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的重要性在于保持文化的多样性，防止微观记忆、异质声音被全球化、现代性所吞噬。因此，通过口述史的方式进行非遗采访、整理、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非遗文化记忆研究大多立足于一手资料与鲜活的历史记忆，从中提炼出规范性、定型化的经典与档案。无论是定型前还是定型后，都有非常多的个体化的非遗记忆。因此，我们必须借助不同的记忆内容，去审视非遗变迁所造成的影响。在嬗变的过程中，个人记忆亦有赖于不断的阐释、讨论与更新，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意义。个人记忆是个人独特感受的表达，不像集体记忆那样精确、严密。但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一个人在讲述过去时，总会不自觉地触及他所在族群或团队的共同观念。也就是说，个人记忆其实是“个人感受”与“客观事实”相互交织的产物。正因如此，个人记忆与历史材料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它的真实性和价值，可以从“是否在场”和“是否同源”两个方面来判断。

具体来说，个人记忆的真实性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界定：第一，指讲述者是否真实在场并亲身经历所叙述的事；第二，指说话者的主观经验是否直接源于该在场事件，从而与客观事实构成时间连续性，而非事后从别处拼凑使之附着于内容。当然，我们可能还涉及这样的问题：不同个体的记忆差异如何产生？我们如何缩小这种差异？我们可以从“共同经历”和“事后整合”两个角度来看。首先看群体是否共同在场，即不同身份的人是否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共同参与同一件事。其次，不同的个体把非遗事实融入自身进行讲述时，能否让个人感受与历史事实相互印证、彼此统合。

很显然，当个体亲历事件时，内在的感受与现场的真实环境紧密嵌合。记忆由“真实的经验”与“现场的经历”两部分共同构成，因而记忆根基扎实，可信度较高。譬如，在关于传统龙舟的访谈中，一位退休长老忆及保护龙船头的经历时说：“那时候那是宁愿受骂，都不能让龙船头受辱。要是剩余的龙船头不见，我的灵魂也不能安息。”叙述中出现一些个人化的、带有强烈情绪的主观表达。但是，说话者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客观的在场者，为事实提供了确定性根基。另一种情况则相反。当个体并未亲历事件时，“主观想法”与“客观事实”便容易相互脱节。在这种情况下，讲述者头脑中已有的经验观念先行存在，无法与客观事件实现时间上的连续衔接，其表面上的连续性实为一种被拼贴出来的连续时间线。因此，此类个人记忆的可信度相对较低。这是因为，讲述者的个人表达无法与真实的现场产生关联。他们站在旁观者、听闻者的角度，所述内容多为外在的印象。

对于同一个非遗事件和非遗场景，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可能做出不同的叙述。很多普通村民会根据外部的隐性要求，让自身的表述和对应的事实互相嵌合在一起。同时，他们打破个人经历的时间局限，让个人记忆贴合大众公认的、传承已久的集体历史符号，以此缩小普通人和村里权威长辈之间的价值差距。

对叙述者而言，关键的一步在于将当下的个人感受结合具有历史依据的过往事件，并通过补充客观历史背景，让个人回忆落地、有据可依。这一语言转换过程，既能贴合真实的历史背景，又能保留自己的亲身体验，从而使得原本纯粹内在的感受，拥有客观的参考价值。以传统龙舟为例，一位村民说：“以前女子虽有种种禁忌，但不影响我们对龙舟的喜爱。”此类“虽……但……”的句式以及“对……的喜爱”的表述，属于个人向他者陈述自身的情感态度，欠缺历史背景与事实支撑。当研究者追问“为何喜爱”时，说话者引入特定的外在历史事件作为补充，使得个人的主观感受和真实的历史事件相互对应，主客观内容得到有效中和。这份个人记忆因此才变得可信，具备真正的参考价值。

当访谈对象为地位特殊的长老时，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往往是“亲身见证”与“真实事件”的完全统一。他们的个人记忆大多贴合集体事实，核心原因就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客观历史事件几乎完全同步，记忆内容有明确的评判参考，可信度较高。而普通村民的记忆，大多只是直观的个人感受，想要拥有和权威长辈一样的可信度，就需要主动结合大众公认的历史事件进行补充修正，让自己的个人体验和客观历史时间线相互对应，从而获得与权力地位较高的长老相同的可信度。

我们在采访和调研中发现，不同身份的讲述者，有不同的话语策略。作为研究者，我们需要通过他们所讲述的具体话语，看到他们的言说立场，进而判断其话语可信度的高低。有了这样的初步判断，我们就可以通过不停追问，从不同侧面还原非遗事件和非遗现场，获得更加全面而准确的材料和认知。

［陈玉珏系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罗湘林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媒介生态构建研究”（25BTY027）阶段性成果］