阅读能打开我们想象的空间。所以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更应该去读经典，让一本经典陪伴一生。

汪家明：读书，特别是经典作品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入骨髓”。比如《初升的太阳》，我看了17遍。我对这本书熟到什么地步？书里写到特列杰亚柯夫画廊，里面的布局陈设、每个展厅对应的画家、画作的摆放位置，我全都记在了心里。2008年我去莫斯科，专程探访这座画廊。现场只有俄文标识，没有英文，更没有中文。可我凭着阅读此书的记忆，给同行的人从头到尾讲解了一番：这位画家是谁，这幅作品讲述了什么。这一切，都得益于当年反复品读这本小说。

刘文飞：汪老师特别注重翻译，会阅读不同版本的译作，并给出评价，提出哪种版本更好。人们读译作往往都会先入为主，一般喜欢最早读的版本，如果这个版本不是特别糟糕的话。

施战军：刘文飞老师说得非常对。我们一开始接触一个译本，后来就很难接触另外一个译本了。比如说一个作家在引用普希金的诗歌的时候，引用的不是你读过的译本，你会觉得读起来就像嘴里在嚼沙子，这是完全能成为一种身体反应的感觉，足见先入为主的影响有多深。

汪老师在《欧美文学名著阅读记》这本书里尽显语言洁癖。他本人的文字用词精准，从书中的引文也能看出，他格外痴迷优美又精准的语言。我们常常忽略一位评论者或是读书人引用文字的深意，很多人引文只是为了印证观点，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引文代表着他们对美、语感，乃至文字节奏、情感温度的理解。在书中，汪老师摘录了《包法利夫人》里两段极美的文字，我从前也读过这部小说，却未曾留意到这般动人的描写。这段写爱玛与罗道耳弗身处野外的场景：“天已薄暮，落日穿过树枝，照花她的眼睛。周围或远或近，有些亮点在树叶当中或者地面晃来晃去，好像蜂鸟飞翔，抖落羽毛。一片幽静，树木像有香气散到外头。她觉得心又开始跳跃，血液仿佛一条奶河，在皮肤底下流动。”能捕捉、甄别出这样的段落，背后需要深厚的文学修养，以及长年累月对美的积累与感悟。《包法利夫人》的译者李健吾也写散文，他本人的散文笔触并非如此精雕细刻，却在翻译福楼拜的作品时译出了如此动人的文字。原著固然优美，但这样出彩的译文，离不开翻译家自身的功底，更源于他倾注的用心。若是态度马虎、不愿用心打磨，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

说到经典的特点，我认为每一次重读经典，都能让人获得新的启发。品读经典时，你会忽然发觉自己思维敏锐、情感丰盈，也会将自我认同投射到文字之中。倘若缺少这份共情与投射的能力，便很难真正读懂作品。之所以能对一部书侃侃而谈，正是源于这样的内心投射。

不同童话带给人的感受也截然不同，读《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体会各有差异。我们常会偏爱其中一些故事，也会因为心生畏惧，刻意回避另一些篇章。我小时候格外喜欢《打火匣》：一名大兵在路上行事张扬，有人告诉他一处洞穴藏着财宝，他便钻了进去。先是拿走铜钱，接着又取走白银、黄金，贪欲越来越盛，把行囊塞得满满当当，最终也因此惹祸。故事里的士兵每划一根火柴，钱财就会应声出现。儿时只觉得这个故事新奇有趣，和长辈讲的民间夜话一样吸引人。慢慢长大，这类讽刺愚钝、浅显直白的童话，渐渐无法再满足我。步入青年后，我才真正意识到安徒生的不凡与伟大。童年读安徒生，只当是普通童话；成年后才明白，他的作品不只是写给孩子，而是能陪伴人直至暮年。他笔下的情感、人生思考与价值观念，跳出了世俗认知里的浅薄，这便是他真正伟大的地方。

（整理：王泓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